新宋-第3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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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布与薛奕早已起身，连忙回了一礼。曾布瞥了一眼秦观腰间的勋剑，索然笑道：“少游，的确是久违了。”薛奕却笑道：“少游如今立功异域，已是天下闻名矣。我在南海，闻少游谈笑之间，便抵定高丽局势，令王运得顺利即位，亦为少游高兴。”秦观忙笑道：“朝廷经营已久，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不过坐享其成而已，比起曾公、薛侯，实不足挂齿。”众人一面说笑着，一面重新入座。蔡京早已在秦观面前满上三杯，秦观也不推辞，一连干了三杯，指着桌上的空杯，笑道：“我早知蔡元长不是甚善男信女。”
蔡京笑道：“秦少游又何曾吃斋念佛？我这酒里面没有鹤顶红，却奈何不了顺王殿下。”
“鹤顶红？”薛奕抬眼看了一下蔡京，又看看秦观，他自是知道所谓的“顺王”便是王勋的谥号，但此时见二人皆怡然自得，好像他们说的事情，不过是一壶平常的高丽清酒那么简单，这才知道原来他在南海时听到的传言，并非是空穴来风。薛奕禁不住问道：“我在南海时，听人说起高丽继嗣，众口百般，莫辨其是。那王勋果真是被毒死的么？”
他这么一问，曾布也停了下来，专心看着蔡京与秦观。蔡京瞥了一眼秦观，笑道：“这事是少游主持的，还是少游说罢。”
秦观点点头，轻啜了一口酒，放下怀子，缓缓道：“曾公与薛侯皆非外人，说说也无妨。”他说到此处，忽然一笑，望着曾布、薛奕，道：“我辈久居异域，朝廷公卿中，早有人视我等为异类。去国万里之外，被人视同于贬斥；在海外专制一方，又常被劾为跋扈；开口言利，闭口权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无吝于小人……恕我直言，这七八年间，不要说蔡确、狄谘，曾公、薛侯、还有元长，还有我自己，这海外诸臣，有哪一个不是腰缠十万贯？这免不得又要招人妒忌。朝中便有人管我们叫‘夷官’！我资历最浅，能驻节高丽，已是非常之恩，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曾公、薛侯，还有元长——便是蔡确、狄谘，哪一个不是功绩卓着？但自吕相公当国后，却皆受尽排挤。这些事情元长最清楚——熙宁十五年、十六年，朝廷三度想调狄谘进礼部，吕相公引班定远之例，竟是想让狄公老死广州，全然不顾败坏朝廷经营海外之成法。还有蔡确，十八次上表乞归国，也是吕相公拦住……”
“少游，说这些闲事做甚？”蔡京见秦观越说越是愤懑，连忙用话拦住。他知道秦观少年得志，虽然在高丽颇立奇功，但在大宋的官场上，却毕竟是太嫩了——今日在座之四人，或许还是朋友，但明日相见，便未必不可能成为仇敌。到时候这番话，便是“怨望”，这是足以将人的政治生命终结的罪名。而且此时四人中，薛奕还是武臣，万一牵连起来，事情便不可收拾，他蔡京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
但秦观所说之事，却是在座之人的心病。狄谘与蔡确被排挤，曾布与薛奕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布这几年中兢兢业业，颇立下些政绩。他在南海七八年，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原来石越得势之时，他还幻想过东山再起，但石越失势，朝中实际柄政者是吕惠卿与司马光，他深知这二人自己都指望不上，兼之在万里之外消磨了七八年，什么雄心壮志都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年将半百，不免徒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乡情，因此遣人上下打点，所求的与蔡确并无二致，都是希望能够埋骨家乡。但是朝中诸公卿，收了他的礼物，却全当理所当然，竟无一人替他说话，他联想到江南东西路做个知州都不可能。他又怕皇帝疑他怨望，也不敢致仕，眼见着便要老死凌牙门。若非这次石越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坚定海外诸城要逐次轮换官员的决心，他曾布断不可能有机会再见到汴京的繁华。
而薛奕，虽然枢府与兵部的主官们并没有刻意的排挤他，但他少年得志，难免与枢府、兵部、三衙里的文武官员、胥吏们不怎么对眼，朝廷这几年间先是关注西北，然后又是西南，海船水军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虽然风光过一阵子，却也立即被冷落。而对待薛奕部更是如同后妈。薛奕几年前便提出在船上安装火炮，竭力宣扬海船水军必须以火炮制胜的观点，甚至提出海船水军的火炮无需动用国帑，但奏折一道道递上去，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朝廷既不允许随意增设火炮作坊，又因火炮至今为止曾未在实战中显露过可以影响到战场胜负的作用，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无意扩大火炮的产量——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火炮，自然应当优先照顾两北边防，薛奕争取了几年的时间，最终也只要到一门火炮，而且还在途经杭州时被杭州的海船水军给“借”去了，两军至今还在为此事打官司。而最让他无奈地是，汴京不断有人以“轮戍”为名，将他部下精锐调走，然后从其他海船水军中补充过来一堆老弱残兵。他麾下的得力将领，但凡被杭州的海船水军听到了名字，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人肯定已经不在他帐下了。薛奕这几年间，俨然成了大宋水师学堂的山长，专门替他人做嫁衣裳，连带着数年之间，他个人也一直得不到升迁。曾布、蔡确们是想回国而不可得，薛奕则是每年必须至少回一次汴京。但对薛奕而言，汴京的风与凌牙门的风都不一样，他在南海之时，虽然偶尔也会怀念汴京的繁华，但是，他毕竟还是更喜欢南海的无拘无束。他这个大宋的“伏波侯”，到了汴京，只会觉得手足无措，处处都显着不合时宜。每每看到汴京外城四面城墙上新安装的八十余门火炮，薛奕便会觉得极度的刺眼。当年太宗皇帝坚持定都汴京的时候，不是认为“在德不在险”么？朝廷公卿们不是说国库空虚么？那为何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既不先供给塞防，又不肯供给海防，反而让它们在汴京白白受着风吹雨打呢？
曾布与薛奕如此，蔡京也好不到哪去。蔡京在杭州做了两任知州，连皇帝都数度称赞他的才干，但是因为他是额上写着字的石党，始终得不到升迁，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因石越推荐，进太府寺做寺丞。他与秦观相识已久，又同属一派，雅不愿他落下什么话柄；兼之他是此宴的主人，见曾布与薛奕被秦观触动心事，皆郁郁不语，又笑道：“少游原非善言辞者，在高丽数年，竟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我等要听的，是高丽国继嗣之事，谁又叫你说这些没意思的闲话，该罚一杯！”
“是该罚，我认罚。”秦观已知自己是话多了，忙自斟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曾布与薛奕连忙陪了一杯，薛奕笑道：“少游说得也没错。其实而今朝廷谋划海外，虽不无有远见卓识者参赞其事，然真正可依赖着，唯石公一人而已。不过，少游还是说说高丽之事罢，我好奇已久，朝廷经营高丽有年，为何王徽去世竟没有留下遗诏，而且还是让王勋继位，闹出这么大一场风波来？”
“薛侯之言正中要害！”秦观不由感慨道：“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等闹出这偌大的风波，可称无能。不过其中亦有颇出人意料者……”
“此事追本溯源，还要从熙宁十五年说起，从那一年开始，大宋与高丽的贸易便出现了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当是自一开始便存在的，大宋每岁卖到高丽的货物，远远超过了高丽卖到大宋的货物。朝廷施加种种压力，让高丽国解除贸易限制，其后趁着高丽国战败，又迫使其取消不许铜钱出境之禁令，但事到如今，却证明那原来不是一件好事——从那以后，便如大堰开了道口子，高丽的金银铜大量的流入大宋，其国内发生严重钱荒，但其贵族对大宋商品的需求却没有止境，为了满足其贪欲，只好加倍克剥百姓，这反过来又导致百姓连一般的大宋商品都买不起。于是，大宋与高丽的贸易额自熙宁十五年起，逐岁下滑……兼之高丽因挑衅契丹，军费激增，国库困乏，百姓又困于徭役之间……”秦观忧心忡忡谈起这个几乎无法可解的死结，“因为这种情形，高丽国内敌视大宋的情绪与日俱增，贵族士子中有见识之辈，开始频频上书高丽国王，请求恢复钱禁，限制两国互市。而便连一般无知无识的贵族，因为财力上之困厄，对大宋也心怀不满。敌视大宋的势力增强，也是顺理成章的。王徽本已决意传位于王运，却也变得犹豫不决。王勋便是因此获到支持，被一班大臣拥戴继位。”
说到这里，秦观苦笑着叹了口气，道：“不瞒各位，我当时亦是大吃一惊。这些因由，其实是事发之后，我们亡羊补牢，才弄明白个所以然来……之前我们还在幸灾乐祸，高丽民不聊生，关我大宋何事？”
“那王勋继位之后，我才恍然惊觉出了大事。他即位当晚，王运的家眷便躲到了江华岛的大宋军营里来。开京流言四起，都说王勋要强迫所有的王弟出家。第二日上午，使馆的职方馆官员便传来情报，王勋已经派遣使者向辽主告哀，并请求册封。到了下午，才有王勋的长子来使馆，乞求入京报哀。我立即许诺，但最终王勋派来大宋的使者，却只是一个王叔。我当晚便遣人出城，秘密联络驻江华岛驻军。次日一大早，便再去求见王勋，向他许了一大堆好处，以求暂时稳住王勋。王勋既不曾得到全部贵族支持，又不能完全控制开京军队，正自顾不暇，兼之他也不敢得罪朝廷——”秦观忽然停了一下，嘲弄地笑了两声，“高丽国虽有人恨两国互市入骨，但真要没了两国互市，只怕也同样有一堆人要不习惯。况且大宋毕竟有军队驻扎，其边境驻军中，有不少武官都是我大宋臣子，他即位不到数日，没有朝廷册封诏旨，他的政权便无法稳固，自然也没有胆量真的便马上撕开脸皮来。他反倒假心假意安抚我，没多久，又派他的尚书向我诉苦，指天画誓，道绝不敢背叛朝廷。只不过他们也无力再与辽主对抗下去，不得不虚与委蛇。”
“我假意相信其诚意，倒厉声训斥了那民部尚书一顿。又让他转告王勋，新王即位，须善待前朝大臣，和睦兄弟，三年不改先王之政，否则是致乱之由。大宋望高丽有长君在位，更望高丽有贤君在位。几天之后，江华岛驻军便夜不解甲，枕戈待旦。停留在江华岛附近的海船水军，也开出港口。这番做作，将那王勋几乎吓破了胆。只是战战兢兢准备着王徽的丧事，也不敢轻举妄动。反倒不断派人来游说我，望能得到朝廷的册命。但职方馆暗中早已查清楚，他其后一个月内，至少暗中向辽主派出了三拨使者。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向使馆附近调派了数百甲士。不过有这么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