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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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陈元凤？！”赵顼愣住了，“母后如何知道陈元凤的？”他不觉喃喃自语出来。
赵顼身旁一个内侍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说话，但又似是顾忌到什么，又收了回去。但他的表情却全部收入了赵顼眼中。赵顼心中动了一下，不动声色的踏上舆驾，离开了保慈宫。
“道长，这一局棋，却是小王侥幸！”距玉津园不远的一座道观内，赵颢笑吟吟地向李昌济说道。二人面前，摆着一副黑白相错的棋局。
李昌济将手中的黑子丢进小棋篓中，笑道：“是贫道输了。”
“听说石越的夫人已经启程进京了。”赵颢似不经意地说道。
“哦？朝中争议未定，倒先将他家眷召入京师。今上毕竟是舍不得不用石越的。”李昌济一粒一粒的捡着棋子，一面笑道。
赵颢笑了笑，道：“道长的主意，孤已依言向太后进言。且已向太后说了，孤不过是忧心国事，不欲因此博虚名而使兄弟生嫌，故要请太后辗转白于皇兄。”
“如此便是妥当。”李昌济淡淡地说道。
“道长说皇兄果然会知道是孤所言么？”赵颢虽然想掩饰自己的关切，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他对“虚名”，绝非是不在意的。
“自然会知道。”李昌济似笑非笑地望了赵颢一眼，缓缓说道：“陈元凤不过一大名府通判，九重之内，如何知道此人？又如何知道此人与吕惠卿交好，素与石越有心结？今上是极聪明颖悟的人，这一层如何能瞒得过他？”
他暗暗摇了摇头，赵官家三兄弟，赵颢毕竟不如乃兄。赵顼想到这一节后，必然会询问宫中的内侍，这一段时间太后召见过什么人，那是一问可知的事情。
“不仅皇上会知道，用不多久，事情便会传开来，汴京城是最爱传播这些流言的地方，几个月后，便是官民皆知昌王献策定计了。”
“哎！”赵颢不胜唏嘘地叹了口气，道：“兄弟相隔，竟至于此。”
“贫然依然是那个主意。”李昌济将最后一粒棋子放入篓中，道：“大王现在既要韬晦，亦要收名誉。求田问舍者，难济大事。大王只须事事秉着为国家社稷之心行事，凡有建明之处，皆尽量归功于人，远避浮名。只需如此这般，大王虽不欲求虚名，而盛名可致。皇上开始或有猜忌，久之，必不相疑。至于其余的事情，自有贫道替大王周全。”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凝望赵颢一眼，悠悠道：“若天命在大王，则如此经营，必见其效。若天命不在大王，亦可全身保家，留令名于史册。”
已近黄昏的崇政殿显得有几分阴郁。
此时殿中只有紧绷着脸的赵顼与跪在他面前的一个内侍，愈发的显得森然。
“昌王？！”赵顼的脸色如同千年寒冰。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内侍战战兢兢地说道：“奴才与保慈宫的宋来要好，他亲眼所见昨日太后召见昌王，还屏开内侍宫女们说了一阵话。后来陈衍又特意吩咐他不许乱传。”
陈衍是高太后的亲信宦官，赵顼是知道的。以面前这个内侍的身份地位，若没有证据，借给他一个胆子，也绝不敢胡乱攀诬陈衍这样的人物。因此，赵顼心里已信了八九分。“怪不得母后竟然知道一个区区大名府通判！陈元凤是吕惠卿举荐的人，母后一向看不惯吕惠卿，此番竟然举荐起陈元凤，且与范纯仁相提并论，若说没有昌王进言，绝不可能……”赵顼在心里计议着，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他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谋略了？
赵颢是他所深知的，说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恪守祖宗的法度，颂扬道德之士，这些方面的确可以称为“贤王”，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事务，无论是人事还是政务，又有哪一样是这个昌王能理得清的？
他什么时候竟然便长进了？！
这个建议若是太后所倡，还见不到它的妙处。若是赵颢所建明，则其中的妙处又岂止于此？他推荐的几个人选，竟然是照顾到了几乎朝中所有势力的利益！甚至连向皇后一家都没有漏过！
幸好他还懂得不要来卖这个好！赵顼在心里冷冷地说道。
跪在皇帝脚下的小内侍，突然间打了个寒战。
文彦博自崇政殿出来后，眼见着天色已晚，便径直出了皇城，打马回自家府第。从崇政殿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来看，文彦博猜测皇帝实际上对石越为帅之事已经基本上有了宸断。但是“将从中御”的传统在皇帝身上却始终根深蒂固的存在，虽然其表现有了一定程度的克制。由枢密会议推荐各路兵马的主帅，这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文彦博却认为，在兵力配置、进兵路线、各路兵马的战略目标上，应当多听取陕西将帅的意见。朝廷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石越这个主帅要来何用？况且战局是变化莫测的，主帅若没有相当的决断之权，极容易贻误军机。但是当今这位皇帝，有时候却似乎是恨不得自己能率兵亲征才好。
但愿石越能有一点独断专行的魄力。文彦博几乎是有点矛盾的想着。身为大宋枢密使，全国军队的最高长官，文彦博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予前方的主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要说服皇帝克服他对战争指手画脚的习惯，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一段时间，皇帝也许突然觉悟了——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旧病复发。有人认为“将从中御”是大宋的祖宗家法，但文彦博却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性格使然。太宗皇帝与当今的这位皇帝，大不敬的说，都不免有点志大才疏，便格外喜欢“将从中御”，但太祖皇帝与仁宗皇帝，甚至是真宗皇帝，都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在位时间不长的英宗皇帝，也看不出来有这样的倾向。
但即便如此，与皇帝的坏习惯作斗争，亦是一件相当让人困扰的事情。
“相公，兵部尚书吴大人求见。”文彦博刚刚下马，便有家人前来禀报。“吴大人在客厅已候了小半个时辰了。”
“知道了。”文彦博略有点奇怪，但却不动声色地吩咐道：“快带路。告诉夫人一声，留吴大人在府上用晚饭。”
“是。”家人此着文彦博向客厅走去。未多时，便已到客厅，只见吴充正在那里正襟危坐，但双眉紧蹙，显得有点心不在焉。连文彦博走近都没有发现。
“冲卿。久候了。”文彦博一面走进客厅，一面向吴充抱拳笑道。
吴充回过神来，忙站起来，回了一礼，如释重负地说道：“文公可回来了。”不待文彦博说话，吴充又说道：“下官亦不敢说那些虚文，实是有要事，要向文公讨教。”
“是何要事？”文彦博亦极少见到吴充如此着急的神态。“莫非哪里闹兵变了？”说完，他自失地一哂，果真闹起兵变，吴充就会先找皇帝了。
果然，便听吴充叹了口气，苦笑道：“比些许小兵变还要严重几分。职方司加紧文书，长安府职方司有两个不成器的小武官，私自刺杀仁多澣的使者。”
“这是何等大事？”文彦博不以为然地笑道，“石越这点事都处分不了？”
“这两个小武官，一个是种家的，一个是姚家的。被刺杀的使者，是文焕。”吴充只是不住地苦笑。
“文焕？”文彦博愕然。
“正是。文焕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吴充道，“兵部闹出这样的事来，下官亦无脸面继续做这个兵部尚书。职方司郎中至相关主官，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这都不用说了。只是如何处分两个犯官，却甚是棘手。在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种事来！”
“大宋自有律令！冲卿你怎的闹起糊涂来了？”文彦博一掌击在桌子上，厉声喝道。
吴充怔了一下。
“种家、姚家又如何？他们敢造反不成？！”文彦博沉着脸说道，“此事不诛，国家法度何存？若是姑息，祸乱更甚于藩镇。冲卿只管回府，等着诸种诸姚的谢罪表章，看看谁敢替自家子侄求情？！石越与卫尉寺亦自会有奏章递上。大宋不是晚唐，容不得武人胡作非为！”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唯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第八十四节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着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着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心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