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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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风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
这背后的努力与艰难,折可适不可能知道太多。折可适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小习武,束发从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陕西路的延州军中度过的,调回河东府州,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对于京兆府长安城,折可适并不陌生。他不止一次到过长安,但却没有一次有今日这般震撼。
虽然不再是汉唐的京城,也屡经战乱破坏,但是长安城一直延续了它的宏大整齐庄严肃穆,那种规模与气质,正如它整齐对称的街道坊市,遍布全城的坊墙一样,顽固的保持下来,仿佛一千年间没有任何改变。战火可以烧掉它的建筑,但是它却会在一次次被破坏后,顽强的恢复自己的旧观,那种气质,仿佛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人一进长安,都能感觉到汉唐的气息,都会从心里面不自觉地生出一种仰慕与崇敬。
但是,在熙宁十三年,当折可适站在长安城中之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长安城气质的变化。这座古都似乎在一夜之间,沾染上了汴京城的市民风气,少了一点高高在上,多了一点平易近人。在长安街边叫卖的声音,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外地口音,更让折可适一时间颇难适应。对于长安城来说,这是自唐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但对于很少读史书的折可适而言,他只觉得长安城变得陌生了。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豪迈了亮的歌声伴随着整齐的步伐从折可适身后传来。折可适心中兴起一种莫名的亲切,连忙转头望去,原来是一都禁军出操归来,经过安抚司辕门前面的街道。这些士兵没有穿标示他们隶属军队的背心,但是从队首那面迎风飘扬的长箭贯日军旗,可以知道这是神锐军的士兵。
“驻守长安的,是神锐五军还是六军?”折可适在心里暗暗揣度着,无论如何,他承认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目送着这一都士兵走过,折可适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轻声哼起飞骑军的军歌,一面在心里想着,沈括上章建议禁军诸军应当拥有自己的军歌,以激扬士气,的确是个好主意。
“三十遴骁勇,
从军事北荒。
流星飞玉弹,
宝剑落秋霜。
画角吹《杨柳》,
金山险马当。
长驱空朔漠,
驰捷报明王……”
飞骑军的这首军歌,说起来,还是选自石越的诗词配谱而成呢。“我们折家与石子明,看来还真有一点缘分。”折可适一面想着,一面收敛心神,牵马快步向安抚司衙门走去。
石越送走一位长安的富商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对侍剑吩咐道:“今日断不再见客了。要不是为了这破马政……”他一面说着,一面叹了口气,起身便要往后院走去。在繁忙的政务军务当中,能和自己的宝贝女儿多呆一会,实是一种难得奢侈。
“学士。”当石越为人父的角色一日比一日清晰之后,便极少有人再来叫石越“公子”了,所有人都自觉的改换了称呼。侍剑同情地看了石越一眼,苦笑道:“有一位客人,学士只怕非见不可。”
“喔?”
“府州折克柔派人送信给学士。”侍剑从手中厚厚的一叠名帖中,抽出一张来,递给石越。
石越只瞄了一眼,便饶有兴趣地笑道:“折可适?河东折家的人?”对于折可适,石越并不陌生,他摇了摇头,笑道:“看来确是非见不可。”
“要不要请潘先生?”侍剑谨慎地问道。
“不必了。”石越抚陕之后,幕府之中的人才大增,他总共养了十几位幕僚,但是真正能倚为心腹的,始终只有潘照临与陈良。但先是驿政,后是马政,两桩事情几乎让陈良没有一分闲暇;而筹措即将到来的战争后勤,又将潘照临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石越还清楚地记得驿政初成之时,筋疲力尽的陈良大病了一场,几乎把命都丢了,后来整整将养了三个月才康复。有了这前车之鉴,眼见着对西夏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石越可不希望自己的首席幕僚也被累垮。
“去请他进来吧。”
“是。”侍剑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厅去。
石越坐回到帅椅上,望着侍剑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在陕西的这两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军政事务当中,石越颇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在内心的深处,对于朝堂中的勾心斗角,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进行着平衡与妥协,他渐渐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来,并且下意识的回避着这一切。这两年间,他悍然推行许多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源于这种厌倦与懈怠的情绪。人类这种动物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如石越,当他凭借着小心谨慎与妥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达到高位之时,竟然会突然间厌倦小心谨慎与不断的妥协,反而凭仗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蛮干”。
“难道我是骄傲了么?”石越再一次拷问自己的内心,“难道是一次一次的正确与胜利,让我开始忘乎所以了?所以我才会对似乎永远止境的谨慎与妥协感觉到不耐烦?”他在心里摇着头,给予自己否定的回答。“无论如何,政治首先是一种平衡各种势力的游戏……”
“学士。”侍剑的声音打断了石越的自省。
“嗯?”
“折将军来了。”
“请他进来吧。”话一出口,石越就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若是以前,他应当会降阶相迎吧?但……当然,以石越此时的身份,坐在厅中等候折可适,便已经是一种礼遇了。但是人的这种惰性,还真是可怕啊!石越自嘲地想道。
侍剑答应着,走出厅外,很快便领着一个精壮的关西大汉走进厅中。
“末将致果校尉折可适,拜见石帅。”折可适见着石越,忙拜了下去。
“折将军请起。”石越一面吩咐下人给折可适看座,一面趁这当儿打量着折可适。这个史书上记载过的名将,比自己要小上几岁,他身材与自己相侔,但是显得更加精壮有力,一身戎服一丝不苟地穿着身上,仿佛竟是个天生的军人。石越注意到,折可适那略显谦卑的眸子中,其实藏着不易觉察的桀骜。
折可适也趁着这机会打量着闻名已久的石子明。虽然早已知道石越的年轻,但是看到一个比自己大不到十岁的人,身居正三品的高位,安抚一路,一向颇为自矜的折可适还是感觉到几分沮丧。三分里说周瑜三十七岁破曹,这件的事情不料现实中也存在。石子明给折可适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轻、消瘦、疲惫。
“家叔慕石帅之名久矣,不料缘悭一面,常以为生平憾事。此番末将入京,因责末将顺道拜会石帅,并致书信一封,聊以慰平生之愿。石帅身负国家之重托,事务繁忙,冒昧打扰,还乞恕罪。”折可适恭敬而有礼的说道,一面掏出一封书信来,双手递上。
侍剑连忙接过,递给石越。
石越接过书信,笑道:“某亦久仰府州、遵道将军英名,只恨无缘得见。今日能见‘将种’,足慰平生之志。”他口中的遵道,乃是指折克柔之弟,声名更在乃兄之上的折克行。而所谓“将种”,却是在夸折可适。折可适未冠之时,便被郭逵赞为“真将种”。
一面说着,石越一面拆开书信,却见书信之中,折克柔亦不过殷勤致意,并无半语道及国事。他自然知道折克柔之意——互不隶属的两个边臣避开朝廷私自商议国事,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都难免会招到朝廷的疑忌。折家世镇河东,深得宋室信任,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自毁基业。
他将书信收好,向折可适关切地问道:“劳府州挂念,本帅实是惭愧。不知府州目疾,可有好转?”折克柔患有眼病,在熙宁十二年之时,便已屡次上表请求致仕,由他弟弟折克行继任府州知州。石越既然有意于西夏,沿边诸将的情况,他自是了如指掌。
“多谢石帅挂念。只是家叔之目疾,已非药石所能治。”折可适淡然说道,“生老病死,家叔虽是武人,亦看得平常,所恨者,不过是不能战死沙场,名列忠烈祠尔。家叔常言:为将者之悲,是得善终,死于儿女子之手。”
“府州真豪杰也!”石越击掌赞道,顿了一会,又喟然叹道:“但使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果真大宋武人皆有府州风骨,朝廷又岂会受制两虏近百年?!”
“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折可适默默念着这两句话,叹道:“我堂堂华夏,受制两虏近百年,此实忠臣义士切齿之恨也。所幸天佑大宋,百年之耻,不日可雪。”
“不日可雪?”石越似乎很诧异地望着折可适。
折可适笑道:“自石帅抚陕以来,屡败西贼,兵威震陇右。今河西己丑内乱,实是天赐良机。古语有云,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国家抵定灵武,正当时也。陕西虽三岁童子,亦知西夏当亡,大宋中兴可坐待。家叔与末将言:吾折氏世受国恩,虽为武夫,亦知此为报效君王之时。石帅坐镇长安,为国家之柱石,受皇上之重托,寄士夫百姓之厚望,其良谋善策,必非吾侪所能及者……”折可适给石越戴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