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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章

新宋-第2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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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降,对于曾经为国家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潘照临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来。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宋朝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尚气节的风尚,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若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潘照临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这种价值观,石越自己也曾经推波助澜。但他心里,却极反对将任何一种价值观推向极端。

投降的确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亦并非是不能被宽容对待的。普通的军民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文武官员与士大夫,即使就在宋朝,被俘后投降敌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重返故国,也大都会被原谅。若是在非常之时,出于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还会不惜于重用反复无常的将领。只是,宽容地对待投降这种事,人们也许会默认这种行为,却绝不能容许有人来宣扬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伪。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士林最尚气节的时候。石越也曾经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气节,虽然他认为所谓的“气节”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但是总会有道德洁癖的人,欲将此强加于人。

他并不怀疑丰稷在危难之时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亦同意士大夫应当具有气节。但石越始终认为,所谓的道德,最好应当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尤其是过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宜强行加诸他人身上。他也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是有限的。一个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而牺牲,自然值得尊重。但是,却不应当用任何手段,强迫个人去牺牲。

但石越也明白,人类往往能以平常心对待一直是自己敌人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是赞赏前半段是敌人而后半段不再是敌人的人;却往往无法原谅前半段是友军,后半段却是敌人的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理智的生物,一个四十年不断的杀害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的人,比起一个曾经在二十年内竭力保护过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而后二十年却变成敌人的人,似乎前者更容易被原谅与接受。

人类的本性如此,而“气节”则是一种容易蛊惑人心的东西。用它来要求自己固然很难,但它却能轻易地让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要求他人。

如果自己附和一下丰稷的议论,也许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也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则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这是毫无道德风险的事情,在政治上,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样做,却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唯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为文焕辩护肯定是“不智”之举,他将要为此承担巨大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而且极可能是徒劳。他没有信心说服任何人。但是任其自然么?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潘照临、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他连《汉书》都没读过么?!”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w…r…w…h…u。c…o…m‘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划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讥。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那你速令陕西房去查明!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取其首级;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已,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操心。但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侮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好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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