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1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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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照临却笑道：“如此贵重，若能得其制法，其利不可估量。”
唐甘南苦笑道：“这却要去何处觅来？听说琉璃是由琉璃石烧制而成，传闻之中，琉璃石产自西域。”
石越知道中国之琉璃业虽然独立发展，但进步缓慢，明代琉璃业之发展，郑和下西洋带来大量的琉璃工是其中一件大事，因笑道：“此物是人工制成。其透明如此，可称玻璃，若一面镀银，可以为镜，胜铜镜百倍。若能得其制法，其利百倍。若二叔有意于此，何不设法去买回胡人中的琉璃工？”
唐甘南眼睛一亮，笑道：“只怕轻易买不到。”
“我会写信给薛奕，托他留意。昔日赵飞燕时，所居之所，以琉璃为窗，光可照人，我大宋自己要厉行俭朴，但是不妨鼓励邻近诸国的君主奢侈一点。”石越半开玩笑地说道。
唐甘南也笑道：“倭国的贵人，高丽的显宦，以至南方交趾等国，都不难被这些淫巧之物打动。但辽国新君却似乎不是个喜欢华服玩乐之人，比耶律乙辛强。至于西夏，却要问智缘大师了，若能令其主奢侈一点，我们百姓可赚钱，朝廷也可以坐享其利。”
潘照临也淡淡道：“李元昊之所以能为乱，正是因为他学匈奴之故伎，让百姓不着丝绸绫缎，不吃茶叶，以减少对于我大宋的依赖。辽国亦限制民间饮茶，正是为了避免受制于我。若能让其贵人耽于享乐，此勾践之所以兴而夫差之所以亡。”
智缘笑道：“吐蕃贵族心服大宋，亦是缘于此。羌人喜爱茶叶与大宋的衣物器饰，其贵人更是喜爱丝绸瓷器，朝廷加以恩德，便容易笼络。然夏国则不同，秉常虽然亲信汉人，喜爱汉风汉俗，但他即位之时，不过七岁，现今亦不过十五岁，尚未成年，大权一直旁落，梁太后专擅国政，置秉常如同傀儡。她以妇人专政，便只能打出重视蕃俗的旗号，借元昊旧法，来笼络一些部族首领，欲以奢侈之物打动她，只怕难以奏效。”
“那梁乙埋呢？”石越不由问道。其时正是西夏大安元年，梁太后专权已久，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梁乙埋与其子梁乙逋合谋，重用都罗尾、罔萌讹等人，权倾朝野。从熙宁二年起，便废汉仪，用蕃礼，袭元昊故智，屡屡侵犯宋、辽边境，以转移国内矛盾。至熙宁四年不得已才与宋朝议和，五年和议始定。但梁氏以外戚专权，不得不努力转移国内势力的不满，因此又屡屡觊觎辽国西京道。不过石越却听说梁乙埋父子都是喜好享乐之辈，他知智缘往来宋夏边境，深知西夏虚实，故有此问。
“梁乙埋固然爱享受，但是梁太后虽为妇人，却不可轻视。其杀伐果断，智谋深远，不下吕后、武则天。”智缘一再强调西夏梁太后之能，石越想起宋朝五路兵败之事，不由一时无语。良久，方道：“虽然如此，但夏国女主当权，幼主若昏暗，还可无事，若幼主聪明，一旦成年，必生事端。以汉献帝困于曹阿瞒，尚有衣带诏之事，何况秉常之于梁太后？”
智缘眸中精光一闪，凝视石越，问道：“参政高见。不知参政以为西夏母子，将在何日反目？”
“当在秉常行冠礼之后！若梁太后果如大师所言，她又岂会轻易归政？”
“参政既能洞见幽明，何不早图之？”智缘说起西夏之事，实是关系到平生的抱负所在，不由慨声道：“夏国不比辽国。辽国除幽蓟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抚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镇之，则终究只能亲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边境安宁之外，便无尺寸之用。而夏国河南之地，凡华夏强盛之时，未尝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虽愚可知。若能进据灵凉二州，西则可开通丝路，北则可夹击辽国，精兵良马，其地所产，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关内无烽烟，大宋无西顾之忧。且夏国自元昊后，国力衰落，正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为汉。辽东非不能为我所有。”石越笑道：“然而我听说耶律濬才智过人，又信任贤臣，我大宋兵不练甲不精，一旦行军，处处掣肘，且于辽军有未战先怯之忧，真要打仗，胜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劝皇上不可轻举妄动。历来占形势而兵败，不知凡几，实不得不谨慎。至于夏国之事，若朝廷早做准备，一待有变，兵锋直指灵夏，当其内外疑惧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一鼓而胜之。故我的不少主张，皆急欲在四五年之内克见事功。为的是万一西境有事，不致被国内之事困住手脚。”
智缘听到石越这番话，当真喜出望外。石越分明告诉他：他已然决意图谋光复灵武！智缘一身抱负，尽系于西事，王安石罢相，石越得势之后，他以为石越行事谨慎，志在国内，便是对外用兵，也当是一二十年后之事，因此满腔雄心，渐渐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逊于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内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来。智缘心意已动，便试探道：“参政若要谋划西事，不可不结纳吐蕃。”
其时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长董毡本是唃厮罗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佑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还，触怒董毡，遂杀契丹使者，绝辽通宋，至此已有十三年。当年夏主谅诈在位，以为吐蕃与契丹有隙，即领兵而西，欲吞并吐蕃，并乱秦州，时张方平在秦州，严阵以待，谅诈无隙可乘，转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厮罗击败。两家世仇，愈结愈深，唃厮罗虽曾两败于元昊，却三克谅诈。青唐吐蕃实是宋朝有力的盟友。
石越目光转向潘照临，潘照临微微颔首，笑道：“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西蕃亦多归附。联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毡终是蕃人，他日有事，无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凉城，以为牵制。若要谋划西事，其根本还在中国。”
“善！”智缘本是试探石越之见识，此时听潘照临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笑道：“本朝诸公，无一语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国一国户口，仅能当陕西之一路，以陕西四路攻夏国，倾全国之力供粮饷，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当。又朝廷之中，凡议兵事者，尽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取绥州、城罗兀，无不干犯言路，众议纷纷，以为衅事。贫僧愿为参政言平夏形势：平夏之地，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石越连忙吩咐道：“取地图来。”顷时，便有家人将一幅地图取来，挂在客厅的屏风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细观看地图，便见在陕西以北、河东路以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垣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腹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腹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弃之不争，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本是天赐良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这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费，也是在所难免。“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内，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长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我终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要制造机会，首在用间……”
第二十九节
数日之后。大宋尚书省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两府各派一人并同主持，于是工部尚书苏辙与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多个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简单明了地要求：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发现多处数据错误，以不胜任论处。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重大。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习惯，严厉地与工部的官僚主义斗争，甚至主动请求《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当时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恩许民间生产敕》，这份敕令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但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突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正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参知政事石越与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于那些商贾，也是极有利可图之事。”石越笑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