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大民国-第9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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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瑞青也笑笑：“土地当然不是问题，不过真的要将莫沙夫引入中国，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都是私有的，这一点无法改变也不能改变，否则这个动荡可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第二、我们这个中国式莫沙夫应该怎么进行管理？以色列国的莫沙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包括了社区自治功能的经济政治合一的组织，这一点同苏联的集体农庄相似，但是以色列的莫沙夫实行的又是民主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否可行呢？”
“不、不，”毛泽东摆摆手：“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算什么难题，以色列莫沙夫的土地虽然是国有的，但是使用权归个人，也不用向国家支付什么租税，实际上同私有无二。所以我们的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实行莫沙夫制度的障碍，当然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有一些麻烦的，比如要怎么样将土地比较平均的集中到少数农民手中，不能使土地过度集中，那样就不是莫沙夫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农场了。我的设想是由农业部、渔农总会牵头，并且向愿意组成莫沙夫的农民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到相应的土地，大约是人均20亩地。至于另一个问题也好办，我们的莫沙夫也是要搞民主的，苏联、印度、日本三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反对独裁！这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
第910章 集体化原来是可以搞好的
民主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泽东和中共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共产党是因为专政而亡，中共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恩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可以先试点，等得出经验以后再在整个联邦推广。”常瑞青轻轻转动手中的茶杯，思索了一下，又补充道：“另外，还可以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日本四省和爪哇省推广莫沙夫模式。”
说到这里，常瑞青停顿一下又说：“莫沙夫是个洋名，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农场，每个农业合作社所属的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邻近以便管理。每个家庭农场的人均耕地面积应该高于20亩，原则上不设上限，也可以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加入，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将是最基层的政权，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将负责选举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教育、文化、卫生和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合作社社员均有权参加社员大会和委员会选举，社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由。
此外，合作社委员会至少要有两名专门的管理委员，其中一名管理外务，与政府机构、银行和销售部门打交道；另一名管理内务，处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
由于兼有基层政权的功能，因此农业合作社还必须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负责建设管理小学和卫生所，还需要修建一些公共设施，所需经费原则上由全体社员分担。
不过合作社也不是单纯的基层政权，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是农民社员的联合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它的特点取决于社区内农民的要求，与社员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组织作为社员在市场中的代表，通过与组织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进行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来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从创造利润的角度讲，它与企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利润的分配上，它必须将市场所得在社员中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合作组织对内部成员（社员）具有非赢利性，对外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常瑞青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里面的众人，露出一丝笑容：“同志们，你们觉得这些大的原则是否可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满意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而陈独秀刚才在听常瑞青和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就不断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这会儿接过问题道：“总理，你和总统的设想都很不错，是有实行可能的。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联邦政府准备拿出多少资金和优惠政策来推动农业合作社？我们的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如果没有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会对这个农业合作社感兴趣啊。”
“当然是要给些扶植政策的。”常瑞青拧眉思索了片刻，缓缓道：“首先是由渔农总会提供低息贷款给农业合作社和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其次是免除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历年积欠；再次是农业合作社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享有税收优惠，可以免缴田赋；最后，渔农总会还应该在每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所在地开设商店，向社员销售低价的日常生活用品。”
第911章 现代化就是城市化
“有了这几项优惠政策，农业合作社应该可以很快被大中华联邦的农民所接受？”常瑞青微笑着问了一句会议室里的众人，大家都纷纷点头。就目前联邦政府的财力来说，常瑞青给出的这几项优惠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常瑞青又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微笑道：“总统，e来，合作社的事情，内阁将会全力推进，但即便是实行了合作化，土地集中和城市化的趋势还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农业合作社本身也要建立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你们说是不是啊？”
“总理说得很对，”毛泽东淡淡地笑了下，他明白常瑞青的意思。“我看总理提出的二次土改方案在原则上也是可行的，e来，你说呢？”
“是的，从美国农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传统的小农生产的确是没有竞争力的，一旦资本主义大农场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出现，东部地区的小农经济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我们应该抗拒的。”周恩来紧了紧浓眉：“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农业合作社其实也是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模式，但是将来是否可以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竞争都很难说，就更别提东部的亿万小农了。”
说到这里周恩来忍不住叹了口气，似乎对必将要崩溃的小农生产颇为惋惜，陈独秀也叹息一声：“先进的生产力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将摧毁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过去的近20年里，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原有的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大规模萎缩。被更先进的大工业所取代了，这样的情况也必然在农业生产当中出现。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这个过程不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冲击。”
“不，不会产生什么冲击的。”常瑞青笑着摆摆手：“在大农业生产取得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全力推动城市化，其实我的第二次土改真正的看点不是促进土地集中，而是吸引农民进城。”
说到这里。常瑞青的神色略微有些得意，他可是个“历史过来人”，知道另一个时空中国的城市化遇到的种种难题。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而在这个时空，现在仅仅是1936年，他这个中国总理就已经找到了一个城市化的办法了。
“城市化的办法就是重点发展超大城市。帮助而不是阻止农民进入超大城市生活就业。而且还要让人民，包括农民、工人在超大城市安家置业，而农民进城安家置业这件事情本身，就将大大拉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大家听到“房地产业”这个词儿都同时愣了一下，现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座的诸位除了常瑞青都是不会做生意的，当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