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直面地方官员访谈录:成都方式-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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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有问题吗？
李春城说，应该说问题还很多。比如城乡一体化，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热火朝天地推进。但是要解决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要解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的问题，就必须要把统筹发展这篇文章做好。这里面难题就多了，有点像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现在我们破了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们的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远没有到位；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也远未到位，还有许多地方要改，包括已经改了的部门；我们的干部过去搞审批，现在做调研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体权力小了，工作难度大了，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另外，由于干部群众的民主素质还处在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当中，因此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比如我们在村支部书记选举中就发现选举不规范的问题，拉票的人跑到群众当中去，说我给你5元钱或一包烟，你投我一票；或者个别乡镇党委书记的素质与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但是党员选了他，你就只好让他干下去，等等。诸如此类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还比较多，但这是正常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这些事情你必须做。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成都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我说，你们有过接受批评和质疑的思想准备吗？这些事情，你们做了，我也准备说，说出去以后肯定是议论纷纷，不会是一片叫好。
李春城说，实际上我们希望听到批评意见，甚至是骂声。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既关系重大，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即便是这个“第一步”，也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的地方。以我个人的经验，其实有些反对的意见可能还很有借鉴意义，甚至比支持的意见帮助还大呢！
我说，我现在就有问题。我的问题可能刁一点，就是农民究竟有没有拒绝“城乡一体化”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你们现在的做法我知道，是先建后拆，把新家给农民盖好，请他去看，满意就搬。那么会不会有农民说好房子我就是不住，我就爱住不好的。你跟他解释，说不向城镇集中，城市文明就没办法普及到你那里。他说我就不要城市化，我就不要文明，我就喜欢野蛮。这是有可能的。
一路平安（3）
李春城笑着说，你这个问题既“刁”又“钻”。其实，这些问题不但农民有，市民也有。
于是他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讲他们的一些具体解决办法。然而我却走了神，不在状态了。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的问题，是只能在实践中解决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造世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田野草莽中的实践，常常是比高头讲章和官样文章更有价值，也更能让人回味的东西。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成都，请一路走好！
后记 致歉与鸣谢
一
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已是疲惫不堪，我决定就此中止这项工作。无疑，这会留下许多遗憾，比如调查研究不深入，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但是没有办法。我还有别的任务，只能匆匆告别成都，把这份急就章交给读者去品头论足。这是我要向读者朋友致歉的。
必须强调，“成都方式”是成都市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成绩和功劳，本书也无意宣传任何个人。但由于时间所限，我无法一一走访19个区（市）县，无法和更多的人访谈。许多重要的推动者，比如刘佩智、徐季桢、孙平、李建、杜开宗、晏开明，都未能见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也是要向他们致歉的。
致歉的同时还要致谢。首先我要感谢长期关注中国发展问题并出版过相关学术著作的陈健先生，他对这个研究计划给予了经费支持。其次我要感谢成都西藏饭店的热情服务和部分费用的减免。最后我要感谢成都官方的支持配合，感谢程一峰君协助整理访谈记录，以及许多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是为记。
易中天
2005年10月4日，成都
二
本书初稿完成后，并没有出版，原因是总想能够再修改完善。但这时我已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邀请，准备录制《品三国》了。这一录就是将近两年，不但没了时间，也没了精力。现在看来，重写和修改都不再有可能，只能豁了出去。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原谅！另外，为了保证真实，这次交付出版，只做了个别技术性处理，正文仍保留原貌。包括一些受访者的工作和职务发生了变化，也不做更改，特此说明。
又记。
易中天
2007年9月6日，厦门
忧患（1）
金嘉祥忧国忧民：
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的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口碑。只要是他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去说、去做，而不顾及什么官场上的这个那个。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对我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已是升官无望，他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一见，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猪儿优先。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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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2）
我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
我说，这个时候，城市可是发展了。
金嘉祥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还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捡到的“干货”还是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