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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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崇祯弘光相继完蛋,疏藩朱聿键称监国后,他那颗躁动的心变得开始不安分起来。
对于拿破仑来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对于朱亨嘉来说,不想当监国的王子不是好王子。
1645年8月3日,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国家高干”的拥戴下,黄袍加身,面南背北,自称监国。
称监国后,朱亨嘉改桂林为“西京”,作为首都。封杨国威为大将军,兴安伯,孙金鼎为东阁大学士,关宁箴为广西布政使。
另外,凡在“西京”中,愿拥护他监国的大小“干部”,一律升职加薪。
靖江王这次起事,最有创意的举措就是采用“洪武”的年号来纪元,要知道,洪武爷早已“升天”二百多年了,因此朱亨嘉颁旨时,日期落款竟然是洪武278年。
他这样做,大概寻思着,靠洪武爷这块招牌,既能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又能激起全体大明人同仇敌忾的决心吧!
为把自己做大做强,朱亨嘉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履职之初,就派人到柳州、庆远、左江、右江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招募“土狼标勇”,作为自己的嫡系雇佣军。
此时广西“最大的国家干部”——广西巡抚瞿式耜,自然成了朱亨嘉首要的拉拢对象。在拉拢未果的情况下,干脆将其“非法拘禁”。
瞿巡抚在称帝问题上,本来是个铁杆的“拥桂派(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对隆武帝并不感冒。
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被拘禁的他连连秘密上疏,在表忠心的同时,还恳请隆武帝早日出兵平叛。
隆武帝还没有采取措施,朱亨嘉就行动了。这主要是他认为广西是“贫困地区”,不能让他大规模地征兵征粮,就御驾亲征广东,准备打下这个沿海发达省份后大展拳脚。
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对两个“朱”衡量后,认为实力的天平在朱聿键的一方,于是积极响应隆武帝的号召,平叛立功。
丁总督和朱亨嘉是有些交情的,为麻痹这个对手,他打着“恭迎圣驾”的旗号,率兵赶到双方正在对峙的梧州。
四肢不发达、头脑却简单的朱亨嘉果然上当,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丁总督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逃回桂林。
敌退我进,丁总督趁热打铁,挥师直向桂林城下。
脱险后的瞿巡抚成功策反了朱亨嘉手下的重要将领焦琏反正,协助平叛队伍顺利收复桂林城,并活捉了朱亨嘉及其党羽。
押到福京的朱亨嘉同志受到了“特别关照”,被安排到隆武帝曾经战斗多年的地方——皇室专用监狱,去接受思想和身体的“再教育”。
在这里,朱亨嘉度过了生命中一段痛苦而难忘的时光后,因突发“疾病”,与世长辞!
按下葫芦起了瓢,刚处理完靖江王这档子“家丑”后,朱聿键同志就又接到益阳王在浙江龙游自立为监国的不幸消息。
益阳王,是辽王朱植的后代。
现在,这家伙竟对外宣称得到慈禧太后(不是大清的西太后,而是弘光帝嫡母邹太后,现投河自尽)密旨,自已将作为朱由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出任大明监国,并在龙游、遂昌一带授官任职。
隆武帝简直要抓狂了!
不过,这位监国也没折腾起多少大浪来。
因为这位爷的人生理想,只不过是要借助监国的名号来卖官挣钱。在隆武帝下诏严厉斥责后,就灰溜溜地躲了起来。
隆武帝这下可真松了一口气。
第十八章 隆武帝的努力奋斗
“家事”的纷争让隆武帝感到为难,但“国事”的不可为更让他犯愁。
和弘光帝不同,前半生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当这个皇帝,的确不是奔“提高个人生活品质”的目标而来的,所以在称帝后,依然保持了“安贫乐道,艰苦朴素”的作风。
个人喜好上:他不饮酒、不游乐、不和女人交朋友。
个人用度上:他把原来的福建布政使的官衙,末加改造装潢,就直接拿来当作“皇宫”;
宫中只许使用磁、瓦、铜、锡等便宜货,不许用金、银、玉等高档品;
甚至还不许使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等生活奢侈品,只许用寻常布帛,实实在在保持了一个小康人家的生活水准。
他当皇帝,是奔着“光复河山、成就大名”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在生活上保持“低标准”的同时,在政冶上却对自己“严要求”。
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的痛苦就是朕的痛苦、群众的愿望就是朕的愿望”作为自己政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他大力整顿公务员队伍,净化官场环境,为此专门出台了“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强硬法律制度。对胆敢以身试法、顶风作案的邵武通判陈主谟、汀州市长王国冕、古田县太爷吴士耀等,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其次他大力争取沦陷区的民心。
当他听说南明军队每次收复失地后,一旦发现有剃发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叛民”屠杀时,就紧急颁发“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圣旨,对沦陷区的群众,声明不论其有发无发,一体保护。
此圣旨一下,立刻得到沦陷区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此后,隆武帝的军队每收复一沦陷区后,该地群众均能出人出粮、踊跃支前。与先前闻“军”即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此之外,隆武帝在政治上还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总体政略上,改弘光朝的“平寇优先”(镇压农民起义优先)为“御虏优先”(抗击清军入侵优先)。在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政府派来的招降使者马得厂。并诏告天下,定于本年八月十八日,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别小看这一政略的转变,南明以后能联合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十六年的斗争,均得益这一政略的转变。这也印证了那句话————“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二是结束了党争,他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专长,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总结了明亡于党争的现实,为结束党争创造了舆论氛围。
随后,他下诏赦免包括阉党在内的一切政治犯,对那个已成为过街老鼠的马士英,也允许其在江浙前线“建功赎罪、以观后效。”
做完这些工作后,隆武帝静静守在一旁,等待大明“中兴奇迹”的出现!
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努力奋斗一番后的隆武帝,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曙光,而是落日的余辉。
外部:清军依然步步紧逼,在湖南、江西、浙江三个战场上向南明政权发动新的攻势,各地丧师失地、一败再败的“丧报”纷至沓来。
内部:隆武政府虽得到了南方各省“残明政府”的承认,但这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向中央“交钱”,反而不停地伸手向中央“要线”。
这下弄得隆武帝财政收分外紧张,不得已推出了“预征税于民”的政策。
福建民众负担更加沉重,不久便唱出了“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流行歌曲,表达自己对隆武朝的失望和不满。
更让隆武帝伤心的是,福建仙游、永安、永福、永定、沙县、诏安、龙岩等地,竟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的反政府事件。
万余名反政府武装围攻龙岩县城,还打下了诏安县,杀掉地方官,劫走了库银。
隆武帝如同遇到了一道复杂的方程式,苦苦求证,难得其解。
经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反复论证后,隆武帝认为:朝纲不振、百姓不宁,根子在福建军阀头子郑芝龙的身上。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这个小公务员的儿子,从小就“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梁山好汉”的底子。
但这小子私生活不检点,十八岁时,就因勾引后妈,被父亲赶出家门。
人生,有时会跌入低谷。
但这并不可怕,跌入的低谷也许会成为攀登新高峰的起点。
关键的一点,在于自己如何把握!
郑芝龙这个小同志的人生,现在就跌入了这样的们低谷,举目四望,无亲可依、无友可靠。
但个性顽强的他竟凭着聪敏的智慧、过人的胆识,混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等地,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天主教。
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生下了一个中日混血儿——郑森。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成了东南亚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谈虎变色的“海盗头子”和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商界领袖”。
与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拥有巨大政治野心的“陆盗”不同,“海盗”郑芝龙则拥有的则是巨大的经济野心。
为顺利实现这一野心,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招安后的他,凭着天下大乱的机遇和自己善于经营的头脑,逐步攫取了福建大部分区域的行政权、国防权、外贸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他有了上百只大商船、数万人的私人卫队,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外人士都得向他“保护费”后方敢下海航行。
在黄道周老先生发起的“拥唐”活动中,他看上了朱聿键“奇货可居”的价值,也上表拥戴,并热烈欢迎朱聿键的“流亡政府”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长期驻扎。
他这样做,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发展方式来一个大转变,由“经营商业”转变为“经营政府”!
对于郑芝龙的个人算盘,隆武帝心知肚明,但他自信通过自己的笼络、感化、驾驭等手段,可以逐步掌握郑氏家族,为己所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给了郑氏家族无与伦比的官爵和特权,还以自己无子为由,把郑芝龙那个混血儿——郑森,收作自己的义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并封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不久又封为“忠孝伯”。
但随后隆武帝就发现自已的一片心血都白废了,郑芝龙只不过想利用自已来维持郑氏家族在福建“一族独大”的地位,对他下达的命令不听不从、敷衍了事。
隆武帝为收复失地,曾下诏宣示将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出兵北伐,御驾亲征,但郑芝龙却以财政困难,缺乏军费为由推辞。
隆武帝想让郑氏从其外贸收入中给国家分一杯羹,但郑芝龙却用“预征税于民”、“逼大户捐助”、“卖官售爵”来应对。
几番交锋以后,他们的关系从“两情相悦”发展到“相看两厌”,彼此都对对方失去了热情和尊敬。
郑芝龙曾以自己在拥立活动中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在朝见时排在文武诸官之首。此议立刻遭到了阁首黄道周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按大明祖制,武将不能排在文武诸官之首,只能排在大学士之后。
隆武帝在这一礼仪之争上坚决站在了黄道周的一边,让郑芝龙大丢颜面。每次上朝,只能跟在一帮老夫子后面亦步亦趋。
在一次朝会上,郑芝龙、郑鸿逵当着隆武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立即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为敲打郑氏兄弟,马上嘉奖何尚书直言敢谏,并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郑芝龙,处处创造机会地给何尚书难堪,致使何尚书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得已,只好“退休回家”。
即使这样,郑芝龙仍然不善罢甘休,为向隆武帝示威,竟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何尚书的一只耳朵。
得知此事的隆武帝,却无法动用皇帝的权力对“凶手”予以惩罚,只得以泪洗面,仰天长叹!
这件事,被“路边社”编成了“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的“微博”,生动宣传,广泛转载。
万般无奈之下,隆武帝产生了找出一位忠臣,组建一支“新军”的想法。
隆武帝的忧、隆武帝的愁,急坏了一个人,他自觉地站出来,毅然上书,愿意组建一支“新军”,并代替皇帝外出督师。
这个人就是隆武朝的首辅——黄道周。
黄道周现在对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的作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谁说文人不能整军经武?”他渴望自己这次能够带笔从戎,为君解忧,为国立功!
隆武帝感动之余,欣然同意。马上拜黄首辅为大明督师,让他先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
首辅外出督师,崇祯朝有杨嗣昌,弘光朝有史可法。
杨嗣昌外出督师时,崇祯帝给了他调动全国人力、财力、兵力的权力。
史可法外出督师时,弘光帝也给了他调动江北五镇兵力和使用江南江北钱粮的权力。
黄道周外出督师时,隆武帝能给他的,却只有几百张空白的“委任状”。
但黄老夫子竟凭着这些“委任状”,跑回家乡,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