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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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众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在下关码头，左团长眺望水天一色的长江，一种“风萧萧兮江水寒，此身一去兮不复返”的不祥预感忽然涌上心头。
艰难北上
使团北上，到达泗州，拜会在此督师的首辅史可法，左团长紧紧拉住首辅大人的手，谈出了自已心中的两点疑虑。
左团长说：“这次谈判，如果给清方利益大了，自己就会和秦桧一样担上千秋的骂名；如果给清方利益小了，谈判破裂，也会逃不脱误国祸民的责任。两不讨好呀！”
史可法大吃一惊，赶紧张开自己“老媒婆”的贵嘴，滔滔不绝地为左团长上了一堂内涵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史老师讲义浓缩为一点，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不好意思，借用了二百年后林大人的至理名言。）当前南明最大的政治就是谋取生存时间和空间。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即使暂时挨了一身骂，时间也会为你证明一切的，到那时，国家会牢念你，人民会感谢你。
一番热情洋漾的讲话，让左团长如拔云见日，心里亮堂堂的，于是，他挥一挥衣袖，精神抖擞地再踏征途。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越往北走，越是这种荒凉凄残的景象！没有向导、没有驿站，缺粮少食、盗贼横行，使团的一行人饥一顿、饱一顿、小心翼翼、走走停停，终于在九月初五到达了清方控制区的第一个城市——山东济宁。
但使团在这里得到的，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代表了一声声猛烈的炮火（备注：不是礼炮）。
享用了一顿最高礼遇的大明使团只得郁闷地绕城而过。
九月初九，使团到达了汶土县，终于见到了一个还算“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大清河运总督杨方兴，他正在这里领兵疏通大运河。
杨方兴，辽东汉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就通过科举考试“混”进大清公务员队伍，算是大清第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国家大干部。
“汉人见汉人，说话甭客气”，当杨总督得知使团的来意后，秉着“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直率，给头脑发热的使团成员大泼凉水。
“国家谈判要凭实力，现在清强明弱，这能谈出什么结果来？我看，你们应该是先把南方的粮食北运，来显示和平的诚意！这样我也可以帮忙向摄政王求情，但最好的结果是你们先取消国号，承认大清中央政府，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得到充分地肯定，使团上下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方总督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清朝当政者的态度，使团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继续北上！
十五日，使团到达临清，终于盼来了迎接的队伍，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念及故国之情，竟擅自作主派军队来为“南方人来的亲人们”（事后老骆同志因此而被撤职查办）保驾护航，这让使团感到了莫大的温暖。
但在抵达德州的十八日，这种温暖被一张张贴在大街上的告示刮了个干干净净。
这些告示是奉山东巡抚方大猷之令贴上去的，告示上写得明白：“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作为降清的前明官员，方大猷采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与南明使团相见，可谓用心良苦。
清朝政府的忽冷忽热，令使团上下疑惑不解，纷纷猜测：清朝的当政者是否对南明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
使团的猜测是没错的，多尔衮同志在“和平声明”发表还不到一百天，就对南明政府的态度又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由“和平共处”改为“武力兼并”。
变化的原因是这样产生的：
一是占领了特大城市——北京后的多尔衮同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北京及其周边的十多个县都闹起了不同程度的粮荒，作为“大家长”的多尔衮只好“大公无私”地把满洲这些年来的存粮都调来应急，仍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在北京“经济界专家们”的指点下，明白了，这都是“南方独立”惹的祸！
北京城自从经过元世祖忽必烈兴建，明成祖朱棣加工，近四百年的发展，已使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城一跃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八十多万，所需要的粮食、布匹、茶叶等根本无法自给，必须从南方源源不断运来。
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物资供应链断裂了，南方得不到北方的马匹、煤炭等（这个相对好克服），北方得不到南方的粮食、布匹、茶叶等（这个比较难克服），结果弄得北京市面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日趋困难，这也是李自成在北京呆不长的原因之一。而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靠南方那点年年进贡的“发展基金”是远远不够的，不如……（以下省略二十个字）
二是多尔衮同志对自已的统治手腕、行政能力又有了新的自信。最大的阶级敌人——李自成被赶回娘子关后，大半年龟缩不出、无所动作。河北、山东的“济王”叛乱已告顺利平息、大清政府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政策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多年纷繁战乱的北方地区似乎正在慢慢地“尘埃落定”。
出现这种大好局面后，让他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乡更加心驰神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满族五百多年前的“一代枭雄”完颜亮未做完的“统一梦”，仿佛又在他的梦中浮现。
三是那些家在南方的前明降官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比多尔衮同志更直接、更迫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产、亲人都统统留在了南方，自己在北京可是“裸身做官”，如果“南北分治、一国两府”一旦实现，那只有等到变为鬼“才能回家看看”了。
不甘心“两地分居”的降官们自觉自愿地当起了国家统一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给多尔衮同志上书，喋喋不休地讲“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福王昏庸无能、难继大统”这类假话大话，煽动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投鞭断流、立马吴山。”
在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下，大清当政者已达成一致的共识——打过黄河去，统一全中国。
这就是大明使团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快！
大明使团将何去何从呢？
首轮谈判
局势严峻，左团长紧急召开全体使团大会，会上他着重强调使团这次工作的目的——是议和而不是投降，因此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端正工作态度，不能卑颜屈膝，做出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来。
九月二十九日，被“精简”为百人的使团来到河北河西务，因为知道了清朝将定于十月初一举行“开国大典”（清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宣布将统治由东北扩展到全国），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误解”，使团暂停于此。
十月初五，使团再次出发到达北京京郊的张家湾，清朝派出礼部官又奇库来迎接，总算给了南明使团一点薄面。
十月十二日，使团在清朝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从正阳门入城，早已听到消息的京城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来自“故国的亲人们”，只见为首的左团长一身素服，手捧国书，昂然前行。
“国破山河在，相逢竟两朝”，现场气氛分外沉闷压抑，欢迎者、被欢迎者情绪悲凉。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言的哽噎和无尽的眼泪。
“比起那些前朝的达官显贵来，这些百姓是多么淳朴啊！”左团长心生无限的感慨。
前几天，他秘密派出王廷翰、王言、祖泽溥，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已成为当朝新贵的冯铨、洪承畴、谢升、吴三桂，希望他们为南明的“和平建国”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年被崇祯帝打成头号大阉党的冯铨已对明朝毫无感念，接待来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待答不理的表情，连左团长的信拆都不拆；
洪承畴似乎良心未泯，见信后面色沉痛，含泪欲滴，对来使也宽言相慰；
谢升则感情复杂，接信后忽而叹息、忽而鼓励、忽而谴责、忽而欣喜，让人不知所云；
吴三桂的答复是；因清朝法令甚严，现身不由己，暂不能相见，但故国养育栽培之恩，没齿难忘，今身发誓决不与大明为敌。
是的，这就是以前那些轻马貂裘、锦衣玉食权贵们的态度，可以讲些不负责任的宽心话，但实质性的帮助，却一顶点也没有。
这能责怪谁呢？这能谴责谁呢？
比起那个动不动就被皇帝监视、下狱、脱下裤子暴打的前朝来，现在的前明降官们整体状态感觉良好，并没有多少亡国之痛。明朝，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渐行渐远！
不能责怪！不能谴责，惟有自己踽踽而行，以求一搏。
大明使团最后来到了此行的终点——大清外事接待部门，鸿胪寺。
由于刚才街上的一幕震惊了清朝的接待官员，所以当使团一行进入鸿胪寺后，这些清朝官员就如临大敌，不但将大门紧锁，还调兵将大院紧紧围住，搞得使团上下形同坐牢，再也无法进一步开展联络工作。
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派出几个普通官员来到鸿胪寺，明知故问：“南来使臣所为何事？”
左团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等前来，一则为与贵国商议联兵剿闯事宜，二则因贵国为我大行皇帝发丧，特当面递御书、银币表达谢意。”
带队清朝礼官漫不经心地说：“既然有御书，交给我好了。”说完作出伸手欲接的样子。
熟悉外交礼仪的左团长看出了此人的险恶用心，大声喝斥：“我等所奉为天朝御书，非一般藩邦进贡文书，必须当面递交给贵国皇上。”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清朝礼官嘟囔一句“不收也罢”后，拂袖而去！
十四日，得到情况汇报后的多尔衮同志认为南明使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考虑再三，决定派出满族的大知识分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作为大清的首席谈判代表，与左团长对阵。
作为满洲正黄旗人刚林同志，与大多数满人靠“武功”步入政坛的路径不同，这位大爷完全靠自学成才，熟练掌握了满汉两种语言，并在大清首届公务员考试以汉文应试，考取了“举人”资格（并非等同于“范进中举”中的举人，此举人必须精通满汉蒙三种文字中的两种文字）。后几经升迁，现已成为满洲首屈一指的文化高官，在内院大学士中仅排在冯诠、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四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之后。
身挑重任的刚林大学士今天第一任务就想给左团长来个下马威，长一长征服者的志气，灭一灭被征服者的威风。
刚学士带卫士十佘人，威风凛凛地佩刀而入，到鸿【文】胪寺的大【人】堂上让人【书】拿出一把椅【屋】子后居中坐定，先挥手让他带来的手下坐在他右边的地毡上，再挥手让左团长及其它大明使臣坐在左边的地毡上，这样的安排，是明显想让明使谈判未始，就低头一等。
左团长岂能吃此“外交礼仪不平等”之亏，厉声斥责：“席地而坐乃蛮夷之邦的坐法，我等来自礼仪之邦，快取椅子来坐！”
左团长气势之大、言语之正，令刚林吓了一跳，思索片刻后，让人搬来一把椅子，请左团长与自己面对面坐下。
形式争斗结束，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交锋。
自恃深通汉文化的刚学士站在“政冶第一”的高度，单刀直入、先声夺人。
他说：“，在旧国君被贼逼死之仇未报之前，应将讨贼复仇工作放在首位，而你等却先擅立新君，这严重违背了二千年孔专夫子《春秋》上的有关规定，作为一向标谤克礼复礼，以儒治国的贵国，不知贵使对此作何解释？”
你谈“政治”，我讲“法律”，左团长马上以《大明皇位继承法》应对。
“弘光帝乃我国万历皇帝之孙，大行崇祯皇帝之兄，按法自然应立为皇帝”。
被无形之中引到“法律领域”的刚学士也随之冒出了个法律程序问题。
“弘光之立，可有崇祯遗诏？”
左团长立即以法律中的“但书”原则应对：“崇祯帝忽死社稷，事出非常，我国即以非常应对，合法、合理、合情”。
整个谈判中，刚学士坚持南明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左团长则坚持必须保持南明的行政独立和领土完整。
刚学士越谈越显得毫无和平诚意，只想占一些嘴皮上的便宜。他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拳师，频频出招，看似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
左团长则如一太极高手，腾转挪移，步步为营，识破了刚学士的一个个语言陷阱，并转而痛击之！
双方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要务，把严肃的外交谈判，搞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