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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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吁兮！胡适是杞人忧天吗？历史不幸如此，使我们倍感宽容的重要。当年，从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不宽容，发展到这里，就逻辑地变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们分明可以把握这其中的发展脉线。这条“不宽容”的脉线四处横溢，它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创，甚至驱导我们走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斗争哲学”的不归路。这条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与火的一百年！今天，我们终于在时间上走出了那个世纪，我们在价值上也走出了吗？答案悬疑。就这个时代而言，30年来的精神蜕变，从历史上走失了的胡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开始重新认读胡适。但，尽管如此，胡适这个形象以及由它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没有，远远没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翻过90年日历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宽容依然是一种稀缺元素。如果进一步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认同并欣赏宽容，但宽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毕竟我还吃过前一时代的精神之奶，中过“毒”的我尚需长期克己。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当年陈独秀那样“不容”异己的言论，哪怕你是正确的，所得也不过是“正确的专制”。现代社会，又有哪一种专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包括法西斯。因此，我们可以不要“正确”，但决不能取舍“专制”。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更须要宽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种不宽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吧）。胡适和弘扬胡适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胡适的一生，就是为制度宽容而努力的一生，尽管他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到来。
正如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并非指的是实然，那是一个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这里的走近“胡适”，其诉求也就是走近“宽容”，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成为一个非血火的宽容世纪。那么，丈量一下吧，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记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们从绩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抱着一份期待；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们这个世纪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我期待我们能为这宽容世纪的到来做出努力、哪怕是抗争的努力——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当年胡适所做的那样。
让这个世纪早日到来吧！
让我在此馨香祷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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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 走向女权主义（1）
沈睿，学者、诗人，美国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证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热。我和七八个同学打好行李，搭车到了顺义县城。在县城，我们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行军。
我们是高中最后一年级的学生。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半年后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个：下乡插队。我向几个同学提议暑期去山区做社会调查，调查山区农民生活。我的提议居然被几个同学响应了。也许我们都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就好像是下乡旅行。我们都为集体活动兴奋不已。所以放暑假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
如今回忆起来，事情好像那么简单。事实也的确那么简单。我们还在文革之中，虽然已近尾声，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们没有预见到毛泽东和他的时代都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成长在文化革命时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代造就了我们。一个没有老师参与的社会调查就由几个学生自己决定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当时顺义县委书记。几个电话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万里，热不堪言。我们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车，走着到山区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种自找苦吃的大行军。 七月骄阳。我是坚持走着去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意志的锻炼。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来月经，小腹揪扭着痛，腰酸腿软，难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我咬着牙，精神昂扬地走在前面。
我成长在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我们学习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论。具体怎样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看来，平等就是一样，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认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装。男女一样， 就是我们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这种时代成长，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认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实上，我几乎比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强。那天的行军，就是我自强的证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行军，还可以比他们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顽强。
那晚我们留宿在燕山脚下的一个乡村。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刹那，我以为是山上的水库决堤了。我感到从地下滚滚涌来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动。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动山摇摇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短暂，来不及想。等意识到是地震时，地震已经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乡家的同学们大声地彼此呼唤，跑来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还是电视时代之前。我们这七八个同学里还没有一家有电视。何况在一个无名的小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我们却没有犹豫， 坚持继续向小山村行进。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着。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胶皮的月经带已经把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吭一声。我为自己自豪，觉得自己比坚强本身还坚强。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缩影。相信男女都一样。就是女孩子也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像一个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
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验。就在毕业前夕，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在震惊与恐惧之中，我决定和他分手，却没有分手成。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恳请我原谅他。我哭着给父母写信，不知该怎样做好。我的父母来信也说应该原谅他，因为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不到二十三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
沈睿 走向女权主义（2）
这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 “男女平等”这个信条。那个时候，1981到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在大谈理想的幻灭。与我生活和经历相关的幻灭却是极为具体的：男女不一样。一个女孩子结婚前要是处女，而一个男孩子却没有多大关系。我站在恐惧与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学毕业5个月，就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从此我的生活如同千万个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不但要天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是他只是帮忙的，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抹在脸上。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吗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婆母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因为丈夫很会读书。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当时的社会学校环境中被认为是道德问题，他被留校、留团察看，后来回湖北的一个师专工作。我们结婚三年后，他来北京在《诗刊》借调上班。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作妻子和母亲。为了给他时间和空间看书写作，多少个周日的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景山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来了，他就会嘟嘟囔囔，抱怨我们谈话没有水平，浪费时间。我后来干脆不邀任何女伴来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会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诗人童蔚约好下午见面。他整个上午就不高兴，在我出门前跟我大吵一架，结果我就没去成。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场。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沈睿 走向女权主义（3）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我写的东西常常被丈夫讥笑。一次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看了后，嘲笑我说，“写得比卡夫卡差远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梦想都磨灭了。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这种暴力，居然成为我生活的经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