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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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曼的苹果树结出了质量极好的苹果。我发觉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大最红的苹果。我决定寄苹果给妈妈吃。我把苹果包好，写上地址，拿到邮局去。这个邮局实际上只在杂货店里占据一个角落，店主老斯内德克兼任邮局局长。他问我：
“你想怎么寄，孩子？”
“我不知道。有什么最好的办法吗？这是苹果。”
“啊，苹果！”（这些城里的小伙子准是疯了）“如果你真的要寄，必须按一级邮件寄。不然苹果肯定会烂掉。但你要付出5倍于苹果价钱的邮资。”
我的智力、孝心和慷慨都受到了挑战。“按一级邮件寄”，我斩钉截铁地说。89美分邮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写信给我说，她很欣赏我的一片爱心，但花那么多邮资显得非常轻率——我想是不是因为苹果寄到时看起来已不大好了？
不久以后母亲来看我了。她几乎总是设法过几天暑假，这一次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作为自费的客人在巴曼家住一星期。巴曼家很高兴与她相处，也很高兴获得8美元的收入。8月初母亲来了，母子团圆真幸福！母亲很快与巴曼家的三个人结交为朋友，她在两天里了解到的巴曼家的情况比我在一个月里知道的多得多。
5农民和技工（8）
事实上，她解开了巴曼家僻静边屋的谜团。这间边屋里住着巴曼先生的姐姐，一个癫痫病人。我只能猜想为什么这种疾病决定她要过囚禁的生活。也许当时这是公认可以采取的对付癫痫病的办法。看到母亲走进边屋去，与坐在转椅里的一个老太太谈话，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地惊讶。关于她们的会面，母亲只对我说，这位病人说话时神志很清醒。
有一天，我从哥哥维克多那里收到一封用散文诗体写的信，信中激动地报告我申请普利策奖学金的考试结果。“妙啊，妙啊！你赢了，你赢了！你名列第七！”
大纽约地区所有公立中学的参赛者中，大约20名可以获得这笔可观的奖学金。如果我能名列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的话，我本来会真正感到兴奋激动的，可是目前的名次似乎只给我很大安慰而已。大家都有把握地说我已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我申请的普利策奖学金机构的人员及时地访问了我的家。母亲愉快地会见了他们，然后约定对我面试的时间，当我回到纽约立刻就去。
8月28日终于来到了。我向巴曼一家友好地（但绝没有流泪）告别。我没有错过回家去的火车，因为这位老农场主亲自送我上火车。
当我回到纽约后，我就去派克街的世界大厦，参加普利策奖学金面试。考官只不过是普利策时报的主编阿尔弗莱德·哈姆斯沃斯先生，他也是根据伟大报业家的遗嘱建立的普利策奖学金委员会的主席。我很紧张，但哈姆斯沃斯先生很快使我放松平静下来，我发觉自己比较活跃地谈了我的兴趣爱好和抱负。当他问我最喜欢什么书，我兴致勃勃地回答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我从头到尾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哈姆斯沃斯先生似乎对我的话印象很深，说我是他碰到过的第一个啃这种文学书的孩子。面试圆满地结束了，当时我认为结束得很圆满。在向家里人汇报时，我显示出对面试结果的很强自信。
一周后，根据通知所示，我打电话给哈姆斯沃斯先生的秘书了解我的命运。电话里传来洽谈生意一般的回答：“对不起，你没有入选。”好一阵子，我惊诧得目瞪口呆，接着我有气无力地问：“能不能告诉我，弗莱德·格林曼获得奖学金了吗？”“格林曼？他获得了奖学金。”“很好，谢谢你。”谈话结束了。
这一结果远不止使我大失所望而已，它对我是个泰山压顶般的打击。所有的光辉和希望突然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并不仅仅因为普利策奖学金在今天来看也是极为慷慨的。他们每年付给奖金获得者150美元，连续4年以支付大学学费。此外，如果住读，每年还可得到250美元生活费用。当时，人们若有这么一大笔钱，就可在一流学府里安心攻读。母亲曾经不能接受我长时间离开她的想法，虽然我强烈渴望效仿弗莱德·格林曼，他毫不犹豫选择崇高的哈佛大学，我出于陪伴母亲的责任，同意进哥伦比亚大学，这样我可以住在家里读大学。现在一切计划都取消了。无论哈佛还是哥伦比亚都将与我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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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哥哥同我一样对我的不走运感到沮丧，并且十分气愤。他们的本尼——成绩曾名列第七——怎么会被筛掉，而名次远远排在他后面的其他人——包括他的几个朋友——反倒选中了？尽管听起来挺稀奇的，母亲最后竟归咎于我们的家具！经过全家的清理和搬动，我们保留了路易十六时代的椅子、沙发和其他几件精致的家具。尽管当时它们已经破旧，但至少仍旧显示出一点奢华的气派。普利策奖学金是根据需要、学习成绩是否优秀和品行是否良好来考虑授予的。母亲说，调查员一定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声明家境贫困，可我实际上没有奖学金也能上得起大学。（如果调查员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
我对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另有看法。我认为这是我的性格弱点所致。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克服法国人称之为“Mauvaiseshabitudes”（坏习惯）的东西，我内心对宗教的极端拘谨，加上当时流行一些惊世骇俗的健康小册子把这种坏习惯提到了道德和健康大问题的高度。我暗自思忖，目光锐利的哈姆斯沃斯先生一定已察觉到我的思想缺陷的秘密，所以才把我的奖学金授予比我更加优秀的某某人。这一解释甚至比母亲怪罪家具的说法更加凭空想像，奇异怪诞。我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苦思冥想，1911年2月12日我家庆祝亚伯拉罕·林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美国第16位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奴隶制，1862年发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次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1865年取得南北战争胜利。但不久遭到暗杀。——译者生日的这一天，我想起了林肯性格上的优点。我把林肯作为鼓舞我前进的榜样，希望他帮助我保持那天我立下的新的坚定决心。这个想法是起作用的，我的坏习惯终于得到克服。
第一个令人愤慨的打击结束后，母亲很快变得严肃和务实了。如果我不能上哥伦比亚大学，我一定要上纽约市立大学，那里的学费——感谢上帝——是免费的。下课后我可以找个工作，赚点必要的零用钱。于是我及时在纽约市立大学注了册，但是心情却很忧郁。为什么？这纯粹出于十足的势利心。市立大学不像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那样拥有许多杰出的教授，这是事实。但是它有严格高效的课程，已培养出不少训练有素的毕业生。校友中就有许多著名人士。然而它是一个免费大学，来读书的大部分是社会地位相当低、通常缺乏斯文的穷学生。而且，他们极大多数是犹太人。进这所大学而不是进哥伦比亚，意味着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承认失败。尽管我尽量客观地看待这件事，但老实说这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结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与一流大学毕业生相比，在社会和就业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这种态度反映出1911年美国人普遍的势利心态，我也接受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使我的屈辱感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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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很不愉快。出于我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个学校的一切都使我不满意不称心。有一天我的抽屉没上锁，两本书不翼而飞了。丢了书是要赔偿的。我既气馁又厌恶。我没有任何零用钱的来源。绝望之中，我作出了极端的决定：放弃求学，找工作做。
我的第一个职业是装配电门铃的按钮。大约6个男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只盛放着等待装配的各种零件的篮子。在稍加点拨之后，我学会了简单的装配动作，变成这个小组里的一名老手。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5点半停工。当中有45分钟午餐时间。我想每周大概花掉55个小时，在一个星期中同样简单的手工操作要重复多少次，我已不愿去计算了。
为了消磨似乎没完没了的时间，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默背诗歌。幸而，我记住了大量的诗作，包括格雷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的《挽歌》，《鲁拜集》《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的全部诗歌，甚至《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的前400行诗。我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一方面忙碌地、熟练地干着比较简单的活，一方面与伟大的诗人“谈心”。
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两个星期——我对装配按钮的单调乏味越来越讨厌，于是重新在《纽约时报》招聘版寻工作。有一则广告为纽约市中心弗尔顿街95号一家电话机工厂招聘员工。该厂每周支付5美元工资，因此很吸引人。星期一清晨我就到达了这家脏兮兮的电话机工厂。要求工作的人相当多。不久，老板洛夫勒先生进来面试我们每一个人。他询问我的教育情况，听说我是中学毕业生，印象很深。然后他问我的经历，特别是能否操作钻床。我回答他可以，他说我被雇佣了，第二天开始上班。工作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下午6点。到新的工作单位去要乘更长时间的地铁，但我可以在与以前同样的时间起床。不便的是7点钟我才到家，刚刚赶上吃晚餐。
洛夫勒在雇佣我时还雇了其他4个男孩，我们合在一起使得他的小厂显得过分拥挤。很清楚，他将不会一直雇我们。3个年纪较大的雇员中，有一个很快对我们说，这是老板每年耍弄的花招。他打算生产许多零件作为储备，把我们大多数雇佣到这些活做完——大约一年之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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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勒电话公司在一幢很小的楼房里只占一层楼面，但是这个厂却有许多机器，忙忙碌碌于很多生产任务。最终产品是向私人用户提供的电话设备。大多数电话设备安装在当时正在派克大道、第五大道、西端大道和河滨大道建造的大型公寓房子里。安装工作包括在走廊上装交换机，在每个套间装电话机以及安装连接它们所需要的复杂电线。在我学徒生活结束后许多年里，每当我访问住在这些大道上的朋友时，我常常注意电话交换机上洛夫勒的商标，心想不知我的手有没有帮助装配过这些设备。
洛夫勒的信条是“决不付钱给别人去做你自己可以做的事”。因此他买进价格最便宜、从而东西最粗糙的元件，然后切啦、钻啦、磨啦、铸造啦、装配啦，直到完成。就拿在电话机里振响的铃来说吧，他买进一根长铁棒，我们把它切割到铃芯大小。然后我们冲压出卡纸板环套在两端，形成一个卷轴，接着我们用特殊的绕线机向卷轴上绕铜线。铃的其他零件同样是在该厂制造的，其中有铃舌一端的小圆球，我们把它连在电线支架上。我们在车床上车出较重的金属零件，在火中煅造，在抛光机上给硬橡皮按钮上光，装配复杂的电线系统，在黑漆商标牌上印上各种名称，以及用某种白石膏使字母显现出来。我们甚至在话筒的振动膜上刷上一层薄薄的黄金。
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些工作我都干得很好。进厂时，我是笨手笨脚的，对手动工具和电动机器一概一窍不通。但是我学会了干活的无数诀窍。我的手指渐渐变得反应灵敏，手更加稳当，眼光更佳。我对电话系统运作中涉及的机械和电气问题发生了兴趣。不久我就研究起安装时使用的复杂的图纸来。当洛夫勒不在，一位电气承包商来访，急切要求派人排除电线系统中一些复杂的故障时，我的好运降临了——我能够在查阅图纸的副本后向他作出解释。从此以后我成了洛夫勒宠爱的人。
为了遵守我对母亲的诺言，我在去年秋天已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询问能否申请从2月开始的这个学期的奖学金。回信说，虽然该校在年中不颁发奖学金，但我可以在春天再写信去申请1911年9月开始的那个学年的奖学金。所以在4月初我就照办了。几天后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弗雷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