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见证录-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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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第一次航行便遭了覆灭命运的“跃进”号，它静静地、悲哀地躺在大洋的水底。
接下来是按照计划进行水文调查。但大海又暴躁起来，浪沙在沉船周围滚动，张智魁决定“和平60号”在沉船左上方位抛锚，以便把工作船体牢牢定住。25日下午共抛下6只大锚。
然而，水流船移，抛下的大锚在海底悄悄移位。第二天测量，船位前后移动100米，左移动60米，船头方向移动100度！清晨第一名潜水员下潜时，四下茫茫皆不见，“跃进”号又同它的探寻者捉起了迷藏，竟然找不见了！
召集紧急会议。潜水员们提议布设一根海底导索同沉船相连，这样便牵住了沉船小辫，不用每次重新找寻沉船了。
隐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由沉闷变得尖利刺耳，飞机来了，它公然在我船队上空低飞盘旋，那飞机上分明标着美军徽记。飞机上竟有人探出头来，举起相机“咔咔”拍照。
据统计，在调查作业期间，美蒋有几十艘舰船在周围活动，仅美军飞机就有27架次在我舰船上空低飞盘旋、侦察照相。陶勇一见到这些“东西”就来气，多次指着美机吼道：“要是能让我开火，我就把你们这些飞贼打下海去喂鲨鱼！”
但他不会这么鲁莽。他向所有的战斗舰船发出命令：“警惕美军挑衅！但在对方无军事行动时一律不得擅自行动！”
一天，陶勇在前甲板观察编队的行动，突然有两架美机低飞而来，在“成都”舰上空盘旋俯冲，最低高度仅有百把米。编队参谋长聂奎聚和舰上的几位领导见此，出于对陶勇安全的考虑，赶忙跑过去劝他回指挥室。但陶勇没有动步，望着空中喊道：“我不回指挥室！我陶勇站在这里，就是要看看美国鬼子在耍什么花招！”
几天来气象没有好转，风浪依然很大，舰船颠簸得十分厉害。护卫舰、调查作业船有时要摇摆35度，猎潜艇摇摆45度，90％的人都晕船。陶勇还是经常上甲板，他不怕。似乎世界上还没有他怕的东西。由于晕船呕吐，许多人都吃不下饭。陶勇就把专为编队首长做饭的陈师傅找来，交代他去指导指导炊事班的同志，把大伙的饭菜做得可口些。“成都”舰政委朱汉山是吐得比较厉害的一个，胃病也发作，而鱼雷指挥仪兵王志良都吐出了血，陶勇很是着急，跑去看他们，从兜里摸出一个纸袋，说：“临上舰时，医生给了我几粒‘仙丹’，我不晕船，你们吃吃看，能不能好点？”他说的“仙丹”，并不是什么好药，陶勇上舰前还在发烧，医生不放心给他几粒保健药。这些药对晕船是有效果的。服下后，他俩顿时好受些。
经过10多天的奋战，编队终于圆满完成了调查任务。经过72人次的潜水员探摸，终于摸清了“跃进”号沉没的准确位置和确实原因。“跃进”号的准确位置在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12海里，即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其沉坐状态为船身左舷平卧海底，船首向北偏东15度。破损情况是，摸到破洞3处，凹陷5处，舭龙骨折裂一处。对苏岩礁的探摸情况是，在其西南角处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岩礁，岩礁有遭受触撞的明显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很多岩石碎片，当时还取回8块。有3名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油漆皮存在。同时对“跃进”号船体3段合拢的两条焊缝，经多次核查，未发现破损或异常变化。至此，终于弄清了“跃进”号并非鱼雷击沉，而是触礁沉没的。也排除了对造船工艺有问题而沉没的猜疑。“跃进”号在岩礁给它致命一击之后，拖了长长的两公里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沉入水底。
6月1日下午，编队传达周总理通过总参转达的指示：鉴于调查作业已基本完成，编队应于6月2日、3日返航。
6月2日清晨，编队最后一次组织潜水复查，取出了“跃进”号航向记录纸、国旗和有关资料。除弃掉“海设”钩住船舱的一只锚外，其余器材俱已收拾齐备。水面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编队撤离作业区，新华通讯社同时发出了电稿：
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
中国交通部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而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在苏岩礁周围海域经过15天的调查作业，在北纬32度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处发现沉没了的“跃进”号船体，经过周密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张智魁曾提议打捞沉船。但鉴于有关国际保险公司（“跃进”号购买了该公司保险）愿付出能购买两条“跃进”号的保险金，中国政府决定不再打捞“跃进”号沉船。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是对于跃跃欲试的打捞局长来说有点遗憾。
1963年6月4日，调查编队顺利抵达吴淞军港。罗瑞卿总参谋长专程赶到上海迎接。下午3时，“成都”舰靠岸。全体官兵按照水兵的礼仪，热烈又依依不舍地欢送陶勇等编队首长离舰。陶勇和官兵们一一握手话别。和舰长安立群握别时，陶勇特意嘱咐他：“好好评功，好好总结经验。那个王志良你们要送他到医院看看。”
安立群大声回答：“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
陶勇笑了，握着的手使劲甩了甩，说：“好吧，下次有机会，我还要来占你的窝！”
功德林阳光（1）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
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
功 德 林 阳 光“特赦”的酝酿过程
1965年7月20日正午，骄阳照在沉雄的机场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410号专机缓缓停在跑道上。当李宗仁走下机舱时，他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党派负责人及著名*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来与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虽然在海外他也曾看到*释放战犯的报道，他误以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即使释放，这些旧时的罪人还不早就销声匿迹，或者去了香港台湾，最好的结局也不过贬为平民百姓，颐养天年。共产党的监狱总不是天堂吧，十来年下来，不死也该瘦一圈了……可是他们不但活得壮壮实实，而且同各方名人知士平起平坐，竟重现出当年的风采！
周恩来、彭真等在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归来。思绪波澜起伏间，周恩来将一位瘦小个子、戴眼镜的人物推至李宗仁面前，李宗仁似曾相识：这不是末代皇帝么？他怎么也来了？周恩来在一旁笑着介绍：“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岁了，不像吧？”
李宗仁话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叹一番：“纵观上下几十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周恩来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归来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和溥仪一样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呢？
周恩来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到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功德林阳光（2）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功德林阳光（3）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