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眉批(全本)-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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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乡试舞弊事不胫而走，顺治下令彻查，并下令让已录取的举人重考。复试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顺治帝亲自主持，复试后有14人被取消了举人资格。
追查之下，又查出了考官受贿之事。顺治皇帝严惩舞弊人员：方犹、钱开宗着即正法，妻子家产藉没入官；叶楚槐等17名考官着即处绞，妻子家产藉没入官；已死之考官卢铸鼎，妻子家产藉没入官；考生方章钺等8人俱着责四十板，家产藉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并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时之间朝野震动，此后五十年间，科场舞弊几近绝迹。
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贡院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科场案。此次科场的主考官是左子藩，副主考官是赵晋。考完了之后，饱学之士落榜，而不学无术之徒榜上有名。为抗议科举不公，士子们抬了财神像到府学*示威，事情闹大了。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康熙皇帝十分生气，派钦差大臣下去查案，钦差大臣一查之下，发现受贿的人员中不但有副主考官赵晋，而且还有总督噶礼。面对着封疆大吏，钦差大臣就想着“大事化小”，惩办几个小官交差了事。但巡抚张伯行力主“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结果就出现了总督和巡抚“互参”现象——巡抚向康熙告状，说总督噶礼受贿，总督噶礼也告状，说巡抚张伯行指使人诬陷。此案查了一年多，最后查清了总督噶礼、副主考官赵晋等人舞弊的事实。康熙下令，将副主考官赵晋和另外两个考官处斩，噶礼、左子藩革职。
罗彩霞事件与清朝科场大案（2）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府乡试中发生了戊午科场案，此次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副主考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考后发榜，人们在前十名中赫然见旗人平龄。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因而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当时规定，伶人是不许参加科举的，遑论中举。随后，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特意指出“平龄朱墨不符”。为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从中舞弊，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由指定人员用朱笔誊写，呈送考官审阅。“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被篡改或调换。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会审此案，戊午科场案就此开场。
平龄被提审，但不久即死于狱中。等重新勘察平龄的试卷后，竟然发现其墨卷内的草稿不全，朱卷内也有7个错别字曾被人改动过。继续调查，发现此次乡试中，错误试卷竟有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多个，竟然也能中举。咸丰闻讯大怒，立即将主考官柏俊革职，朱凤标和程庭桂解任。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深入，柏俊卷入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俊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俊同意调换罗鸿绎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鸿绎又向柏俊、浦安行贿。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等人向咸丰汇报案情及处理方案，拟将柏俊“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由于柏俊是咸丰的爱臣，因此咸丰想替他开脱，但“诸臣默无一言”，无人附和，而户部尚书肃顺当场力争，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应该严格执法，力主将柏俊明正典刑。在此情况下，咸丰同意将柏俊“斩立决”，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押往菜市口斩首，此事震动朝野。有清一朝，极少有一品大员被公*斩，而身为一品大员的柏俊竟因科举舞弊而被处斩，实出预料。据说，柏俊本人认为皇帝会将其发配边疆，因此都准备好了行李，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被斩首的命运。
其实，柏俊在此次科场案中只接受了浦安十六两银子的酬谢，他主要是囿于人情才调换考卷的。在当时*成风的官场，他不过是遵循了一次“潜规则”而已。可是，清朝向来重视科场公正，对科场舞弊案历来从重处罚，柏俊这次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纵观清朝的三起科场舞弊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初由科举舞弊引发，越查牵扯到的高官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可见，科场舞弊案从来就不是一个考生收买一个考官这么简单，它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链条和官场纠葛；其二，要查清科场舞弊案，非下大力气不可。清朝的三起科场舞弊案，最后都是皇帝亲自出面才查清的，康熙查处辛卯科场案时，还借助了“密折”。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是康熙的包衣（家奴），他通过“密折”，不断向康熙汇报辛卯科场案的有关状况，这才使康熙没有被各级官僚蒙蔽；其三，总体而言，清代的皇帝还是很维护科举的公正性和纯洁性的。发现科场舞弊案后，三位皇帝均非常重视，不但坚持了“一查到底”的原则，而且惩罚的力度也很大。三次科场舞弊案，三次都有高官的人头落地，这样的力度显然要比处理一般性的*案件大得多。
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历来都是社会公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标杆，如果听任这一制度遭受破坏，那么社会公平将很快坍塌。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朝的三位皇帝才不惜借高官的人头来表达自己维护科场公正的决心。如今，罗彩霞事件发生了，我们的有关部门又将如何处理呢？等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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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的励志诗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一百年前的1909年没有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此时距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已十年有余，当年支持维新的皇帝光绪和反对维新的太后慈禧都已于前一年（1908年）相继辞世。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要两年后才发生，“五四”运动是十年之后的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要等12年，而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整整40年。
可是，1909年依然不平静。这是大变革的前夜，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潜流暗涌。这一年，50岁的袁世凯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冬眠期”。袁世凯靠小站练兵起家，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赏识和推举，于1901年当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在1901年到1908年间，袁世凯大力推进新政，废科举，建学校，办新军，筑铁路，成效不凡。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的势力也发展壮大，形成了日后所谓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爱新觉罗？溥仪继承了皇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本来就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更因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一事而心怀怨恨，一度“铲除”袁世凯，后来害怕激起北洋新军兵变，遂于1909年1月将袁世凯“开缺”（解职）回乡，理由是袁有“足疾”。
位高权重的袁世凯突然被清廷解除了所有职务，这堪称1909年中国政坛的一次大地震。不但很多中国人感到意外，就连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德、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各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甚至宣布，鉴于中国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国际上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了此事。《纽约时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外国人的判断并没有得到印证。被解职的袁世凯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向清廷发难，而是“温顺”地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赋闲生活。他还将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的《东方杂志》去发表，目的当然是向朝廷表态：我老袁很享受这种优哉游哉的赋闲岁月。
实际上袁世凯是在韬光养晦。他知道，当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不得已而选择隐居，隐居的地点就是洹上村。三年后，商王亲自到洹上村礼请伊尹回朝。在内心深处，袁世凯是以伊尹自比的。他为自己的“垂钓照”写了两首诗，名为《自题渔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另外，他在1909年还写了一首《登楼》：“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两首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虽隐居、心雄天下的心态。
袁世凯果然等到了机会。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这次，他坐收渔翁之利，一面逼着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得了大总统之职。看来，袁世凯在人生低谷时所写的励志诗并非虚妄。
同样是在1909年，22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读书，他也写了一首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作者的志气亦为不小，“东来志岂在封侯”，后来的蒋介石成了“委员长”、“总统”，地位远在“封侯”之上。
还是在1909年，年仅16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离别之际，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的那份志向、那种决绝丝毫不逊于前人。毛泽东后来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业绩妇孺皆知，不必赘言。
中国古代有“一诗成谶”的说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写下了励志诗，他们后来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他们的诗成了“谶语”。仅从这一点上看，1909年就显得很特别，因为此后中国几十年的命运，都与这三个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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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利用“封口费”来收买新闻记者，以达到“有偿新闻”和“有偿不新闻”的卑劣目的，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远的不说，仅民国时期就出过好几起。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带30万元巨款去上海“运动报界”，同时还派人到广州去贿赂报纸和报人。当时，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都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被派到广州收买报纸的人，到达广州后，对广州各报馆每家每月一律送银元“三百”（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万元）。对报纸发行人、编辑、记者也大加笼络，发干薪、送宣传费、给红包等等。那些接受了袁世凯贿赂的报纸和报人，其论调便以筹安会的意志为转移，颂扬袁世凯的“雄才大略”，随后又声讨反袁的蔡锷将军。
当然，真正的新闻人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袁世凯曾派人携15万巨款贿赂著名报人史量才和他执掌的《申报》，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史量才拒绝之后还在1915年9月3日的《申报》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用现在的话说，这不但拒绝了贿赂，而且还把行贿者给曝了光。还是在1915年，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文章，批评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袁世凯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派人找到梁启超，要以20万元巨款买下此文。当时的20万元巨款超过现在上千万人民币的购买力，但梁启超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随后又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了护国运动，最后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十年之后，1925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军阀张作霖，并促成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他在《京报》上不断地发表通讯和评论文章，揭露张作霖的罪行。张作霖慌了神儿，赶紧汇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