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美心灵承载人性的力量:生命如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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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布隆迪 1976至1993年（9）
德奥很不解，这份报纸是从哪儿来的？难道这种仇恨在布隆迪也会公开的爆发吗？他家周围的邻居有人相信这报纸上的思想吗？如果他现在准备回家，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他的同学里还有谁是图西人，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德奥把报纸藏在宿舍好几天，然后悄悄传给了一个他碰巧听说也是图西人的同学。
有些同学公开讨论种族问题，有些人公开说自己家就是通过各种项目从卢旺达逃到布隆迪的图西人，他们也坦诚地说起自己的恐惧：“战乱也会蔓延到这里吗？”可是对学校大部分人，德奥还是不知道他们的种族。事实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中有几乎85％的人是胡图族。根据所谓的区分标准，他也能看出几个人的种族，可是大部分人还是像他一样，种族特征没那样明显。即便是在家乡布坦扎，德奥也说不出每个人的种族，而在布琼布拉，若想确定一个人的种族，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问他。但德奥可不打算在同学堆里转来转去，见人就问：“你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读《胡图十大戒律》时的担心没有消失，但事到如今也平息了不少。
德奥发现，学校和城中开始流行一种仪式一般的问候方式。德奥常和朋友——据他所知有图西人也有胡图人——一同出去散步。他们有时会遇到别的朋友或陌生人把一只手举到耳朵的高度，然后再握紧拳头高高举起，同时说：“Inivo nu gutwi。”这句话的意思对德奥来说就是“耳朵那么高”。然后那人接着说：“哦，你好。”德奥和朋友们就边笑边重复那个古怪的动作。有时他们坐在学校外边的墙上，或是坐在校园里的草坪上，又或是站在路边时，路过的陌生人会冲他们笑着说一句：“Susuruka。”意思是“让他们暖和暖和”。德奥觉得这是和举拳头的方式配套的问候，所以他也会回一句“Susuruka”，然后举起拳头来。
后来过了很久德奥才明白在医学院外面发生了什么，那时他才明白，历史同记忆一样，后人的叙说与当时的真实情形并不一定对等。人们在关注历史时，大多关注成点状分布的重大事件，却常常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在事情发生时，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事件之外的其他，因此他们看不到任何征兆。
“每个人看到的历史都不一样，”德奥想，“历史不同于足球比赛，两支队伍各占半场，你我界限那样分明。历史实际上是混成一团，每个人记忆中的历史都是他所看到、经历或是感受到的。”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Inivo nu gutwi”和“Susuruka”是政治口号，也可能他们和德奥一样，以为那只是新鲜流行的问候方式。德奥后来才想明白，“耳朵那么高”是口令，意思是砍刀砍下时要准，“让他们暖和暖和”的意思是“往图西人身上泼汽油，然后点着他们”。
德奥在医学院上三年级时，发生了布隆迪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988年爆发的布隆迪图西人大屠杀和报复性的胡图人大屠杀之后，国际上一直有人谴责布隆迪的军事政府。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布隆迪的财政很久以来都是靠国际援助来维持。布隆迪未经选举的图西领导人为了回应国际压力，建立了新的过渡政府，由一名胡图人领导，政府成员中胡图人和图西人各占半数。过渡政府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接着进行了大赦。到了1993年年初，终于举行了全国选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七章 布隆迪 1976至1993年（10）
当然在这中间也有很多问题。外逃的胡图难民开始逐渐归国，有些人还牢牢记着《胡图十大戒律》，更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着1972年屠杀的阴影。坚持图西政权的人曾经试图用军变阻止选举，可是选举还是得以继续，最终名叫梅契尔·恩达达雅1的胡图领导人打败了他的图西族对手。当然，候选人在选举时都利用种族问题为自己造势，可是当恩达达雅获得了65％的选票后，他马上开始宣传种族和平。好几千图西学生和失利政党的成员在布琼布拉游行，反对恩达达雅的当选。一个月后，一小队图西士兵试图发动另一次政变，同样也以失败告终。恩达达雅组织的内阁中有七名图西人，十五名胡图人，同时任命一位图西人任总理。1993年6月10日，恩达达雅正式宣誓就职。仪式上，恩达达雅和他失利的图西对手——前任未经选举的领导人——在镜头前拥抱示好。
德奥没参加那次图西人的示威游行，他对两个候选人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在学校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事如此淡然。
德奥有个同学喜欢到处声明自己是胡图族，他常说：“这个小蛋糕我们也要分一块。”小蛋糕，德奥从没吃过，但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布隆迪是个贫困的国家，只有少数人能够富裕起来。目前，少数图西族领导人几乎占有了布隆迪全部的财富和特权。他们同意要和别人共享这块蛋糕，但却不是和所有胡图人，而只是和那些胡图领导人。
德奥班的很多同学都觉得很难同这位胡图同学相处——他既冷酷又傲慢，常宣扬反叛组织“胡图人民解放党”的种种好处，从不理会别人的感受，自顾自地打探同学的种族。德奥觉得班里大多数自称是胡图族的同学也都不赞成他的做法，德奥自己也始终躲着他，可显然他一直盯着德奥，并知道德奥是图西族。恩达达雅当选后没多久，有一天他在走廊堵住德奥的去路，哼哼冷笑了几声说：“这下你们完蛋了。”
德奥知道他说的是选举，觉得他是想炫耀一把。
“什么完了？”德奥问，“权力，还是什么？”
那人又笑了。
“你还不明白，”他说，“你们现在就是一条断了头的蛇。”
德奥了解蛇。曼巴蛇、眼镜蛇，还有其他毒蛇，遇到蛇时他也知道该怎么办，要么跑掉，要么砍掉蛇头。看来，这个胡图族同学也是乡下来的孩子。他现在一定和德奥脑子里想的一样——一条蛇被砍了头，尾巴还在动，好像尾巴还不知道它其实是一只已经死掉的动物的一部分，还不知道再怎么折腾也没有用了。
“上帝，”德奥心想，“难道我们图西人要被杀光吗？这里也要打仗了吗？”德奥有一个习惯，一觉得恐惧就会腹痛。他现在觉得胃里都是酸水，他想马上跑开，离这个人越远越好，但他只是张口结舌地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每当遇到这个激进的同学时，德奥脑子就浮现出一条没了头的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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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纽约 1995至2000年（1）
1995年秋天，德奥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起码德奥的一位同学是这么觉得。他问德奥是不是某个非洲国王的王储，德奥笑着说不是。那位同学又问：“那你是怎么进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呢？”德奥只是笑吟吟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来了。”
德奥并没告诉这位同学，就在一年前，自己还在杂货店送货，露宿在中央公园，也没告诉他自己是靠学生贷款、奖学金以及沃尔夫一家的资助才上得了学。因为他知道，自己越解释，只会让这位同学越觉得困惑，问得越多。
自己刚被录取时，德奥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当他遇见纽约别的学校的学生，听他们羡慕地说：“真的？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可是德奥还是觉得上大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已经上了三年医学院，那所医学院按照欧洲标准既是大学也是学院。现在自己又上一遍大学实在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特别是自己要从头开始学起，还要至少等四年才能再开始学医。德奥只觉得自己好像是降了级，所以他很着急地想迎头赶上。他的英语水平现在有点应付不来了。
德奥刚参加了第一场化学考试后没几天，教授就把他叫到一边，说他的答案基本上全错了。德奥说这绝对不可能，他的英语还带着浓厚的法语腔调。教授好奇地看着德奥，笑着用法语说：“我也会说法语。”
德奥答题时，所有化学名称都是按照自己在布隆迪时学的写法拼的，比如说将“氯化氢”写成“氢化氯”。教授重新评了卷子后，德奥得了A…，并建议德奥把高级科学课程往后延迟，先专心提高英语，但德奥向教授道了谢，但心里想他绝不能放慢学习速度。期中的时候，教导主任把德奥叫到办公室，告诉德奥按他的成绩恐怕要留级。像那位化学教授一样，教导主任也建议德奥先补补英语。德奥还是没有听。这一学期，他的物理期末考试考砸了，因为试卷上所有问题都和“传送”有关，但他不认识这词。由于在布隆迪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也没敢向老师询问。但春季学期结束时，德奥还是顺利升学了。
二年级开始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沃尔夫家，德奥坐在桌子前，把教科书翻到英语文学课作业的第一页。他看到了几个字：“四月甘露兮……”
“哇！”德奥一头雾水，赶紧翻英语词典，可是大部分词还是查不到。
“这是什么？汉语？”
老师告诉德奥不用紧张，一位非裔美国文学老师送了他一本乔叟1作品集的现代译本，就这样，德奥翻烂了这本书，并在这门课程上得了A。德奥的一个朋友是研究生，多亏他帮忙，德奥熟悉了课程的设置。德奥选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和哲学。
他选择哲学并不是出于现实考虑。德奥很喜欢美国文学课，特别欣赏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2。德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把这本书读了又读，一直读到很晚。巴特勒图书馆是德奥在大学中最喜欢的地方，他常在图书馆待到半夜才回家。有个流浪汉就住在地铁站外，德奥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难闻的味道，可他还是会过去边等地铁边和他聊聊。车厢里没几个人，德奥坐下，然后开始默背杜波依斯作品里他最喜欢的那段文字：“穷人的日子已经够苦了，可最苦的是一个民族在满地黄金的地方却依然贫困。”在默背时，德奥感觉自己仿佛在同杜波依斯交流，而自己好似又回到了送货的日子，满心想要重返贫困却也宁静的家乡——前提是家乡依然宁静。德奥接着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心中的文字大声念出：“他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带来的痛苦——不仅仅是没有知识，还有对生活的无知、对工作的无知、对人性的无知。几十年、数百年来，这个民族沉积下来的惰性、厌世和尴尬的处境为他的手脚拴上了沉重的镣铐。”车厢里只有德奥和另外一个男孩，男孩站起来，匆匆离开了车厢。
第八章 纽约 1995至2000年（2）
在大学，德奥和自己班级的同学并不相熟，但却结交了很多导师和研究生朋友。他一度差点被驱逐出美国，多亏詹姆斯·奥马利律师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位法官，承认了德奥的难民身份。但德奥现在还是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还没拿到绿卡。尽管如此，德奥还是在市政大厅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抗议是关于捷运卡换卡的问题，德奥每天都要坐公交车和地铁，所以这事关系到他的利益。在德奥看来，参加游行意义重大，这件事若是在三年前，他连想都不敢想。如今，这是他成为纽约客的标志，也是他融入这个社会的信号。
德奥的过去永远是残缺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德奥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但现在，新的生活正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他有了新朋友、新学校，以及另一对善良的双亲。
德奥还是会在深夜听法语广播，他想知道更多布隆迪的消息，也时常去街头往布隆迪打电话。二年级的一天，德奥从学校乘地铁回家，想起来自己有好几个星期没给克劳德打电话了。于是他在第125大街下了车，按惯例，他和路边卖付费长途电话的小贩讲了价。德奥拨通了在布琼布拉那所住满了布隆迪难民的房子的电话，和往常一样，一个叫皮埃尔的司机接了电话。
“克劳德在吗？”德奥用基隆迪语问。
“不在。”
“我是德奥。”
“哦，德奥！我有事要告诉你，”皮埃尔提高了声音，“你的家人还活着，你父母还活着！”
接下来几周德奥开始不停地打电话：从哈林区的街头往布琼布拉打，在南希和查理的公寓给联合国难民署打，四处打听联络亲人的消息。在电话线的两端，有欣喜若狂的重逢，同时也有Gusimbura的时刻。有好几位表亲都已不在，德奥的姐姐和最小的两个弟弟——其中一个是领养的——现在在军营，还有两个兄弟在内战中被杀害了，他们一个死在布琼布拉的一座游泳池，另一个是在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