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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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的，在“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里”，“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个性，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同上，第５５页）报告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人性论，而人性论的核心是所谓“人类之爱”，资产阶级文人和修正主义者把这种“爱”看做“普遍人性”，看做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报告批判说：“这样，他们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而退回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的立场。他们不谈或少谈阶级性和阶级斗争，而大谈‘人性’、‘人类之爱’和‘人道主义’。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拼命采用资产阶级的旧概念、旧词藻来迎合和取悦于资产阶级，竭力使共产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其结果，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而且扮演了有意无意地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和麻痹人民的角色。”（同上，第57页）语气严厉，锋芒逼人，火药味十足，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但对问题的看法却未免有点太绝对和简单了。
这是一次以“批资”、“反修”为主旨的大会，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左”的东西必然抬头，周扬不得不又一次“在夹缝中斗争”，左右开战了。 批判人道主义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无人道 在会议期间，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曲艺、摄影、民间文艺等协会、研究会或联谊会都召开了各自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扩大会，周扬马不停蹄地穿梭于这些会议之间，出席了其中几乎所有的会议，并发表讲话，讲了一些他在报告中所没有讲的意见或者说与报告的主调不尽相同的意见。
周扬在几个会上都强调创作问题，说“首要的”和“中心的”
任务是“要拿出货色来”。他说，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单凭辩论是不行的，要拿出东西来。工人要拿出几千万吨钢，农民要拿出粮食，文艺家要拿出好的文学作品来！没有导弹，怎么保卫和平？文盲都没有扫除，怎么能说有很高的文化？作家要讨论形势，但不是每天都讨论，首要的任务是要拿出作品来。高产优质，优质放在第一位，要拿出好作品来。你方向道路正确，就得有大量的作品，而且是高水平高质量的作品。他不赞成经常在报刊上宣传所谓“攀高峰”，他说，“提高只能一步步的提，科学水平的提高，艺术水平的提高，都不可能一步登天。艺术上大天才的出现，也是要有不是大天才的人做了很多工作，然后才出大天才。”所以工作“要搞踏实一点”，“鼓噪之声可以少听一点”。（同上，第177页）周扬说，“我们的作品艺术水平不高，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没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没有原料；或者与群众结合了，但手艺不高，前人的手艺没有接受过来，技巧上不够。”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吸收古今中外的精华，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吸取营养和力量。”（同上，第168页）为了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了解外国是怎样描写人物的，他提出戏曲可以演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样外国的好戏好作品就能在中国很快普及。周扬在作协理事扩大会上特别谈到了爱护人才的问题。他说，辨别毒草，我们积有11年的经验；辨别香花，我们的经验还不多。
23第三次文代会（4）
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眼光看出香花，都又有勇气敢为香花辩护。有才能的人，在某方面可能有些天分，像矿石一样，有渣汁，也有宝贵的东西，对有才能的人要加以支援、提拔、帮助，提拔起来，也可能走修正主义的路，不要紧，批评他就行了。
“人性论”是周扬在各个会上讲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调门同报告的主调显然不同。他在曲协理事（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说：“不能因为反对‘人性论’就好象人就没有一个性。人还是有性嘛！不然就和动物一样了。……有些人有一种倾向，好象要反对‘人性论’，在作品里描写人流眼泪都不行了，好象流眼泪就是‘人性论’了。”
（同上，第153页）他在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会议上说：“我那天跟毛泽东主席讲了一下，我说我们反对‘人性论’，但不要把作品磨平了。我是反对‘人性论’的，可是我也反对那个简单化。我自己可能有简单化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害怕这个简单化，它会把好事情搞糟的。”他说，反对“人性论”，不能把事情强调到极端，搞形而上学。“绝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电影里就不许人流眼泪了，流眼泪就是人性论，于是每个人都硬邦邦的，硬得一塌糊涂。”作品表现人物性格，就有喜怒哀乐。“不要把它磨平。磨得光光的，你找不出我的缺点，可是也不感动人，总不是好作品。所以艺术要担一点风险，负一点责任，不要那么怕负责任。当编辑的，当导演、演员的都如此。编辑生怕有修正主义、毒草，剧本不敢登怕检讨，有毒草就要检讨嘛，有什么了不得的。”（同上，第162页）周扬在曲协和影协讲的这番话中，承认人还是有区别动物的共同的人性，鼓励作家艺术家们大胆创作，去描写人性，描写有阶级的人性，写出打动人们心灵的作品，而不要怕被扣上“人性论”的帽子。周扬在这里所阐述的论点，与他在报告对“人性论”的批判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他不能不立即作出某些调整，及时提醒人们别误入歧途。
大会闭幕前夕，周扬召集参加大会的部分党员代表和各地负责人开会，他在讲了一些这次大会开得好，党中央重视，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等之后，把话题转到了防止简单、粗暴的问题上，又讲了一通与大会报告调子不同的话。其要点，根据黎之回忆是这样的： 好经验不要宣传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
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搬教条，现在到了新时期，新事物层出不穷，应该有新发展。不要把什么都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
我在报告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但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无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的旗子丢掉。
我们反对“人类之爱”难道主张人类之恨吗？
我们宣传共产主义不要简单化，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包括道德、知识、美的教育。思想知识——真，道德——善，美——美感。不能把人变得简单、愚蠢、狭隘。要使人有丰富的知识，崇高的道德，很高的审美能力。
艺术毕竟是艺术。中外古典文艺遗产，是前人劳动的结晶，情感的结晶，创作技巧是思想艺术的结晶，我们要批判地继承。18、19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首先要“拿来主义”，出版、学习、研究这才能真正地批判。
大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熟悉古代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不能强求一律。群众创作不要以为都好。我们反对个人主义，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应该承认，有些国家文艺上水平比我们高。要鼓励创作，提倡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标新立异吗？（黎之：《文坛风云录》第260－261页）
周扬明白，中国一时当然还不可能产生尖端作家和尖端作品，也不可能有什么文艺的高峰，他们“在夹缝中斗争”，苦苦地进行斗争，只不过是在为将来出现这样一个繁盛的局面做点开路的工作而已。这一年的3月，他在一次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的报告中曾不无调侃地说，恩格斯说人类在未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是处于前史时期。我们人类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历史，我们都是前史时期的人。将来后人看我们的时候，就犹如我们看野蛮人一样，觉得那些人整天反什么个人主义呀，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呀，不觉得是怎样，闹不清楚。他们也许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了，说那些人当时那些斗争还是很需要的。虽然他们自己没能写什么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后来伟大的作品起来了，他们大概还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如果后来人给我们作出这样一种结论，那我们也就可以了。
这次大会历时23天，于8月13日闭幕。在选出的文联和各协的理事中保留了冯雪峰、丁玲、舒群、黄药眠、黄源等“右派”，以体现革命文艺队伍的广泛的团结。会前，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周扬第二次专程前往北大荒看望丁玲，请她出席这次文代会，并做好准备，在会上发个言。“文革”中中国作协的一个群众团体编的一份小报揭发批判说，周扬从1959年到1962年“三次阴谋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企图把丁玲安置到作家协会。但因农场群众和党组织强烈反对，阴谋一直未能得逞。”三次文代会时，作协召开理事扩大会，“周扬坚持调丁玲等一群右派来参加会”，丁玲在会上作了“吹捧美化自己”的书面发言，“周扬积极呼应，在会上大谈丁玲，并公然称这个老右派为‘同志’。尤其罪大恶极的是，会议期间，竟然叫这个大叛徒参加了毛主席接见。”批判者所持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所讲之事实基本上是可信的。只是请丁玲等一批“右派”
人物回来参加文代会并不只是周扬的意见，而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丁玲能够回京参加文代会，周扬又在大会上称她这个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为“同志”，处于逆境中的她听了心里自然感到高兴。她在激动之余，提笔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参加了这次学习，真是在我新生中给了无限的力量。我感觉到我的改造不只是因为我犯了错误才要改造，并且因为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我还有很大的责任才要彻底改造的，因此我更有信心，我要回到你那里来。我觉得我同你很接近。我老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常常怕说出来。”（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文学战报》编辑部：《文学战报》1967年8月20日第24、25期）
并表示想和周扬见一面。会后，由作协秘书长张僖安排，周扬和丁玲在张僖的办公室谈了大约两个多钟头，据事后张僖观察，两人都还比较愉快。这说明三次文代会贯彻党中央的意图，在团结革命作家方面所做的工作效果是好的。当然，丁玲等人的遭遇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改变，此时还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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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1）
两个文艺工作方面的会议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当时，针对主要由于“大跃进”、“反右倾”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并很快取得显著的成效。这是我们党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理论上取得辉煌成果的一个时期，也是周扬在思想发展、文化建设上的一个辉煌期。
周扬在这个时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了《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的制定，一件是主持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选。前者是党在文艺工作方面政策的重大调整；后者是高等学校建设的基础工程。
早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纠“左”之后，周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努力纠正文化工作中的极“左”倾向和错误，就准备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1959年6月，他在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文艺问题上，一个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是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要立一些法，要有一套章程，以便大家遵守。否则，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了某个地方或者碰上某个文化局长，他就要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你怎么办？所以要立一些章程，立一些法。当月，周扬与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萁芳、张光年等在北戴河开会，就改进文艺工作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方案，共十个问题，即后来的《文艺十条》。其中有政治与艺术、题材多样化、遗产问题、领导问题等，准备在年底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讨论贯彻执行。不料政治气候风云突变，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周扬在文化工作方面纠“左”的工作只好中止，原来计划纠“左”的文化工作会议，也改弦更张，转而反起了“右倾”、“修正主义”，批起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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