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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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胡风在几个月前送交中央的“三十万言书”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交《文艺报》发表，进行公开讨论。胡风闻讯，即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胡风再三询问周扬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为人的看法。周扬对他说，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的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更多的批评。
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胡风最后向周扬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的意见书，如一定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一个声明。周扬立即于１月１５日就此问题写信请示###部长陆定一并转毛主席。周、陆都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不具体，不宜登载。毛泽东当日在周扬的信上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能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毛主席的这一批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史海阳、王启和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第259页） 1月21日，###向中央报送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
林默涵回忆说：“记得毛主席还找陆定一、周扬和我３人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临走时，毛主席站起来送我们，周扬对他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主席说：‘我就是要他痛苦！’他的意思是要痛才会改。”（同上，第260页）周扬显然是在借机为冯雪峰说情，不过他的目的看来没有完全达到。
1月26日中央批转了###的这个报告，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
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同上，第261页）
这样，胡风的问题就定性了，不只是唯心论的错误，而且是“反党反人民”，从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本来是批判《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新生力量，又横叉出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治批判运动，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骤然开展起来了。
事情并未到此止步，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一下子演变为“反党集团”，很快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信中使用一些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的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商定在《文艺报》发表。材料由舒芜分类整理摘编加注，前面的按语由《文艺报》主编康濯撰写。发表前，周扬把胡风写的那篇自我批判和这个材料送毛主席审阅，并写有一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15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
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9）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
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同上，第263－264页）
毛主席改写的按语，即5月13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
舒芜的材料的题目原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毛主席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按语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甚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甚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甚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甚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甚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甚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
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同上，263－265页） 从这个按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舒芜材料所反映的胡风那样敌视、憎恶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是多么愤慨。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大笔一挥，将题目中“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在文中称之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 当群众发动起来，对胡风及与其交往较多的一些人，甚至只是受胡风思想影响的一些人横加批判时，从交待出来和搜查出来的材料中发现，原来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中，除了思想有问题之外，有的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事，有的甚至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一时真相不明，于是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此时毛泽东确信胡风就是“反革命”，这个“小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钻进革命队伍中来的暗藏的“反革命集团”。陆定一回忆说，毛主席要定胡风案件为“反革命”性质时，曾找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史出版社，第399页）５月16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5月24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有的是他亲自加写的。到６月10日公布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题目已由“胡风反党集团”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按语除其中涉及毛泽东本人的一条为周扬、林默涵所拟外，其余全部是毛泽东所写。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10）
同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也主要是毛泽东的手笔。中央决定将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全国发行，其序言也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且又补充了几条按语。这一切，足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
为了领导全国的这个运动，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很快又扩大为十人小组，由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由一位党的负责人挂帅。于是在全国开展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紧接着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胡风一案遂即移交公安部办理。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于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正确展开，曾作出过一系列的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批评中，“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于后者，应当“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这些规定是在研究和总结在这以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当时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的偏差，使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而制定的，但是，在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运动来搞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揭露和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这些规定得不到重视和贯彻，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问题，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评估。应当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意义是重大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它对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有益的。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绝对需要提倡宽容精神，提倡充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不利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容易造成简单和片面的盛行，从而影响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果尤为严重。对这位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展开批评和争论，在讨论中逐步求得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应当允许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把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加以尖锐化，特别是违法公布私人信件，没有经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做“反革命集团”来斗争，这就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线，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几十年之后，胡风的冤案得以平反，当年“胡风集团”的成员贾植芳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象晁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实际上和过去传统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徐放也说：“我们其实那时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无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宗派在整人。
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的基础。”（李辉：《文坛悲歌》第490页）这些深刻的反思，道出了“胡风集团”事件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的深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