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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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2页）
　　毛泽东的这番话，解开了徐懋庸思想上的疙瘩，放下了包袱。
　　他从此到“抗大”任教员、研究室主任，开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
　　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也驱散了两个口号之争留在周扬心头的阴影。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到延安之后，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同自己谈这个问题，看来，从毛泽东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谁也没有把“国防文学”的口号当做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鲁迅的确伟大，应当尊重他，向他学习，自己在这方面确有不对之处。如果说，两个口号之争曾给他心灵深处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的话，那么，现在终于雨过天晴，烟消云散了。他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跟着领袖毛泽东，在延安这块明朗的蓝天上，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情，谱写一曲新的壮美的乐章。
　　当时中央曾打算总结上海文化运动的经验，并讨论如何发展全国抗日文化运动，张闻天为此曾两次致电冯雪峰到延安来商讨。此时，冯雪峰因随党中央代表团（本人不是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不满于商讨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认为这是向国民党投降，同博古吵翻了。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一气之下跑回浙江义乌“隐居”去了。（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４期）这个浙东的年轻人也是这么一副倔脾气，拒不应召前来延安议事。不知冯雪峰这位理论水平出类拔萃的“老革命”后来有没有“一失足成为千古恨”之感。那时的周扬也没有想到要中央为两个口号之争做个结论。他们谁也不曾料到，在日后的岁月中，两个口号之争竟然会几次三番地被提出来，作为一件天大的事情，首先是给他们两位，同时也给其他许多人带来沉重的灾难。
　　须知，毛泽东对解散“左联”、两个口号之争的看法，还有另外一面。萧三回忆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在批判王明路线的时候，1943年10月底，我曾在枣园向毛主席报告：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王明逼我、另一驻国际代表（按：即康生）和我长谈，给了我以‘理论基础’之后写回上海的。毛主席这才知道：‘啊！
　　还是你写信的呀！那就是要和解散共产党差不多……那就是和‘中联’‘右联’一起搞喏！’停一会儿又说：‘反帝而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萧三：《我为左联在国外作了些什么？》）毛泽东的这一看法，为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折腾，埋下了伏笔，留下了遗患。
　　有道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当年，在历史转折关头，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在政治目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形成对立的局面，自家人和自家人打了一场。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20年之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冯雪峰不幸落马，又旧事重提，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把冯雪峰狠批一通；30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路线斗争”，老账重算，视周扬为实行王明“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敌人，批了10年之久，闹了个天翻地覆，斗了个一塌糊涂。奇怪的是，在把鲁迅奉为“文神”
　　的情况下，对鲁迅等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值得珍视的提示却仍旧无人问津。江青等人恶性膨胀，竭力主张“写（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说什么这是“时代的要求”、“阶级的要求”，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妄图把文艺纳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轨道。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走入歧途，世称“阴谋文艺”，文坛陷入了更大的历史迷雾之中。
　　

9　窑洞灯火（1）
主张“生活是第一义”，提倡“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
　　周扬一家到延安以后，开始住在安塞。那时，这里还很荒凉，常有野兽出没。他们全家住在一个黑乎乎的窑洞里。生活条件是很差的，他们家最高级的“奢侈品”，大概就是从上海带来的那只柳条箱子了。周扬的女儿周密回忆说，她那时大约三四岁吧，柳条箱的盖子成了她的床，靠在大人们的床边。“每次我爬过大床躺到自己的‘窝’里去，都感到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周密：《一个延安孩子的回忆》，《忆周扬》第100页）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苏灵扬在抗大、党校学习，很少回家。周扬在教育厅工作繁忙，回来又要照顾幼女，做家务活，确实也够他受的。周密回忆说：“那是冬天，爸爸在屋里生火，或因柴火湿或因灶难烧，也可能是技术不行，总之，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是草木片。他自己头发上沾着几根草，眼睛熏得通红，几次叫我到院里去，可我赖着不走。后来，大概是屋里的火没有生着，他的肝火上升，一把把我抱出门外，我又坚决地跑进去，于是他把我提到院中间一条长凳上按住狠狠揍了几下屁股才算了事。我自小顽皮，脾气又倔，挨妈妈打是家常便饭。可爸爸这辈子只打过我这一次，我倒记得清清楚楚，成了我最早的回忆。”（同上）
　　就是在这样黑黑的窑洞里，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在夜深人静时常常可以听到远处传来阵阵的狼嗥声中，周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闪光的文字。
　　周扬思想敏锐，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思考，善于向他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进行总结，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党对他的信任，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
　　周扬仍然坚定地主张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他说：“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实践的关系愈密切，文学在大众教育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上就愈有用，它的价值也就愈高，以前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主张文学为革命，为国防，是新载道派，我们应当回答他们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的传统，我们今天主张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武器，就正是把这个传统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第23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要鼓励和帮助文艺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到战地生活中去锻炼。他说：“今天的问题不是向作家要求作品，而是向作家要求生活。生活是第一义，没有生活的深切的实践，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我所希望于〈战地〉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232页）周扬在这里讲的文艺要为抗战服务，文学要成为教育群众的武器，传达的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值得重视的是，他又提出“生活是第一义”这一现实主义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同政治第一又是相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他个人解决不了也无法解决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周扬对于民主作风的提倡，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迈出了新的一步。1939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之一《文艺战线》创刊，周扬担任主编。他在为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一文中强调说，《文艺战线》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战线，“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要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周扬认为，“思想独立的尊严是最值得重视的，真理比什么都更为可贵。”“传统的‘文人相轻’，文坛上的捧与骂，文艺上的独断、宗派，这些都是曾妨碍了文艺之正当的发展。以后作家间需要建立完全新的关系，彼此养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对于不同的意见和思想，我们要非常耐烦地，细心地去了解，去分析，不要以专挑对方理论上的罅隙为能事，而应以从别人大堆不正确的意见中发现出极小部分的正确，当作自己的喜悦。以摩拳擦掌来对付不同的意见，是极愚劣的办法。”他说，过去文坛上有过许多论战，论战的双方往往并非绝对不相容的两极，论争的意义不应抹杀，但“我们今天所急需反省与改正的是在论战中所表现的那种仿佛不容人商讨的非民主的态度，与唯有自己正确的那种高慢的宗派观点。这些曾在一部分作家的心目中造成了横暴的幻影，这个幻影的最后一丝都必须消除。”“杜绝一切宗派思想复萌，促进作家间的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增厚文艺在抗战中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努力的方向。”

9　窑洞灯火（2）
（《周扬文集》第1卷第259、260页）周扬在这里显然是把自己也放了进去的。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1938年12月，周扬写信给朱光潜，诚邀他到延安来任教，1939年5月，又委托由延安返重庆的董必武登门专访，邀请在那里工作的胡风来延安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朱先生接到周扬的来信非常兴奋，可惜此时朱先生已应武大之约赴嘉定执教，他除了致信周扬表示感谢“招邀的厚意”之外，终未能成行。胡风由于过去对周扬心存芥蒂，不愿前去，失去了一次去延安工作的机会。事情尽管未能如周扬所愿，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克服宗派主义、广纳贤才的诚挚努力。他清楚地知道，为政治民主斗争，为文艺界的民主斗争，“这是两位一体的任务。没有民主政治的环境，民主的风气是不能单独的在文艺的国度里养成的。”他欣喜地看到，在延安这块民主政治的天地里，文艺家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和创作思想上的自由是有保证的。他满怀信心要在延安这块政治民主的土地上，努力实践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理想。　评鲁迅、郭沫若　还有一点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周扬改变自己过去对鲁迅研究不够、尊重不够的缺点和错误，开始认真学习鲁迅，高度评价鲁迅，积极宣传鲁迅。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周扬是该院“院务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并在全院教授《文艺运动史》和《艺术论》两门大课。周扬结合教学和工作，对五四前后几十年中的文###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鲁迅作出了崇高的科学的评价。他写于这个时期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以及《新文###动史讲义提纲》，在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他指出，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战绩是他在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285页）“他的著作是‘五四’以来中国民主主义的最战斗的传统。”鲁迅“是对中国旧有文化修养最为深广的一人，他吸收了中国过去文明中一切优良的东西，再加上取自西欧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现代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这就使他的著作成了中华民族所有一切遗产中的最优秀的遗产。”（同上，第291页）他认为，鲁迅初期思想中的个性主义，虽然从尼采等人那里吸取了营养，但却完全不是那种病态的萎缩的狭隘的个人中心思想，而是立脚在被压迫民族的苦难历史现实上面，和被重重剥削的农民大众又保有血肉联系，因此，“他的为人类之尊严的辩护就决不只是带着个人的主观的性质，而正是为自己的每个同胞，自己的整个民族的人类之尊严的辩护。这是真正的人权主义，深广的人道主义，民族自尊心的高尚的表现。这就是鲁迅初期思想的真实的内容，它的真髓。”
　　（同上，第348页）这一切，与共产主义是“相通的”。“后来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更成熟，他的现实主义便发展到了最高度，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奠下了坚牢而不可动摇的基石。”（同上，第349页）
　　周扬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文艺批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十分流行，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年轻的他，对这种批评方法的应用竟是那样的纯熟和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