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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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颉刚转以质之我们的玄同先生，这段小小的疑古是难保无啊，或者昌莫须有呢？我想诸公“作法自毙”、“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也。”（引自《中国文化》第12期，由杜正胜隶定）
傅斯年的《戏论》是对顾颉刚“系统的疑古”的解构。作者假借民国三十三世纪的一个叫“理必有”的人，按照“系统的疑古”的历史法方法对民国初的“钱玄同”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钱玄同其人。不但没有钱玄同，甚至连孙文也考据成了“孙悟空的人间化”，而黄兴也成了“黄龙见的一种迷信”。傅斯年正是假借“理必有”，并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得出荒谬的结论，以反过来解构“系统的疑古”，这与《故事新编》中的《起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节 《故事新编》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
第二节 《故事新编》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思想与鲁迅晚期作品
在茫茫人海中，一个人的思想受到另一个人的影响，或者说，接受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思想影响，除了环境、时势使然之外，我相信，或多或少还有两人思想性格中本来就有类似的因子，以致于后者接触到这种命定中要受影响的思想时，竟能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并很快使自己先在的思想萌芽得以生长、放大。鲁迅思想受到尼采的影响，多少也是因为在鲁迅的思想性格深处本来就有相似的成分，或者说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与社会环境。
关于鲁迅思想与尼采之间的具体渊源，历来有较多论及。五四时期，鲁迅的好友刘半农就曾说过鲁迅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唐彛凇堵逞傅脑游摹分兴怠奥逞甘怯娠档姆呤溃岵傻某耍浜献沤郏劣诮准兜母锩鄣摹保煌踉凇堵逞赣肽岵伞分星鹆寺逞赣肽岵傻乃枷耄衔俺跗诘穆逞甘且桓黾そ�*主义者，他代表当时向上发展的市民阶段的意识形态”，“但是尼采不能代表向上的阶段，相反的，尼采正是反动的贵族阶段的代言人。”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中，对鲁迅充满矛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对鲁迅早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进行分析时，进一步梳理了鲁迅与尼采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王学谦在《鲁迅与尼采》一文中，将鲁迅与尼采放在哲学背景下进行理解，认为鲁迅与尼采均为生命文化而不是理性文化；都把世界看成是流动变化的存在；鲁迅推崇的“个人的自大”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有着内在的一致；他们都是反传统的，对生命都有一种强烈的孤独、绝望与虚无感。
对鲁迅与尼采思想关系的研究，大多以整体的观念看，把鲁迅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整体对待；或者，只是侧重于鲁迅早期思想，而对鲁迅后期、特别是写作《故事新编》时对尼采思想的接受情况则论涉较少。
在胡亚敏的《渊源学研究的一个个案：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一文中，则将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进行了阶段性的区分，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事实。作者将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之前的早期，鲁迅对尼采的主要态度是肯定的、赞许的，并引以为同调，主要体现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学》《破恶声论》三篇论文中。第二阶段是五四前至1927年左右的中期，主要态度是肯定的，但批判的成份增多了。他肯定尼采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是“旧轨道”的扫除者，认为尼采的文章是前无古人的，同时他也认为尼采的超人“太渺茫”，认为尼采的一些著作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第三个阶段是1927年之后的晚期，此期的鲁迅对尼采几乎无一赞词，对其超人哲学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8226；序言》中，鲁迅分析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指出：“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
按照胡亚敏的分析观点，鲁迅最终似乎完全抛弃了尼采的思想。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但他将鲁迅对尼采哲学的态度放在时间中进行考察，却反映了鲁迅对尼采思想并不是完全接受这一事实。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鲁迅所接受的尼采思想的内容是不同的。按此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鲁迅早期倾向于接受尼采的社会进化论，中期侧重于个性主义，主张个人的独立；晚期，则重点弘扬的是尼采的反偶像论，重提了“重估一切价值”。
作为晚期作品的《故事新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态度。整部作品，鲁迅都是建立在一种对承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旧文本”不信任的基础上的，始终以一种“新编”的姿态重新叙述“故事”，而这种“新编”的过程，旨在对“故事”的价值实现全面的颠覆，而不是强调。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创作《故事新编》的初衷就是“刨一下那些坏种的祖坟”。
鲁迅的“重估一切价值”，并不是尼采那样彻底的、没有底线的“反偶像”，一切全都推倒。鲁迅的“重估一切价值”并非完全否定，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作非整体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部分腐朽的内容，却同样敢于肯定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内容。在《故事新编》中，他在批判儒家的虚伪之外，却积极肯定了女娲的创造精神、夏禹的牺牲精神、墨子的实干精神、黑衣人的复仇精神（是否属于法家精神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了积极的价值与消极的内容。
鲁迅不是系统地接受尼采思想的。就像他对任何他处而来的学术与观念一样，他总是从自己既有的观点出发、从自己生命的体验出发，去加以选择、分辨、吸收或者摒弃。
相对于早期对尼采没有限制的接受，晚年的鲁迅似乎显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他从“重估一切价值”出发，造就了《故事新编》，使鲁迅走向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之路。
尼采对解构主义的影响
从哈贝马斯看来，尼采的出现是现代思想史转入后现代的标志。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随着尼采进入现代性的话语，整个讨论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引自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尼采告别现代理性主义传统，不再企图从西方理性主义内部去寻找自我更新的依据，而是转向去寻求理性的他者，从而促使现代转向后现代，得到了不少现代以来的思想家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德里达似乎明显继承着尼采的衣钵。德里达在《签名的阐释》（1981）中，认真地批评了海德格尔对尼采的理解，反对海德格尔将尼采的思想看成一个整体，认为尼采的思想是不可统一的，也没有整体性。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德里达一直走下去，从而“把尼采的那种不可统一的、非整体性的思想拓展到所有领域，那是粉碎形而上学原则的冲动，是回到生命的一种欲望表达。”这样，“德里达要追随尼采的就在于那种偶然性和意外，那种对世界的游戏、生成的纯真的快乐肯定，是对某种无误、无真理、无源头、向某种积极解释提供自身的的符号世界的肯定。”（陈P20）这样，德里达就到达了“反中心主义、折除深度、去除目的论和终极性、强调差异和多元论、身份（性别）政治、强调他者的伦理、解构宗教性、无限的赠予等等”命题，到达了解构主义。正如陈晓明所描述的，“德里达在把尼采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的同时，他也在怂恿自己离开海德格尔而走向更远处。那个德里达的尼采也许一开始就是德里达自己，那时尼采的德里达，那就是后现代的开端了。”（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
一句话，我们从德里达的身上，看到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几乎就必然地导致了解构。鲁迅沿着“重估一切价值”在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走到了《故事新编》，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而德里达沿着它在西方哲学史上进入了一场革命式的颠覆，走到了解构主义哲学，开启了后现代的无限可能。
尼采的两种结果：鲁迅和德里达
由于都可以追溯到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命题，我们不妨将鲁迅和德里达看成是尼采的两个结果：一个在文学领域，一个在哲学领域；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
他们是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即使日照给他们带来生存环境再大的不同，但在他们在形似霄壤之别的外貌下，却有着相同的内核：解构。
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是成功的，他的哲学毕竟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纪元，并进而影响今天的我们。相比而言，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只是开了个头，他只是抓住一些关键和重要的内容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况且，他只是文学式的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