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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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天完全黑了。家里没有亮。莽莽一个人坐在黑暗中，见我们进来，就自己走进后房，再也忍不住，啜泣出声。今天她的户口注销了。要知道计划经济、城乡两元化社会，有户口就有口粮、有户口就可能有工作、有户口就有各种票证、有户口就有合法身份、没有户口叫黑人黑户；户口就是人的命根。莽莽虽早已决定要下乡，但户口一直没迁，像鸵鸟把头插进沙子，不想接触这个现实，一直挨下来，知道再也挨不得了，今天才“自觉”去派出所注销了。现在手里拿着被注销的那页纸，坐在后房，独自伤心。妈妈见状还是一句话不说，走进厨房，默默地为我们去做饭。此时她像一只不能保护自己翼下小鸡被捉的老母鸡，再不能为我们多做点什么了，心中唯有凄凉。
第二天，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天不亮，大姐来了。那时她在五七干校。她来为我们送行，送给我和莽莽一人一个军绿色的饭盆，提了一食盒红烧驴肉来，算是为我们饯行。
我们都没有多说话。李艺林、吴可敏来了，她们邀莽莽一起走。随后，我也走了，总算都还平静。
迈出了家门，走进了社会，我似乎觉得开阔得多，整个社会好象不是先前那样冷酷。我们来到学校集合上车。留下不走的老师同学向我们热情地挥手。同命运的同学在车上并不老是愁眉不展，车一开动我们就恢复了平日开玩笑打闹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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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子里来了些无知识青年
4、村子里来了些无知识青年
牛鼻滩在常德市的东边，坐船沿沅水而下，两小时就到了。
这就是牛鼻滩。站在江堤往下看，一坦平洋，一片绿野，几条沟渠把它切成几块。团团绿树环绕的便是村庄，它们总建在稍高的土丘上。
公社为我们长沙来的一百多名知青办了三天学习班，然后通知各生产队派人把我们领走了。三中的同学全到黄溪堰，二十一中到百家湖，其它学校的分到兴丰。
我、杨觅知、王源钊、史山明分在一个生产队_黄溪堰十六队。对这种安排我很满意。我不愿跟莽莽在一起，免得受约束，认为我们四条汉子结成一团，生活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快乐。
农民们挑着我们的行李，二十来里路很快走完。当天，我们被安排到社员家过夜。
农民们围了一屋。刺鼻的旱烟味、昏黄的煤油灯光、陌生而又惊喜的眼神包围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客，认定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搞过年把两年就要回城。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家庭既是“统麻的”，下了乡就不是只到乡里打过转。闻革中，长沙有个知青的造反组织，叫“红一线”（来自农业第一线）。这些人家庭出身跟我们一样，闻革前就下了乡，进城造了两年反，只为一件事户口回城。哪里回得了，到如今已有４…５年“知龄。为了区别于我们，人们叫他们“老知青”。其实我们走的将是同一条路。农民不信，他们说社教、四清时，工作组来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了一阵，都要走的。
这个时候的我们故作豪情满怀，说下放不比社教，社教是工作组教你们，下放是你们教我们，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一顿胡言乱语。又拿出纸烟来招待老乡们，全是“金纸纸”包的湘江、红舞、光荣。都算那时的高级烟。一副穷鬼显阔的摸样。看他们恭恭敬敬接过纸烟，口中称谢谦让：“您吃、您吃”。那身份的不同立刻显示出来。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在农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恰好相反，是想做得尽量跟他们接近的样子，故作姿态，充好汉，装里手。掏出塑料烟嘴，歪刁在嘴角，那烟也索性撕了纸盒成把地甩，却越发衬出他们的谦卑和我们的狂傲无知。我们这时不过是些城里来的十几岁的学生伢子，偏要装出一副久经风浪的老练派头，十足的幼稚可笑。村子里其实来了一群无知识青年。但是农民们倒不介意这些，他们能原谅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小节，善意地讥笑我们做家务闹出的笑话，他们看不惯的只是我们不爱出工。
头回出工就让我们领教了农村的艰苦。每天清晨走５里路到拦马口修一条渠道。站在淤泥中，从沟底向外掀泥。我们是穿着雨靴干活的，农民们非常羡慕。而他们情况好的也只能穿双解放鞋，那可得小心又小心，免得陷进淤泥中拔不出来；大多数则要打赤脚，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脚冻得彤红。我们羡慕的则是农民们象骆驼似的能耐劳，他们从早到晚一直是那样不急不忙的干下去，掀起泥巴来潇洒自如。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是应尽的天职。我们自以为搞过些体育锻炼，也爱打球、游泳，搞劳动不在话下。可是抓了几下掀板，全都不中用，不是上体育课的味道，感到又累又乏味。午饭也在工地吃，是集体开伙。冰冷的饭菜找块干净地摆上，人围一圈蹲着，就着北风下咽。
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工地我们是爱去不去了。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它是典型洞庭湖蓄洪区的房子，简陋至极，那意思就像是专门等洪水来冲似的，反正不值钱：稻草盖顶；细竹杆裹上草，用牛屎和泥往上一抹，算是墙；进门是厨房，旁边是睡房，整个房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它没有玻璃，只是从墙上掏个洞，剥去竹杆上的草就成了。这样的窗子你想多开几个也容易。但它不只透光，还透风，我们怕冷，有一个就够了，湖区的北风不好惹。
新房在村子的东南角，东面是片开阔的原野；南面是邻队的房屋；西面住着一对孤寂的老贫农和一个棉杆稻草搭的窝棚；一条沟渠，一条大路，一块菜地在北边把房子与队仓库隔开。这个所在清静、开阔。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对此很满意。本大队很多知青还没有房屋呢。我们四个人，以及八队的彭晓晖、刘国青、李歌闻等人在学校来往就比较多，现在又有了家，到了这里自然便经常走动。
在知青中串门子，可说是我们最快意的活动。过去在城里我们到同学家那是做孩子，现在都自立门户“成大人了”，相互间的走动就感到格外新鲜。我们互通信息，叙叙学生生活，谈谈家乡的近闻，交换书信的内容。
第一批家信来了，它给我们从长沙吹来的全是冷风：我们走后不久，又有“最新指示”下来：知识青年不分红的黑的，都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几句话大大将上山下乡推进了一把。全国一下走了1500多万人。我们是小人心理，暗中高兴：好啊，有教无类，都下来了，使我们这些人中到底少了层一抹黑的悲哀。
但是毕竟这是项大政策，首先被罩住的还是我们。我们家已经走了两人，妹妹尚年幼，本来可以不走的，“最新指示”一出，妹妹也呆不住了，她受不了街道和学校的压力，又害怕山区的神秘，便独自一人随五中的知青下到沅江，插队落户了，那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家里只剩妈妈一人了。爸爸的情况更不好，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对他的结论是极右，处理是开除公职、留院察看、继续拖垃圾。这罪名为什么又要加重，恐怕连医院自己也不明白，就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我走时借的３０块钱，第二个月就全部扣清，而且爸爸的工资再次削减，每月只发３０元（后来又加了１０元，一直拿到一九七八年）。王源钊、杨觅知的家信也没有一句佳音，他们的家也是接二连三地往乡里走人。史山明，本应算是生逢其时，想不到他下乡不几天就接到家里的电报，竟是向他报丧，他父亲因病去世。
那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我们烧稻草取暖，围坐一起，寂然无语。王源钊端着煤油灯，进到里屋，想找点烟抽解闷。屋里黑咕隆咚。“啪”地一声，他把我的小提琴从吊在屋顶的搁板上撞了下来，琴颈被摔断。1967年，满大街震耳欲聋的革命造反歌声中，我偶然在一条小巷听到有人拉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声音，把我醉倒，我倚门听到能背。后来知道那是一首加伏特舞曲。从此我开始迷上音乐，几个月以后就有了这把琴，是大学刚毕业的二姐夫送给我的。从此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它，音乐成了我的第一爱好，我正是从学音乐中体会到自学的乐趣。
琴突然一下没了，我的感觉就象掉进了冰水中，冷得瑟瑟的。王源钊知道闯祸了，楞在屋里没出来。我们进去后，他嗫嚅着问我还能不能修好。这只有带回长沙试试看了。看着那断成两截的残骸，其实心里已不存多大希望。祸不单行，史山明的事已够伤心了。我们熄了稻草火，不再说什么。睡吧，还有什么好坐的呢？第二天我们还得送史山明去常德乘车回家，走二十五里路，大雪封住的陌生的路。
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奔丧的队伍悲哀且严肃，一路上默默无言地领教那湖区的污雪和泥泞。只等送史山明上了车，我们的情绪似乎才好了点。 。。
6、游手好闲
6、游手好闲
常德…牛鼻滩…黄溪堰是一个钝角三角形中的三个角，常德到牛鼻滩有近６０里水路，想不到离黄溪堰反近得多，才20多里旱路。但是那时离城二十多里就已显得十分乡野…没有电杆，没有马路，没有汽车，没有饭铺，没有商店，甚至连砖房也没有，只有泥糊草盖的茅屋和大片的稻田。
回转的路上，走到台家铺，好容易才见到一座砖房。那是抽水机站，公家的房屋，我们走进去歇歇脚。屋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家具，只有一口熏黑的灶，灶上方的墙上挂了一条风干了的肉，腊红腊红，象城里卖的叉烧。虽然只有几两重，可也能为我们的晚餐开开荤。我和杨觅知都看上了它，跳上灶，把它摘下来，找张纸一包，夹在棉衣内，溜出了屋。这是我们头回顺手牵羊，偷东摸西。不过拿回家，那却是不能吃的，它根本不是什么叉烧，王源钊说它是一块“盐碟”。不晓得那是猪身上的哪部分，反正一刀切下去，猪肝不象猪肝，瘦肉不象瘦肉。王源钊里手得很，他讲吃不得，那就是质检部门的鉴定了。王源钊父亲可能是黄埔生，大概在国民党里是个团级干部，解放后他家自然配享负数的“县团级”待遇，到了社会底层。街上破鳝鱼的、兑猪血的、卖扯骨肉的朋友认识不少，这套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听他的。
讲起偷东摸西，我们队的弟兄们比不得八队的彭小汇、刘国青的手艺高。他们每次去牛鼻滩或去常德从不空手而归。各样死的活的，只要进得口的，得便就收。一次他俩到了一家较大的供销社。营业员坐着烤火，态度冷淡，他们买烟，喊了半天喊不起身，实在气人。结果遭了报复。这两个家伙在店里仅有他两人的情况下，竟把柜台上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口大玻璃缸用军大衣一裹，挟出来了，里面还有大半缸糖果。
彭、刘的丰硕成果只为我们“喜闻乐见”；到底不敢效法。我们属于小来偷针，大了还是偷针的一类小混混。
李歌闻也在八队，但是他从不参与这种事。李歌闻是个正派人，现在回想起来，他有极强的生活原则。跟着这帮破罐破摔的人在一起，他保持了洁身自好。跟他比起来，我们差得远。可惜他离开我们太早了。他是招工上来后得胃癌去世的。
黄溪堰大队大约有6000多亩水田和上千亩湖荒野地，分为16个生产队，几乎每个队都安排了几个长沙知青，绝大部分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早认识，相互交往就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了。只有13队、14队的，她们是长沙21中的，并且是女同学，在这里真要算客。我们三中是男中，懂事起就没接触过女同学，见了她们就跟宝玉见了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只想找她们玩，又不知如何接近。只哓得她们中有一位叫何莹莹，她是在初到公社的头一天，办学习班，唱了两支歌而出名的，本来嗓子也好，就此端出了歌星的架势，不太理人。其他三位连名字也不知道，看起人来也有点鼻孔朝天。她们怎么不跟着自己的学校分到百家湖去，要跟着我们到黄溪堰来？她们对男同学也感到不好接近吗？她们喜欢唱歌，可喜欢跟我们一起热热闹闹地玩？她们成了我们心中的谜，我们都想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