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家的绝世情缘:醉里挑灯看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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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治国有方，贞观盛世更是千古佳话，辉耀千秋。然而，或许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太宗皇帝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诗人。虽说其诗歌成就与他的文治武功实不足以并论，但这有限诗歌的特色却是再明显不过的。那就是，太宗之诗，非为诗而诗，而是为人而诗，为政而诗，尤其是在区别对待，团结使用一些老臣，名臣时，更是每每以短短一首小诗以巧破难，将一般人断然难解的复杂局面瞬间理清，并以此来激励、调动那些百战功臣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之更好地为朝廷服务。
作为佐证，我们不妨试举二例。
先说一首《悼魏征》。
众所周知，太宗之所以有贞观伟业，与魏征的犯颜直谏是分不开的。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警言更是帮助太宗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了礼贤下士，耳聪目明的良好态势。然而，这样难得的贤臣却并不能永久陪伴太宗左右。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久病不治，终于辞世。噩耗传来，太宗悲痛欲绝，不仅亲自到魏府吊孝，而且恩准魏征陪葬昭陵，并亲自撰写了墓碑祭文。这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位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哀荣了。然而，太宗对魏征的悼念至此还没有结束，魏征下葬不久，他就又写出一首诗来，传喻群臣。诗曰：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这就是有名的《悼魏征》。诗的大意是：“强劲的树枝被寒霜摧残了，最得力的良臣巨星陨落了。我在云台上掩面而泣，却只能看见你的画像，而见不到你了。”
太宗对魏征的真诚思念以及对魏征的不二礼遇，使活着的大臣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太宗皇帝治下，做官做大官最好的途径不是溜须拍马，不是唯唯诺诺，不是钩心斗角，不是裙带攀结，而是——魏征已经说明了的一切。于是，以房玄龄、长孙无忌为首的臣子们多以魏征为榜样，在魏征逝后，毫不犹豫地接过了他的传统，而贞观之治也并没有因为它最重要的两个缔造者失去之一而半途而废。
太宗“悼魏征”，实为激群臣也。
再说一首《赐萧瑀》。
萧瑀者，南北朝时南朝梁氏皇室子弟，其长姐更是隋炀帝的皇后，但是他自己却是唐高祖李渊最信得过的谋臣，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救命恩人。原因是，高祖武德九年时，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嫉妒秦王，遂合谋设计陷害秦王，当时老迈昏庸的唐高祖李渊听信谗言，已经答应太子处罚世民，而太子的计划是，借机杀掉世民，以绝后患。眼看这个阴谋就将得逞，萧瑀却硬生生中间插了一杠子。力谏高祖，言世民功大，恐遭人忌，万勿轻动云云，耳根原本就软的李渊经此一说，复又放了世民。
后来，玄武门事变，秦王兵马杀了太子和齐王，高祖惊惶，不知所措，又是萧瑀进谏，言秦王功高，众望所归，诛杀太子，亦迫不得已，不如顺水推舟，干脆交权，由世民治理天下，以保天下太平，李氏江山永固。
应该说，在当时，李世民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向父皇讲这样一番话了。而这个人又非萧瑀莫属。尽管事实上李世民杀兄逼父，那九五之位已是势在必得，非拿到手不可了。但无论怎么说，以萧瑀的方式，由高祖禅位而太宗继位，岂不更名正言顺？
所以史评家说，论功臣，萧瑀实乃太宗登基之第一功臣也。以我看来，起码不逊于横刀立马的秦叔宝、尉迟恭。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后来又与太宗结为亲家。只因性情刚直，不随众流，尤其与房玄龄、魏征等一班重臣相处不睦，太宗为了平息事端，更为了照顾大多数而剥夺了萧瑀的相位，让他改任太子太傅，专职太子的教习去。而萧瑀呢？尽管功高位重，却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以此而“抱屈”，几年下来，把个原本学业不精的太子辅导得大有长进。这时，太宗皇帝才招来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当着大家的面，将一首《赐萧瑀》公之于众：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紧接着，太宗又意味深长地说：当年太子和齐王诬陷于朕，父皇听信谗言，几欲治罪，亏得萧瑀仗义执言，朕才得有今日，而当时，萧瑀与朕并无私交。至玄武门之变，又是亏得萧瑀力谏，父皇才禅位于朕，萧瑀实在是一位真正的社稷之臣啊。可是你们几位与他都合不来，朕才调他去了东宫，现在看来，萧瑀辅导太子也是最称职的。以他之赤心为国，诸位还有什么不可互相包容的呢？
一席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皆为萧瑀的忠直所打动，也为太宗的良苦用心所折服。而萧瑀也似乎一下子与大家重新认识了一般，从此之后，竟也与众臣相处融洽，再无隔阂。
太宗以武功平天下，以文治治天下，其并不算特别富有艺术风采的诗词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而我想的是，真正的“劲草”，大概非止萧瑀、魏征辈，而在云波诡谲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够把稳船舵，使之平衡前进的舵手唐太宗才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劲草”。
欲有和谐社会，先有和谐文化，太宗之诗，当为楷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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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诗意浓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山丘，森林，湖泊，大海，应有尽有；杭州又是个传神的地方，白娘子，雷峰塔，灵隐寺，六和塔，济公和尚，武二行者，范蠡下海，西施泛舟……奇奥的传说，迷人的风光，无奇不有。住在这样一个城市，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哑巴都想歌唱，诗人们大概就更不可忍耐，不甘寂寞了。于是乎，就像那西湖的山水一般，围绕着这个城市，诞生出无数美妙的诗词，千百年来，为人们代代传颂；千百年来，为后人世世欣赏。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这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恰如其题目中所表述的一样，道出了欣赏西湖胜景的最佳时刻。
应该说，与大多数读者一样，我对西湖的印象，最初就是建立在这首诗的基础上的。除了欣赏，还是欣赏，除了享受，还是享受，西湖景色，杭城风光，那应该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天堂”啊。
然而，当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一步步走过，当我捧读诗词一行行咀嚼过，当我在历史的长河中稍加审视，便发现这西湖，这杭州所留给东坡的决非仅仅是“淡妆浓抹”的“相宜”，也决非时时都是“初晴后雨”。
作为地方官员，苏轼初次出任杭州通判的两年多里，当地的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苏轼写道：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注意，这里的白衣仙人，明指观音菩萨，暗指对农民疾苦毫不关心的各级官吏。而苏轼之所以写这样的诗，也完全是出于对农夫的同情和对“牢不可破”的官僚体制的无奈和忿懑。
当然，也有可以令我们的这位官场诗人一逞快意的事情。还是在苏轼担任主管司法工作的“通判”时，有一次遇到这样一件案子：灵隐寺里的一位执事和尚名曰了然，凡心不改，色心难戒，拿了寺院里的香火钱去泡妞，后来那女子另有新欢，不肯见他，和尚就借酒发疯，霸王硬上弓，末了还将那女子给杀了。此事被人告发，不想却引来一帮又一帮为了然和尚说情的，直把个通判府的门槛都踏断了。苏轼原本对了然此事便愤怒已极，这说情的越多，反而越坚定了他依法办案的决心。恰巧那和尚做事不秘，公堂会审，竟发现其臂上刺了两行诗句：
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后世苦相思。
活活将自己证了个无可抵赖，于是苏通判大笔一挥，判了此贼死刑。那朱笔放下之后，苏轼又提起狼毫，写下一首颇有特色的词作：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由此可见，一样的西湖，一样的杭州，留给东坡先生的原来并不是一样的感觉，而先生留给我们的诗词原来也并不只有一样的颜色。其实，再往大处看，我们便可以发现同样的道理也并非只适用于东坡，更适用于我等芸芸众生。
遥想当年，另一位比苏东坡还要早几百年来杭州做地方官的大诗人白居易不仅和苏轼一样在任上确确实实为老百姓办了一些诸如修堤筑坝，疏浚泥塘之类的形象工程，而且也留下一系列赞美杭州山水的好诗，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他写给好友元稹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就写意而言，这大约是浩若烟海的西湖诗词中仅有的能够和苏东坡的诗并足比肩的了。但是，若论影响之深远，动人以心弦的，我以为大约还要数并非著名诗人或官方学者的南*民诗人林升留在酒肆墙头却刻在人民心中的那一首《西湖》：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
诗如匕首，诗比钢鞭。然而，毫无疑问，如果不是靖康之变带来的历史变迁，如果不是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现实，如果林升只是像当初的白居易、苏东坡一样漫步于西湖边，饮酒于游船上，任你再是高手也绝写不出这般令人热血涌动，令人拍案而起的好诗的。尽管你可以说林诗不及苏诗工仗，不及白诗艺术，但你绝不能说林诗的影响、林诗的品位比他们哪一位稍低一些。
这就是诗歌，这就是历史，它再一次说明了历史之与诗歌的关系：真正的好诗，必诞生于历史动荡之中。即便是身在“人间天堂”的西子湖畔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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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话功臣（1）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大约是汉初功臣韩信所留传至今的仅有诗歌了，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前四句尚且是战国时越国谋臣范蠡写给老朋友文种信中的内容，只有后面两句才是韩信自己的创作。但是，恰恰是这短短的两句诗，六个字，*裸地展现了封建时代君主与功臣之间那种若即若离，尔虞我诈的血淋淋的关系，千百年来，警醒着后来者，比照着后来人，也一次次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它的可复制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
韩信者，何许人也？太史公将其评价为领衔萧何与张良的“兴汉三杰”，也称“汉初三杰”、“汉三杰”之首，在整个楚汉相争的战场上，在刘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韩信功高，莫可比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臣兼统帅，却从来没有被刘邦视为“自己人”。当然，细说起来，这事也不能全怪刘邦，谁叫你韩信曾经是项羽的人呢？此其一也。
更有甚者，当韩信率军连克齐地七十城时，恰巧刘邦统帅的另一支大军却被项羽团团围困于荥阳。刘邦无奈，派军使命韩信“伸出手来拉老兄一把”。韩信却并不着急派兵，而是要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表面上说是为了便于治理整顿齐地事务，实则被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为借机要挟，有不臣之心。原本刘邦此时就已怒不可遏，多亏陈平偷偷往他脚背上踩了一脚，使刘邦从震怒回到理智与现实中来，不仅没有见怪于韩信，反而封他做了“齐王”，连个“假”字都顺便删了。但就此一事，韩信是喜形于色，很快便带兵解了刘邦的围，救了刘邦的驾，而刘邦心中却深深为韩信记下一条死罪。此其二也。
后来，刘项决战，刘邦约韩信同时发兵，到时却不见韩信兵马，导致刘邦再吃败仗，直到刘邦故伎重演，再次向韩信许愿，韩信才大举发兵，一战破楚，逼项羽乌江自刎，为汉家天下的初建立下不朽奇功。不过，韩信此时还意识不到，项羽的被消灭，也就意味着刘邦没有了外患，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对于刘邦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反而是他韩信的存在已被刘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其三也。
有了这三条，刘邦向韩信下手那就只是等时间找机会的问题了。至于理由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不会拿明面上的事来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打败项羽一年后，刘邦借口南游云梦，兜里却揣着或许便是他自己指使人炮制的告楚王韩信谋反的信件，召韩信见驾。而韩信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