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家的绝世情缘:醉里挑灯看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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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王维倒与前朝的李陵，颇有相似之处，终归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对他自己的直接后果便是虽然皇帝赦免了他，但他自己大约问心有愧，从此诗风大变，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一心只涉足于田园山水，恨不得从人间蒸发了去。我们现在无从查考王维之于李陵事件的认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司马迁对李广、李陵的态度，或多或少影响了王维的人生，而王维本人的历史则说到底是他自己书写的，太史公不能也不可能为其负责。
这几年来，我在做客中国黄河电视台“天天诗词”栏目或其他大学、中学讲堂都一再主张，读史更重于读诗，才能真正读懂古诗。而无论就唐诗宋词或是其他古诗词来说，从大的方面讲，精妙无穷，精华多在，但每每也有读起来闪烁其词，实则大谬不然的“名诗”“名句”，稍不留神，就会被我们的读者，而且非止是青少年读者们兴致蛮高地汲取了过去。其害之所在，不在小可。
末了也要说一下李广这个人，其人号称“飞将军”，可见箭术甚佳，就其个人单兵作战能力而言，大约倒真不在卫青、霍去病之下，但此人天生一个大毛病，打仗从不带脑子，且生性鲁莽，凶残不可及。据他自说，当陇西太守时曾诱降羌人800余，后同日杀之。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喜怒无常。他一生机会并不少，却没有一次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比普通勇士更加可爱的将才，所以，越到后来，就连原本对其极其信任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在战前密嘱大将军卫青，千万不可以把决定性的任务交给李广，因为这样的事被他办砸了的太多了。
李广的毛病，说到底是不能以史为鉴——尤其是不能以自己的历史为鉴，吃一堑，长一智。作为读者，我们在读诗与读史时，最好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六朝帝都几重诗
金陵形胜，龙盘虎踞，江浙富庶，鱼米之乡。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多有几个封建王朝要把南京（又曰建康、金陵）作为都城的。截至南陈灭亡，自东吴始，已是六朝之数。诗人们在诗歌中将金陵称作“六朝帝都”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如此一座城池，想必典故多多，诗人们到此一游，也想必是感慨万端，诗兴大发。然而，我们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凡与这六朝帝都结了诗缘的，竟大多是一片感叹，一片惋惜，然后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从中寻找一点或几点历史教训或人生哲理出来。虽说是各色人等，层次不同，却绝没有偏离这一轨迹的。君若不信，我们不妨顺手找几位诗人出来与大家共同切磋。
先说一位刘禹锡，唐德宗贞元九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柳宗元革新集团的骨干分子。在他的笔下，六朝往事，昨日秋风：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的与众不同，在于它对西晋灭吴，对“金陵王气”的“黯然”收场，写得气魄宏大，势不可挡；而对于颓废势力的灭亡则丝毫不寄同情，其爱憎分明，绝无骑墙。这首诗，可以说是历代同类题材诗作中的佼佼者。而究其原因，则在于诗人自己就是一个绝不妥协的改革派。他的思维，他的立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前瞻后顾，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与份量。
应当说，刘禹锡的这一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绝品、珍品，而从各个方面都足可以和这首《西塞山怀古》相媲美的，那就只有王安石的一曲《桂枝香·金陵怀古》了：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
据考证，这是宋英宗治平四年王安石出任江宁（金陵）知府时的作品。这个时候，离王安石俟后发动的“熙宁变法”尚有一段时间，但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其对大局的高瞻远瞩，对六朝统治者奢靡生活的鄙视与批判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洞悉与讽喻。所以《古今词话》评价曰：“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
王词中有“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一句，其“门外楼头”实引自唐人杜牧《台城曲》中“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其门，乃隋将韩擒虎率兵攻入金陵的城门，其楼，乃指陈后主与宠妃张丽华被擒的结绮阁。杜诗能为王词所引，足见杜牧本人在这方面功力所在，影响所在。然而，我以为，在同一题材上真正能够代表小杜水平的却是《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
杜诗境界，已足以与王介甫《桂枝香》之下阕相媲美了。杜牧饱读诗书，胸有抱负，虽也曾官至中书舍人，算是部长级干部了，但因其生性刚直，不愿参与朝中彼此不容的牛李二党之争，竟被二党统统认作异类，故尔一生不得重用。这样的遭遇，这样的背景，大约应该是他的思想、他的境界能与几百年后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息息相通的原因吧。
同是《金陵怀古》，唐人许浑的一首“七律”就显得有点单调直白，气韵不足：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
这首诗的问题在于，该写的似乎都写到了，该提的也似乎都提到了，终因起势不足，立意欠深，无独到之处，故尔一首其实各方面都还不错的诗竟几至无人知晓，无人传诵。相比于刘杜之诗与介甫之词，真可谓等而下之了。
还是《金陵怀古》，南宋遗民王奕的一曲《贺新郎》就大有思想重于形象的嫌疑，评述旧事，颇多假设，徒为情感发泄而已，不足为引证。
倒是与这位王先生少年即为至交的同时代人文天祥在他英勇抗敌不幸被俘后押解南京时所作的一首《酹江月·和》境界高雅，气贯长虹，词中“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的名句更是激励后人，鼓励自己，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精神与决心。
之所以要列举以上几篇类似“金陵怀古”类的诗词，委实是因为在我国古典诗词中，此类作品实在不胜枚举。也是因为有网友对我本人在中国黄河电视台对王安石与王奕的同题词作了讲析之后有所感慨，进而触动我忍不住又找来几首重新欣赏一番，谁料越找越多，感慨也就越来越明晰起来。
其一，同题诗词，不畏乎多，只忌讳滥。做学问最怕人云亦云，如能像王安石、文天祥那般认真，即便行走在几千人走过的路上，你也会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
其二，六朝故事，大致雷同，前因后袭，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六朝的君主竟然能够在同一块石头面前碰倒六个人，或者说一个人被碰倒了六次。这就提醒我们，这块石头大概确实是不好防的。靡靡之音，乃亡国之兆，尽管历代都有王安石、刘禹锡这样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提醒，但“肉食者鄙”，当局者迷，六朝相继重蹈覆辙不是偶然。
其三，或许是多余，看看如今这大千世界，我总觉着那些“超女”与“好男儿”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些所谓“音乐”与“流行歌曲”是否与靡靡之音相去已经不远，或者它就是？
其四，金陵与六朝，其实加上南唐和明朝以及民国，应是九朝了，凡在这看起来王气蒸腾的地方建都立国者，几乎难有结局不惨者。原因所在，非金陵风水有变，实乃各朝统治者贪图享乐，目光短浅，不能以史鉴而正己，正己而正人，反是恶习相因，代代相传，结果只能生于安乐，死于安乐。而这种安乐死是无需什么人讨论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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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真亦幻周公瑾
杜牧是晚唐诗人中的大家，其七言绝句尤其出色。每每于平淡中出新奇，偶得中寻必然，别开生面，大放异彩。在这方面，其七绝《赤壁》便堪称典范：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看似偶得，其实是深奥得很，玄妙得很。妙就妙在，它不仅以对历史进行深层透视的眼光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同时也为后人在“三国”这原本热闹非凡的舞台上创造了许多稍加努力便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戏剧因子。
先说杜牧的“假设”，来得偶然，却不失事理，一块已经生锈的铁戟，而非盛唐时风靡一时的刀枪，这就道出了铁戟产生的年代。须知，铁戟最为吃香的日子，便是东汉以至三国时期，而随着冶金技术的提高，隋唐时期，一种更加实用，更加轻便，也杀伤力更大的兵器走上战场，这便是大刀，所谓砍刀，朴刀以及后来被附会为关帝所用的青龙偃月刀等等。而既然是在赤壁打捞上来的古董，那么，这戟的主人和与戟相关的重要人物——周郎周公瑾走上前来也就顺理成章。问题是，杜牧写赤壁，道周郎，一反常人手法，并没有对周瑜的功绩进行评价，也没有类如后人苏东坡一样对周郎的艺术形象进行素描。而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不是那场适时而至却又逆反时令的东风的话……？
这一问可不得了，紧接着就出现了数种乃至N次类的后续假设。首先是杜牧自己在诗中提到的那个令人尴尬的结果：“铜雀春深锁二乔。”
二乔者何许人也？乃江东二美女也，大乔嫁了孙郎（孙策），小乔嫁了周郎（周瑜），但这已经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事了。到赤壁大战发生的建安13年（公元208年），周郎已是34岁的中年男子，想必二乔也不是*少妇了。至于所谓欲锁二乔的“铜崔台”，则建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此时距赤壁之战已是两年之后，而所谓把二乔与铜雀台多少可以关联起来的事件则在更晚，即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登铜雀台，命其子丕、植分别以铜雀台为背景作《铜雀台赋》，而曹植在此赋中有一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只不过曹植此间所指二乔，实为“二桥”，乃是通假之字，而事实上铜雀台两旁左有金凤，右有冰井二台，二桥正是主台铜雀台与之联结之纽带，此桥与彼“乔”实风马牛不相及也。
当然，我们可以顺着杜牧的思维将事情连接起来，那就是：如果东风不遇，则曹兵百万势必难破；如果曹兵不破，则江东基业势必难保；如果江东不保，则主战派周瑜势必身败名裂；如果周瑜身败，则其娇妻小乔又焉能得以洁身……
好了，这是杜牧假设后的一种可能，其实可以想见的结果还有许多，但仅仅就这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推理，即便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理，已足够后来者在此基础上想象驰骋了。于是，正是在杜牧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几百年后演化出了苏轼苏东坡的一篇《念奴娇·赤壁》，在这里，周瑜开始向英俊小生转变，而小乔也仅仅是“初嫁了”。尽管有惊涛拍岸，尽管你乱石穿空，但在“羽扇纶巾”的周公瑾面前，曹孟德百万大军不过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这里，苏轼受了杜牧之的影响。周瑜乃“周郎”，郎者，*倜傥，儒雅过人也。于是在《三国志·周瑜传》中能歌善舞，精于剑术但同时又极其恢宏大度，豪气冲天的中年统帅周公瑾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儒将”和“青年将领”。
再过几百年后，当创作与想象的接力棒传到小说家手中时，周郎的形象在苏轼之倜傥、儒雅的表层下又加上了胸气狭窄，度量不足，妒贤嫉能的成分。应该说，到这时，《演义》里的周郎身上个人性格更鲜明了，但应该说这时的周郎已经远非历史上真实的那个周瑜周公瑾了。而这大约是善于想象的始作俑者杜牧所想象不到的。
从杜牧之诗到苏轼之词，再到罗贯中笔下的演义，周瑜的形象就这么完成了他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转变，可谓“亦真亦幻”是也。如果我们仅仅想满足于艺术享受，大可不必追问“原来”与“如此”，而如果我们必欲了解事实真象，则万万不可轻信人言，铆足劲，看史书去。
疾风劲草知复谁
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治国有方，贞观盛世更是千古佳话，辉耀千秋。然而，或许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太宗皇帝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诗人。虽说其诗歌成就与他的文治武功实不足以并论，但这有限诗歌的特色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