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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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丁、张关系急剧恶化的，是所谓的丁玲“诬告”事件。
　　1983年9月，作家支部的老作家们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就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指名道姓提意见，特别是给作协党组的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主要是文学作品应该　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协的刊物应该正确引导全国的文学创作，对青年作家不能“捧杀”，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标准不容置疑等等。会后，支部书记曾克把这　些意见写成一份学习简报，上报作协机关党委，并且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送到了邓小平那里。
　　10月11日下午，中央办公厅的庄桃之同志往丁玲家中打电话，但丁玲和陈明去了香山看望书法家康殷。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丁玲同志的秘书。庄桃之说，你知道丁玲同志给小平同　志写信的事吗？我回答：没听说丁玲给小平同志写过信呀。庄说，也不是丁玲同志一个人写的，上面还有好多人的名字。接着他念了一串作家支部同志的名字，并念到记录者是秦　友苏和王增如。我马上说，那是作家支部的简报，支部书记不是丁玲，是曾克，其中的记录者之一就是我。庄说，你们的简报我们请打字室给打出来了，现在需要你们来两个人修　改、校对。只要是在简报上署名的，谁来都可以，今天就要搞好。
　　放下电话我很着急，丁玲联系不上，我便打电话找到曾克同志，因为她是支部书记，给邓小平的材料也是她转送的。曾克说，现在找谁都来不及了，就咱们两个去吧！大约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了中南海。
　　庄桃之有四十来岁，戴黑框眼镜，稳重和气。他拿出原稿和一份打印稿说：“小平同志看到了你们的简报，批示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同志，我们已经打印出来了，现在请你们　来校对清样，也可以修改。今天一定要搞完。”
　　我看到，原稿写在8开大的作协稿纸上，是复写件，曾克同志的笔迹。抬头写着：“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正文完全按会议记录形式书写，发言内容记录在每人名下　。原稿的天头空白处，用铅笔写着“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落款是“邓办”，日期是10月9日。庄同志建议把发言人的次序按内容重新排列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我　们照办了。打印稿上错字较多，曾克和我，一个人念原稿，一个人仔细校改。全部搞好以后，天已经完全黑了。
　　当时中央刚刚开完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整党不能走过场，第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的讲话，或许多少受到了　作家支部那份简报的影响。　。。

4。　作协党组的态度（3）
这是10月份的事。到了11月中旬，一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冯牧告诉张光年说：丁玲等14名党员到邓小平那里告状，说作家协会有“周扬宗派”，如何厉害。几天后的另一次党组　会上，唐达成又汇报说，中纪委来调查丁玲等14人反映的作协问题。张光年听了很生气，认为这是“诬告”，要求上级“查明更正”。
　　自此，张光年与丁玲，与作家支部老作家们的矛盾越来越深。
　　第二年，1984年春天，中央组织部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分别送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几位重要当事人征求意见。林默涵、刘白羽很快回复表示同意　。周扬对贺敬之说，这件事我不好表态，最好由你出面……然而，当贺表态同意中组部意见后，周对贺大发雷霆。张光年呢，先是把这份文件压了一些日子，退回文件时没有写任　何意见，却附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回忆录。徐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丁玲被拘南京时，他曾对她多有优待。2002年2月14日，我去协和医院探视张僖，亲耳听他讲到这件事。他说：《文艺报》的×××去香港，拿回两本《徐恩曾回忆录》，给了张光年一本，给了夏衍一本，张光年上报材料时，就把这本　书附上了。张光年把中组部征求意见稿和徐恩曾的回忆录给我看，我认为徐只写了每月给丁玲100块大洋，一起打麻将，并未写她自首叛变，因此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1985年9月11日，丁玲在协和医院和刘白羽谈话时也说到这件事：“他把徐恩曾写的回忆录找了来，附给中组部。那个材料我老早看到了，中组部更是老早看到了，徐恩曾没有说我　什么嘛。我离开南京以后，他当然是挨了批了，陈立夫他们能不批他么，说丁玲怎么跑掉了？他必定要洗刷他自己，写一篇文章分辩一下，他就说他对我非常好，认为我是有才干　的，一定要想办法来利用我这个才干，他就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走掉。”
　　丁、张矛盾的高峰，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为了选配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中组部和中宣部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小组，两年多时间跑了许多省市，听取了近千人的意见。对于丁玲，大多数意见是做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或　者是主席，关于作协党组书记的人选，马烽的呼声很高。张光年对此很恼火，他认为马烽是丁玲的人，五十年代文学讲习所时就是老关系，于是说：“马烽上台就等于是丁玲上台　，那不是要天下大乱吗？”他对丁玲这“一派”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心。
　　由于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由，所以，丁玲、舒群等人从《中国文学》谋划之初，一直对作协党组有所警惕。丁玲1986年3月去世之后，中国作协终于开了杀戒，在那　一年的年底将《中国》一刀斩落马下。
　　

6。　第四次作代会（1）
1984年中国文学界的收官之作，是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当丁玲们在为《中国文学》亟亟奔走的时候，张光年们则在为第四次作代会殚精竭虑。作代会的主要议程是两项，一是工作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报告是虚的，人　事安排则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为万众所瞩目。
　　12月10日上午，丁玲到作协参加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张光年在四次作代会上的报告。所谓“讨论”，全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唯独丁玲发出了“不同声音”。她说，这种报告没有　什么实际作用，谁的心思也不在报告上，开完会就把报告丢到一边了。张光年对此十分不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发言，说什么老规矩改不了，还是要做报告，会上不能从　容讨论，只好通过，会后就忘了云云。我说明两点：第一，中央要求一个好报告；第二，当前一系列问题，作协需说明态度。她说我歪曲了她的意思，她指的下次会云云。会场上　沉默片刻，荒煤发言激动：“我拥护光年同志报告”。我还念了王蒙的意见，有“激动人心”等语。
　　中国作协历任党组书记里边，张光年是很厉害的一个，掌控局面的能力很强。即便作协的领导层，也都有些怕他，但丁玲有这个胆量，在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敢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　，除了丁玲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张光年也有些怵丁玲，他对作协的工作人员说过：丁玲厉害呀！丁玲去世后，他和张僖讲到老太太的家事时又说过一句：丁玲是条龙！……四次作代会，是非常敏感的一届大会，对于它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1984年12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专题讨论四次作代会筹备工作。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第一项议题，是讨论张光年的大会报　告。胡耀邦说：“我看是个好报告，有激情。”并问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时，张光年念了李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表示，不赞成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界限不易说清　楚。张光年补充说，黎澍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张光年讲完，万里、胡耀邦都说：“反自由化不要再提了”，代之以“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第二项议题，　是讨论新一届作协人事安排。由中宣部、中组部联合组成的人事安排小组汇报了名单之后，夏衍就问：这个新领导班子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总书记说：什么指令性、指导性，是无效性的，像文联、作协、科协这些人民团体的人事安排，党委组织部门就不要干预了，选上谁算谁，　选举后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后来，1987年1月26日，曾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朱子奇在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准备四次作代会的第一个阶段，贺敬之同志领导的人事安排小组，一年多征求了近千人的意见，像我们　这些人，每个人都有鉴定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留不留，非常慎重，非常客观。1984年9月在京西宾馆由贺敬之召集的党内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说贺敬之同志搞极“左”，要　整人，打小报告捅到胡耀邦同志那里去。一个中宣部管文艺的副部长，等于靠边站了，根本不起作用了，这很不正常的。对人事安排小组名单当然可以提意见，甚至也可以否决，　但你不能在会上，用手一指：“作废！”

6。　第四次作代会（2）
那天中南海勤政殿的会议，丁玲本应参加，但她因为洗澡受寒，患了感冒，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一直到20日下午才出院，错过了亲眼目睹那个场面的机会。第二天上午一位　熟人来家，讲了昨天中南海会议的情况。吃午饭时，丁玲在饭桌上说：昨天中南海开会，讨论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胡耀邦讲了三条：一、中央对文艺界加强党的领导不够。二、派　到文艺界做工作的领导不熟悉作家，不了解情况。三、文艺界行政领导和作家之间不团结，互相搞小动作。胡耀邦还说，这次报告不要再提“精神污染”了。
　　胡耀邦不是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不满意，而是对中宣部分管文艺的领导不满意。
　　这些情况，说来话长。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会后一大批作家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决策。丁玲先是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访，谈话刊登在《　人民日报》上。后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演讲会”发表广播讲话《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更加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发言摘要刊登在《新观察》上。一些稍年轻的作家，发言调子都比丁玲高得多，却只有丁玲等几个老作家被诬为“棍子”。
　　1984年9月10日上午，丁玲在中宣部京西宾馆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夏天我到福州，有人告诉我说，这里听到北京有人说，你们是‘四条棍子’（指的是我与艾青、臧克家和欧　阳山）。我想来想去，不就是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我们这几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吗？这怎么竟成了棍子！”老太太敢说话，就在那次会上，又对张贤亮的《绿化树　》提出了批评：“三年前，我在厦门读到了张贤亮同志的《灵与肉》，我欣喜难安，整天在走廊上徘徊，看着起伏的海浪，不由得写了一篇赞扬文章。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他，把　希望放在他身上。但最近读了他的《绿化树》，心里很难受。这篇小说却又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评，使我一时不能理解。……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使人感到是共　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好像只有一个队长稍好一点，还有一个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个流浪汉），对此我心里是不愉快的。……我认为我们对作家是不必深究的，因　为他有这种感受，他不能不写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作者共同探讨、商榷，互相提高。但我认为文艺界的领导，思想战线上的领导，研究、指导写作的理论批评，与一　些普通读者一样，对这一作品也如此偏爱，却使我不能理解。”1980年2月，她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时，阅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参评篇目，陈明在日记中说，丁玲“甚赞张贤亮的《灵　与肉》、邓友梅的《三猫图》，及刘绍棠的《二度梅》”。
　　同时，丁玲还不指名地批评了9月3日《人民日报》8版上的一篇文章《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南行随想之二》，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农民花两千元请客，意思是　农民富了，可以而且应该有这点享受，如果加以反对是不应该的。其实农民请客并不一定是从万元户才开始的。抗战时期战争环境，农民很穷时也是要请客的，农民向来也很慷慨　大方。不过这些都没什么。文章的后面，并不是说农民请客，而是骂特权阶级、骂这些人养尊处优，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身安全，不让别人高消费，这是该骂的；但甚至说提倡什　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不合新时期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