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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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我说，给周欣留着吧！周欣是丁玲的外孙，祖慧的儿子。丁玲说，习 仲勋也送来了，有周欣吃的。丁玲还告诉我说，昨天上午她又给习仲勋家里打了电话，问《中国》的编制问题。齐心说，习仲勋已经和胡耀邦汇报了，没问题，让放心。
当天下午，丁玲住进协和医院304病房。
7月15日深夜，丁玲家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陈明被惊醒，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丁玲的病情有了变化？他赶紧走到客厅，拿起话筒。电话是习仲勋打来的，他告诉陈明，编制问 题已经告诉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让作协给《中国》几个名额，《人民文学》不是有30个名额吗，不要再增加新的编制名额了，就从作协内部解决。习仲勋说，明天我去北 戴河，要住几天，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找我的秘书，让秘书给我挂长途电话。他又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陈明说，丁玲想赶紧把编制的问题解决了，住到蔚县去写作。习仲 勋说：丁玲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要下乡去了，你要特别注意照顾她。
其实习仲勋真的很帮忙，一直在运作中，只是难度确实很大。8月26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发出＇85＇11号文《关于〈中国〉杂志社编制问题的批复》：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三日你会关于申请《中国》杂志社编制的来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中国》杂志社事业编制十五人。
直到9月3日晚上，陈明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是非官方渠道——牛汉打来电话说，从维熙告诉他，已经同意为《中国》解决15个编制。第二天下午陈明到医院告诉了丁玲，老太太 一下子感觉轻松了许多。
5。 拿不到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
除了编制、经费之外，稿源紧缺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6月15日《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时，牛汉就说过，《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再说 ”，不大给我们稿子。
1985年的《中国》，老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尤以创刊号为甚。先后发表的老作家稿子有：巴金致丁玲信，丁玲的《一代天骄》，孙犁的信，李纳致铁凝信，秦兆阳的《 往事散记》，刘白羽的《大海》，骆宾基的《记两个农民朋友》，魏巍的《那边，延河上空有一颗星》，黄钢的《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雷加的《七个和一个》，吴强的《海螺与蔷薇》，舒群的《黄河女》，还有黄树则 、萧乾、王朝闻、姚雪垠等人的文章。这里面多是怀人忆旧之作。而当红中青年作家的稿子，一是数量少，二是分量轻，只有王蒙的《风格散记》（一、二、四期连载，每篇不过 三五千字），贾平凹的中篇《冰炭》，铁凝复李纳信。张洁本来答应给刘绍棠稿子，但大概是感到了“压力”，让女儿打来电话说心脏病严重，医嘱不能写文章，实在抱歉，不能 按时交稿（我在1984年11月20日的电话记录）。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她才拿来一篇短文《纵然惜别终须别——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追记》，还是先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发表过的，登在 七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上，即便如此，据说也被作协某领导斥为“没骨气”。
在这种情势下，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成为《中国》创作的主角，像山西的田东照，天津的王家斌，北京的陶正、刘恒、林青，湖南的残雪，黑龙江的迟子建等。
由于作者队伍狭窄，好稿子上不来，导致一些人的稿子多次刊用。比如，孙犁在第一期发了致《十月》主编苏予的信，谈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第三期又发了一篇致贾平 凹的信——“再谈通俗文学”。山西的田东照，七万字的中篇《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在二期发了头题，又在四期上发了短篇《河那面的红枣排》。庞天舒，沈阳军区一个聪颖灵 气的小姑娘，刚在二期上发了云南老山前线生活散记《在同龄人的墓前》，紧接着又在三期头题发表了自卫反击战题材的中篇《秋天总有落叶》。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斌，第一期 发了中篇《背尸人》，紧接着，长篇《迷魂泉·雪人》在三、四、五期上连载。这两部作品以其藏族题材备受关注，但是在一年总共六期刊物中，一个作者在四期上都占据重要位 置，十分少见。引起争议的遇罗锦的《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在第一、二、四期连载；林谦、郑敏、周涛也都在两期刊物上发表了作品。
此外，第三期发了“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获奖作品选辑”五篇，接着第四期又发了“香港作品专辑”五篇。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稿源捉襟见肘了。
只有诗歌一枝独秀。老中青诗人齐登场，既有绿原、严辰、张志民、邹荻帆，也有北岛、顾城、舒婷，这主要是牛汉的功劳。他本人就是诗人，在诗歌界又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丁玲被诬以“左”而失势，一个是新老作家之间存在“代沟”，而《中国》被看做“老作家的刊物”。
老中青作家的大团结，一直是丁玲的一大心愿，她渴望能与青年作家交朋友，对他们“传帮带”。《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就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 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青年人“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但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很难逾越，青年人对于“好为人师”的老作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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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雷加也要淡出
丁玲曾经说过，雷加要是不当作家，是能当部长的。可见她对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动。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书斋里的作家，他真是喜爱生活。即便在七十岁的年龄段，还是满怀热情到处去看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来办《中国》时，他 曾经犹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协和医院探视丁玲，丁玲提出一起来创办一份文学刊物。雷加说还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雷加给陈明打电话，讲了一些顾虑。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来丁玲家讨论准备提交作协党组的办刊报告，这时雷加仍然没有下定决心。3日上午，雷加给丁玲打来电话，终于“同意坐阵刊物一年”。
雷加后来说：“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创办刊物。她说的很认真，陈明在旁边打岔，仿佛并不那么认真。后来这个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叫做《中国》。它办了 一年有余，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当初它也为了一些作家没有刊物发表文章办起来的。办刊之前，就有‘官办’‘民办’之争，我也曾推辞不任副主编。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愿搞文艺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工作。当时我也意识到刊物的印数问题，稿源问题。因要自负盈亏，办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后来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不足怪 的。不过，它把我的编辑与创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后我只能挂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刊物如何结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尔滨写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托她带了一封信给丁玲：“逯斐临走说，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愿我回去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胆战心惊地给你们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买到一本丁玲的《母亲》，一本《丁玲短篇小说选》。当时丁玲还未正式复出，她的书在市面上很难见到。雷加读过之后立即给丁玲写信 ，发表感慨：“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散文大家，散文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础。土肥越深，根叶越茂，三十年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莫不如此。”
1984年5月厦门大学举办丁玲创作研讨会，雷加不能到会，写了一封信说：“丁玲同志是当代文坛上我所敬爱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艺思想影响着和教育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不是 一个理论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雷加尊敬丁玲，也和舒群等人有着良好友谊，这是他终于加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雷加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一旦答应下来就十分投入。刊物筹办阶段，他骑着自行车到处组稿谈稿，有时忙到很晚。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后来当丁玲 与刘、舒之间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又是重要的协调人。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他也与舒群、刘绍棠深有同感，所以从1985年春天起，经常表现出一种比较超脱的消极 态度，不愿意更多介入《中国》的事情。
1985年4月3日，雷加给丁玲写信，告知“我今年下去体验生活的计划”，说：“一、四月十日乘飞机去福建，参加四月十一日水电总局召开的会，然后参观访问两个水电站，约二 十天。这是他们春节来我家时谈好了的。二、六月，我去陕西北部沿榆林三边一线采访，约一个半月。三、八月，我去东北完达山农场，约一个月。以前，我每年都在五月到七月 之间下去生活，今年亦然。工作上的安排，我同牛汉同志商定：四月十日之前，把《中国》第四期稿件定下来，五月份，我留在北京。牛汉去澳出国之前，也先把第五期大部稿件 定下来。分工问题，我同意编辑部工作应注意连续性，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编辑部，由主编领导全面工作，副主编协助主编做好看稿审稿工作。”
丁玲从西安回到北京后，雷加谈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意见。要点是：
1。 对于舒群摔电话的事情，我不介入，这次仍不想介入，基本上不介入。2。 我经常对舒群说，你和丁玲合作三次，应当一次比一次好。3。 对于舒群这次向党组汇报，我认为太快 ，应首先在内部解决，我坚持这个态度。关于冯夏熊背后议论他的事情，经劝阻，他没有向党组汇报。4。 舒群的态度趋向缓和，但是有起伏，他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重要问题，比 如编辑费问题，重要的事情应该经过两个主编。5。 爆发点是编辑费，但问题已久，分工、制度不健全，所以出现了“这两口气我受不了”、“陈明是掌柜，我是小伙计”、“牛汉 从未给我来过电话”等意见。权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责任心的问题。6。 一、二两期刊物出得快，要有正确估计，不只是牛汉、冯夏熊两个人的功劳，还有客观条件、两个主编的威 望等因素。刘绍棠感觉受排挤，是否有正确的部分？可能舒群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
雷加说，原来想给党组写报告，退出《中国》。现在要解决两件事，一件是冯夏熊的问题，一件是成立常务编辑部（常务编委会），三至五人，包括牛汉冯夏熊，有个连续性。
7。 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1）
丁玲不仅要抓稿子，抓宣传，就连发行也要操心过问。
1985年6月19日，她听出版社的同志说第三期印数下降，心里就着急。她联想到去广西和陕西时，发现一些地方的书店里没有《中国》卖，这说明新华书店的发行工作还不到位。6 月21日，她给新华书店总经理汪轶千写了一封信，说“总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想跟你聊聊，你如有空，望来一个电话，约一个时间”。丁玲这已是第二次给汪轶千总经理写信了。他 们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在一次作家支部会上，老作家们闲聊天说，在新华书店买不到各自的书。一位老作家说，现在的印数都控制在新华书店的“小辫子”手中，她们说要多少，出版社就给多少。意思 是新华书店的进货员大部分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不识货。
1985年1月5日，《经济日报》一位记者就出版发行问题来采访丁玲，她想起老作家们的意见，又结合《中国》在发行中遇到的困难，给新华书店的工作提了些意见。新华书店总经 理汪轶千从《经济日报》上看到了丁玲的谈话，感到有些内容需要向她说明，便给丁玲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书信，洋洋洒洒两千言，介绍了发行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当前发行任务 与工作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封信今天看来，披露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年《中国》创刊号的征订数是七万多，另一由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