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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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很快就明白了，我们又返回开滦赵各庄煤矿，返回我出生的那个大粪场子。
母亲跟客人们说话，总有一个被许多话题围绕着的中心，那就是我家遭的劫：父亲是怎样被突然破门而入的人绑架。母亲怎样为赎回父亲而奔走求告，最后不得不倾荡了祖传的家产，落到再度背井离乡的地步，回到这臭烘烘的大粪场子安身，又得接着茬儿让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而养家糊口，等等。听她说话的人如若是特别对劲儿和信得住的，她还会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地说，她知道绑票的坏人是哪庄的，其中的一个是我们单家庄谁家的亲戚，用布袋蒙着脸不吭声，也被认出来了。只是怕再惹祸，怕大人孩子有性命危险，才装聋作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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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7）
父亲与母亲不同，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述他破产的原因。包括对他最要好的朋友，也一字不提。如果赶上母亲正对别人谈论那件痛心的倒霉事儿，被他听见，他就表现得十分厌烦，常常粗暴地加以制止：得啦！得啦！你老是絮叨它干啥呢？没别的话可说啦？
除此之外，父亲和母亲争吵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母亲一说到志气的话题，父亲就显得非常厌烦：这年月，什么志气不志气，什么正气不正气，全颠倒了，全不顶用。其实，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想得开，怎么痛快怎么活，我不信没路走！
母亲说，我总觉着跑买卖这种事有点玄乎。
父亲说，怎么着，也比下井去玩儿命安全保险哪！
在故土乡村破了产的农民，一群一伙地涌到矿区的镇子里和镇子的四周。逐渐搭起来的窝棚、小屋，占据了原来的大粪场子。而新开辟的大粪场子，又朝着南边、东边，以及东北边的那些瘠薄的田地扩充开来。每一片都有各自的主人。一片连一片的不毛之地，赤裸裸的，如同荒凉海滩上的盐池。
场子里晒着的或者垛着的大粪，是一些被财主雇来的长工以及正在发家创业的庄稼主儿本人，从街里的锅伙、住户和胡同旮旯的茅房坑掏出来的。一担一担地挑到这儿，再用长柄的铁勺子一勺一勺地摊晒开。一经晒干，就像糊饼似的一块一块地被铲起、垛上，最后用套着骡马的各种笨重的木轮车拉走。随后又摊起一层刚刚挑来的“大粪稀”，接受烈日的烤晒。除了人畜车辆在这里时来时往，屎壳郎和蛆虫爬来爬去，大绿豆蝇嗡嗡地飞个不停，再没有任何别的动物和植物能够在这块地盘上站住脚。从早到晚，空气里总是掺和着非常浓烈的又臭又酸的干粪气味，无论是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刮来的风，都不可能换换气息。
一天，我从大粪场野玩回来，听到屋里有搬动椅子的响动，立刻猜想到母亲在做什么。她在藏票子。父亲是昨儿个回来，今儿个走的。父亲每次挣回钱来就交给母亲。等父亲一走，母亲就从一沓儿票子里抽出几张，卷成卷儿。然后，再把她梳头梳掉下来的头发，缠绕在票子卷儿上。最后把缠了头发的票子塞到桌子后边墙壁上的缝隙和窟窿里。她总是偷偷地这么做。
父亲又出门了，母亲总像满怀心事而愁眉不展。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吃过饭，不进屋，不开灯，就搬出小凳子，坐在屋子跟前，一直待到热气散发了，不太闷气的深夜，再进屋睡觉。
从晚饭后到进屋睡觉的这段时间很不短，我和姐姐就让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听，用听故事来消除我们对生活寂寞和单调的感觉。而母亲“肚子”里的故事很多很多，听起来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成了我的艺术启蒙课本，听故事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娱乐。
母亲会讲很多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储藏在她的脑子里，像一口泉眼兴旺的井，永远都淘不干。母亲几乎没说过“讲完了”、“不会了”、“没有了”这样的话。每每在我们催促和哀求之下，她总打个沉儿，便接着讲一个新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或者虽然听过，但是又有了修改和补充，已经变成一个更为有趣的新故事。
母亲把她从别人那儿继承来的和她自己创作的故事，传给了我们。我把母亲讲的故事记在心里，一直记了四十多年！
7
父亲这次走了很长时间。有一天，跟父亲一起跑买卖的孙大叔独自回来了。母亲一见他，非常紧张，忙问出什么事了。
孙大叔撩起敞着怀的褂子襟儿，擦擦脑门子上的汗水，故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叙述道：没大事儿，你不用慌。我们在邦均集上买够了两车鲜货，雇了一辆顺路的大车往回赶。昨儿个晚上赶到玉田，不巧关了城门，不敢跑黑道儿，就在野外蹲了一宿。早上接着走，赶上没有一丝云彩的大热天，把人晒得发昏。晌午正在小饭铺打尖、喂牲口，来了日本兵，把饭铺给围上了。一个也不许动，挨个儿搜查。我那会儿正巧上茅房，大远的，转回来，瞧见饭铺那边炸了锅，赶紧退回茅房，偷着看动静，没敢到近前去。过一阵子，王八盖子们开拔了，凡是在饭铺吃饭的、歇腿的，都给带走了。担子还得挑着，车辆还得赶着。我吓坏了，只能老远瞧着影子。看样子，是往丰润县炮楼子带。我大哥人机灵，也胆儿大。日本人走到半路上，瞧见一个西瓜园里有人，又包围西瓜园。我大哥悄悄地对赶车的把式说，要命，还是要车，你自己拿主意，我可要逃命了。说完，他趁多数日本人奔了瓜园，留下的几个端枪拿刀的也没留神，就猫着，钻进高粱地。赶车的一见我大哥跑了没被瞧见，也跟在后边钻了高粱地。他们俩跑进我们打尖的饭铺，我们集齐了，都说不幸中的万幸，保住命比什么都要紧。我们又搭伴儿往回走。快到唐山，到了矿区地盘，那个赶车的提出让我大哥包赔他的一辆大车和一匹骡子。我大哥说，你的车和牲口损失了，我的货物和本钱也丢了，我并不比你强。再说，雇你的车是顺路拉脚，不给我拉货，你照样也得遭事。另说赔不赔，有难处，咱们可以分担。这话够仗义的了，那车把式不听，又哭又闹，揪住我大哥的衣裳领子要打架。我大哥不跟他打，他就自己往墙上撞脑袋，撞个大口子，直流血，回头就诬赖我大哥打了他，拉我大哥进警察局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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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8）
母亲听到这儿，急得不行，拉着我就要去找保人，把父亲保出来。谁知当天夜里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一个挺精明的警官问谁是原告？那车把式赶紧抢着诉说冤枉。警官听了之后，忽然嘿嘿一笑，对他说，车把式，你的确很冤枉。不过，你应该跟日本人去要车和骡子，不应该跟这位雇主要车和骡子。车把式一听这话慌了神，说起诬告之辞：当时我是想追究着不放车的，可是他硬是不让，还打了我，您看，您看。他把脑袋往前伸，让警官看他脑门儿在墙上自己撞的伤。
警官问父亲，对这些你有什么话说呢？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
父亲回答：我不让他追着日本人要车，赶快找个机会逃路，这是真的。因为我估计，跟日本人到炮楼里，不用说车和牲口要不回来，恐怕连性命也得搭上。至于说打他，不是真的。我们都挨了几下子，是日本人打的。由于我不顺从，比他挨打多，也打得重……
车把式抢话说：反正，我脑袋上的伤是你给打的！
警官又冷笑一声对他说：我明白你演的是哪出戏啦。你明明是脑门子痒痒，自己往墙上撞，为什么要诬赖别人打的呢？既然是打的，回答我，他拿什么凶器打的？是铁的，还是木头的？
车把式这一下傻了眼，料定官司输到底了，忽然跪到父亲跟前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苦苦地乞求：先生，先生，您有钱，您是好人，您得救救我。我除了这辆车之外，就是五个挨肩大的孩子，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妈。这回车一没，挣不到拉脚的钱，我们一家老小没法儿活下去呀！救救我的命吧！
父亲被他哭诉哀求得心软了，对警官说，我情愿包赔他全部损失，一辆半旧的大车，一头骡子。只是，眼下我拿不出，得给我一个月的期限。我可以当场给他立个字据……
8
和车把式的官司未了，父亲在家过了几天无所事事的日子，便又出门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这一走，竟然又是好几天没回家来。不要说母亲，就连我这小孩子，都感到有些异样。
母亲那焦躁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越来越不加掩饰。她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近处去就带上我和姐姐，到远处去则独来独往，常常把我饿得饥肠辘辘她才返回家来。她把住在赵各庄镇上的，以及住在北边水峪村和东边无水庄的老乡亲和朋友家，都找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紧张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我们家。
终于父亲带着异样的神情回来了。
进门之后，没说话，就走到躺在炕梢儿上的母亲的跟前，把一只胳膊朝母亲身边一伸，又一低，只见一根用纸包卷成棍儿似的东西，从褂子袖口里溜了出来，“咣”一声，掉在炕上。他又向母亲伸出另一只胳膊，同样的“咣”一声响，同样的从袖口溜出一根棍儿，只是那包皮的纸破散开，“哗啦”一下，撒出一摊亮闪闪的“银大头”。
我看见过这样多的钱，那是为了从“绑票的”土匪手里赎回父亲，出卖祖传的土地房屋、写文契画十字儿的时候，换到手里的。那么，这次的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父亲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手气不错，我赢了！先归还那个车把式的车和骡子钱，剩下的，撒开花，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母亲不看钱，质问父亲：你就靠做这号事情活着吗？
父亲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回答：我已经把话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往后哇，怎么活着痛快，就怎么干！
母亲坐起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正经人干的正经营生吗？
父亲也不甘下风地愤愤反问，啥是正经营生，你给我说说！下窑、种地、做买卖，全都是你说的正经营生吧？请问，对哪一行，我没有兢兢业业、辛辛苦苦、规规矩矩地干呢？结果怎么样？干哪一行都难干下去，还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小命，一回回死里逃生。这个，你总知道吧？你还想逼我吃一辈子糊涂药、干一辈子糊涂事儿吗？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9）
不幸家庭里的孩子，神经受的磨炼多，一般都异乎寻常地敏感，尤其是对父母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哪怕极不显眼的一分一毫，也能够及时地觉察出来。尽管不太理解，不明白究竟，甚至没有能力言传表述，但他们心里总觉得清清楚楚，同时被影响和被左右着情绪。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被大人称为“懂事儿”过早的孩子，起码我比别的同龄小伙伴们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削弱，反倒加强，以至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都可以不顾，得要面子！
母亲对父亲的本事，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认为父亲如若有志气、走正道儿，肯定是一块好材料。靠官派，能当高官；学买卖，能发财；即使还像以前那样，下窑挖煤出力，也能够积攒下钱，置买些家产，挺着胸膛回到老家去，过上不愁吃穿的体面日子……类似这样一些掺和着哀叹和抱怨的话，经常跟来串门儿的亲友们说，也断不了跟并不十分熟悉、没有什么交情的左右邻居说，甚至常常忍不住地跟幼小的我和姐姐唠叨几句。
父亲恰恰跟母亲拧着劲儿，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窑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撒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