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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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全部烟消云散了！
5
到了1954年春天，我回到地委党校，写了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这两篇写农村新生活的文章在《河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重视，我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当了新闻记者。
城里的灯火辉煌让我忽然感到单身在外的孤寂。
周末走在街上，脑子里一会儿映现着舞厅里一对对舞蹈的男女，一会儿又映出我那乡间小屋里的妻子。我也曾想如果周末不下乡采访，我要让妻子带儿子来通县，也过“礼拜六”，也坐坐小酒馆，也到那热闹的舞厅走一趟。可是又一想，她若来了，对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一切都是不习惯的。大城市、大机关可不同于小小的县城，这里的干部也不同于团县委那几位同样是农村出身又常到农村去的同志，妻子到这里跟人家能搭上话吗？人家会不会耻笑她的土气？到了酒馆进了舞厅，她会不会用农村那一套庄稼人的方式对待朋友？说出使我难堪的话，甚至出现让我丢面子的动作？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闷坐了一会儿，孤零零的连一句话都没有对象说，越发觉得空虚寂寞，不由得趴在桌子上给乡下的妻子写起信来：你应当学文化、求进步，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照这样下去，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3）
很快，妻子的回信来了。我打开信的封口，抻出信瓤，展开一看，开头第一行字是“夫君见字如面”。
看了这字体、这语气，我立即弄明白，这封信是妻子求人代笔写来的。这样俗不可耐的称呼，使我脸上发烧，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赶忙把信一团，塞进裤子兜里。
回到宿舍，趁没有人在，才展开看。妻子信的大意是，她已经收到我的信了，她正在进步，每天晚上带孩子上民校，认识了好些字，还向刘吉素村的青年团支部提出入团申请，那边答应吸收她，等等。
我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人，很明白“带孩子上民校”是何等情景。那不是学校，是个孩子哭女人叫的“蛤蟆坑”！那不是学习文化，是凑热闹、应付差事！至于申请入团，十有###是我那位岳父，为了适应我的政治需要“越俎代庖”，替妻子在那边的青年团组织挂了个号而已。
妻子的这封信既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也没给我一点精神安慰。收到这样的信以后，我反而越发苦恼。从前，我以自己家里有个朴实、贤惠、安稳，能操劳过日子的妻子为荣；如今我的地位提高了，身份变了，开了眼界，有了比较，有了新的欲望和追求，因而一想到妻子那副落后、笨拙、土里土气的样子，就从心里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羞耻感。
唉，我那个乡下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文明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脱产干部，像别的男人的妻子那样，跟我一块儿过过“礼拜六”，一块儿逛逛大街，一块儿看看电影，一块儿到舞厅里跳跳舞呢？当初，我要是跟干姐赵四儿结了亲，我准能够很容易地把她改变成现代时兴的女性，决不会让她落后到这样的地步。然而木已成舟，过去我们夫妻俩好过，如今又有了孩子，只能够忍耐着痛苦，对付着过下去……
我这样颠三倒四地胡思乱想，浮躁的情绪使我看不下书也写不了稿子。当了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自由，本来可以常回农村看看妻儿，事实上我却极少往那边迈步。每当思念之情偶然生起，一想到妻子的那种状态、那副模样，以及往后长长的没有味道没有奔头的日子，就如同用一瓢冷水，把我的一切欲望全都泼灭，再没有前往会面的兴致。
有一次，报社派下来一个专题报道任务，让采访一位农业合作社社长，了解对省委最近有关巩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反映。记者组组长王力军说，三河那边好长时间没有见报，为求平衡，应该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在报上露露面。你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去跑一趟吧。
我带着这个临时的紧急任务，骑着自行车赶到三河县。县委农村工作部推荐大黄土庄的王廷权作为采访对象。恰巧王廷权在家，我们就立即谈开了。总共用去一个多钟头，采访工作就已经完毕。
这时候，太阳刚刚平西。
我的目光不由得向东移动，注视起来。这派景物，我是非常熟悉、感到非常亲切的。我认出一座面朝正南的山岭那边，就是三郎寨。在三郎寨那层层的梯田里和行行的果树间，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曾经洒过我的汗水，撕坏过我的衣衫，磨破过我的鞋袜；同时它们曾经令我生发了多少美妙幻想，使我增添了多少人生经验，学会了多少只有靠山吃山的庄稼人才具有的哲理和智慧！稍一回忆，我就能想起那山泉的清凉，那落果的甘甜，野花的芳香，青草的茂密，小鸟在枝杈间穿飞，大蝈蝈在灌木丛中鸣叫，黑蚂蚁和“山虎子”在石头上跑来跑去……那时候，我每天踏着晚霞铺着的石子小路走回家。走回家的我是疲劳的饥饿的，那个家有香喷喷的饭菜能使我吃饱肚子，有温热的炕头能消除我的疲劳。在那距离并不太遥远的岁月里，我是何等贪馋家里的饭菜，多么留恋家里的热炕头呀！
想到那个被我淡忘的家之后，随即想到它以往给予我的温馨、满足和愉悦，一种对妻子和儿子的思念之情油然而起，且是这般的强烈和迫切。再不顾多想什么，就自然而然地调转车头，驶上京榆公路，向东奔向五里远的段甲岭，再往东，奔向八里远的白涧，拐个小弯儿，到了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王吉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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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4）
进了二门，我看见了儿子。他正独自在窗户前边玩耍，他刚会走路，手里持着一根木棍，轰赶着要回窝的鸡。鸡群被他赶得团团转。
我一面朝里走，一面呼叫他一声。儿子停止住淘气的动作，怯生生地看着我，那双黑大的眼睛闪动着警惕而又恐惧的神色，见我朝他走过来，他随手扔下棍子、撇开鸡群，转身往屋里跑。石块垒砌的台阶把他绊了一下，他跌倒在闻声迎出门来的妻子身上。妻子一边弯腰扶住儿子，一边对他说，没事儿你念叨爸爸、爸爸的，这会儿来了，咋又害怕呀？她这样数落着，抱起惊慌未定的儿子，既没跟站在她身旁的我说句问候的话，也没有看我一眼，对我似乎像对待一个陌生的路人，也像对待一个她所不欢迎的人那么冷漠。
其实这情景是我俩婚后常有的，也是极为普通的。无论我外出多远多久，返回的时候，她都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尤其在我不期而至、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之时，她明明是惊喜的、高兴的，却偏偏不动声色，几乎麻木不仁、拒人千里，一点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从前，我习惯了这种“农家夫妻”的礼遇，如今我已经不是“农民”，对这样的“农民夫妻”的礼遇，对这样的故作矜持的架势、毫无表情的脸孔，觉得极不舒服，很是别扭。
妻子不声不响地抱着儿子走进里屋。我也就默默无言地跟进来。
儿子好似从记忆里找到了我，把他挂在嘴巴上的爸爸跟坐在他跟前炕沿上的爸爸对上了号，看着我的眼光变得柔和了，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当他母亲把他塞到我的怀里时，他不仅不再认生，不再害怕，反而很好奇、很有兴趣地仔细打量我的模样，摸我衣兜里插着的钢笔，翻翻我刚放在炕上的文件包。当他发现我腰间掖着手枪时，他挣开我搂着他的胳膊，一定要拿过去，津津有味地摆弄起来。
妻子一见，惊慌失色地扑过来，抓起儿子的胳膊，连声吆喝：撒手，扔了它！撒手，扔了它！待儿子丢下手里的枪之后，她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咋把啥东西都给孩子玩儿？弄响了咋办？真是没正形儿！
这是我们夫妻久别再见以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抱怨和训斥。我听了很刺耳、很不自在。她根本不察看我的脸色变化，更没有体会到我已然不悦的情绪，只顾把儿子从我怀里抱过去，冲着我急赤白脸地说，快把枪拿过去吧，放到柜子里！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生硬的命令式的，让人难以接受。
妻子又像往常那样，把她已经做熟了的稀粥从锅里盛出来，放在一边，另外给我做了两张我平时最喜欢吃的糖饼和一小盆疙瘩汤，还在汤里浇上过多的香油。我没有领会她的这份盛情，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好胃口，匆匆吃过饭便回报社了。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记者组，收拾完背包，忽然发现平时总是佩戴在胸前的一枚证章不见了，估计掉在王吉素的家里了。
吃过午饭，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妻子去了封信让她寻找，那封信写得既详细，字体又一笔一画。我嘱咐她，找到证章以后，立即寄到报社记者组来。我唯恐妻子或者她所求的看信人弄不明白，还用另一张白纸画了一个证章的图案——一个圆圈，圆圈里边还画了个五角星和“河北日报”四个字。旁边注明：我丢在家里的证章就是这种样子，是白地，黑字，红色的星星。信写完，封好，我亲自把信送到邮筒里。
大概过了半个月，宣传部的文书把一张领取邮包的单据交给了我。
我一看那包裹单上写的寄发地址，正是蓟县王吉素村。料定这邮件是我妻子寄来的证章，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到邮电局去领取。
女业务员看看单子，又看看我的记者证，就转回身去，从柜台后边搬出一个挺大挺重的包裹，很吃力地举到柜台上，朝我跟前推推。
我一见那包裹，不禁愣了一下，以为是业务员拿错了物件，拉过包裹一看，那包袱皮上果然写着我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疑疑惑惑地打开那细线密缝的布封皮，用眼一看，险些把我给气炸了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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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5）
妻子给我寄来的一大包东西，根本不是我寻找的证章，而是一堆废旧的《河北日报》报纸，有的是我以前看过扔在家里的，有的是剪下资料以后丢下的碎纸片，有的还是妻子专门从村公所搜集来的。
这时候，偏巧宣传部的文书也来邮电局寄发信件。他瞧见我面对着一堆烂报纸发呆，就好奇地凑过来问道，哎，这是谁给你寄来这么多旧报纸呀？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媳妇！他接着又问，哟！你让她给你寄这个干啥用呀？我哼了一声说，我发疯了，让她给我寄这种东西？真是岂有此理！
我说完这句话，就气呼呼地冲出邮电局，蹬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机关宿舍。我越想这件荒唐事越冒火，为了发泄发泄，我马上给妻子写了封措辞尖锐刻薄的信：我可能把证章丢在家里，让你给找一找，你却给我寄来一些破烂报纸！你连证章和报纸都分不清，简直其笨如猪！
信发走了，我仍然怒气难消。我独自在屋里坐立不安，心里愤愤地想，这样“像猪一样笨”的女人，怎么能够当今天省报新闻记者的妻子、“明日青年作家”的夫人呢？往后还有很长很长的岁月，可怎么在一块儿生活下去呢？干脆离婚，各走各的路！
主意拿定，我终于在没有任何顾忌和痛苦的情况下，郑重其事地给妻子写了信，宣布要跟她离婚：我和你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本就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下去，不如早日解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彼此谁也不要影响谁的幸福生活，谁也不能耽误谁的美好前程……
信发出以后，我恐怕妻子一时间思想不转弯儿，来记者组找我，像有的女人那样耍赖和纠缠，那样太丢脸。我尤其怕岳父杨泽亲自出马，来通州找我和解劝说。无论跟他们父女俩哪一个见了面，都是十分尴尬的事儿，而且说不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难堪局面。为了逃避那种难以预测的严酷现实，我只好又拿出“走为上策”的老主意，决定下乡采访，到北京西边的房山县去。我估计，那边离京东蓟县路途远，妻子他们对那边人地两生，绝不会到那里去找我；就算他们奔到那里，也不会找到我。
一个星期后，我赶回通州镇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拉亮了电灯，急忙在桌子上的报纸和信件堆里翻找，终于发现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件。
这是个用白报纸糊的信封。信封上的字写得七扭八歪，但是一笔一画，写得相当认真和工整，只是把发信处和收信处写颠倒了。可能由于我的姓名写得准确无误，邮递员和收发室的同志对我都认识而又熟悉，所以信没有错投和丢失。我把它拿在手上没有立即拆开看，因为我猜定是妻子的回信，而且是她平生的第一封亲笔信。妻子性格内向，既有心计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