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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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指点着姐姐给我缝制一个像黎明使用的那种布兜子，东院老谭家的秀祥跑了进来。
他一进二门就可着嗓子冲着窗户喊叫，嗨，金广，快点儿去看看，我们逮住一个女特务！一听这话，我的情绪为之一振，悠闲自在的心气立即变成满怀战斗的豪情。我丢下手里的剪刀，抄起靠在炕边的红缨枪，两步蹿出屋。
石头垒砌的庙台上，坐着一个十七八的少女，挺神气地跷着二郎腿，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扳着膝盖头。她直着上身，挺着胸脯子，故意把昂起的脑袋偏向一边，既不看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看她，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高傲姿态。
我只能看到她小半边脸。那脸腮并不白，倒显着一种嫩嫩的健康的红润。披在脖根下的短发也不厚密，却墨黑墨黑的透着秀丽。一只轮廓分明的耳朵从发丛中露出，耳垂上的银环一闪一闪的。还能看到她嘴巴的一角，薄薄的嘴唇挂着一种嘲笑意味地撇着。
她挺好看，好看的少女应该是可爱的。而这可爱的少女偏偏是个特务，就像聊斋故事里说的那种女妖精。
忽然，她把跷着的腿放下，恼怒地冲着庙台上的小槐树喊，赶快找你们的头目来，别的小喽，谁要是再这么唠叨个没完，可别怪我，我要开骂啦！
听了这声叫阵，我朝她把胸脯一挺，郑重宣告，我就是头目，儿童团长，你得听我的！
话音一落，她终于扭过脸来。
嘿，好一张俊俏的脸蛋！正面看比侧面看受端详，特别是那双不太大、杏核形的眼睛，如同闪光的珠子粒儿，瞥了我一下，随即盯住我，眼睛十分动人。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害羞，我不敢跟她对视，慌乱之中就用故意发威来遮掩我的尴尬：我告诉你，不管你多厉害，咋耍花招儿，在我们王吉素的儿童团面前一律吃不开。今天拿不出路条来决不能放你走！听罢这话，她随手抽出一张纸片递我。
这的确是一张正正经经的路条，不仅把行人的来处和投奔写得明白，还盖着一个红红的公章。我立即为刚才的气势汹汹感到懊悔，什么话也没说就把她放走了。
“三角眼”不愿回来，我也不愿她回来。为了干净利落地抖落掉那一桩不幸的婚姻包袱，小小年纪的我，迷迷糊糊而又正儿八经地演了一场人生滑稽戏。那天夜晚，放了炕桌，研了墨，铺了纸，由焦富老叔边杜撰边口述，由我亲自执笔，写了一纸假话加套话、新词加旧词的休书。似乎有这样几句，因连遭荒年，无柴少米，度日艰难，亲夫梁金广甘愿高氏女自谋生路，改嫁他人，永不翻悔，立字为证云云。休掉了这门亲，我觉得心里痛快多了。
有一天我从三郎寨干活儿回来，姐姐迎出屋门口对我说：你快吃东西，快去刘吉素吧。来了大部队，演节目。村长他们接到通知就走了，在那儿等你。
一听演节目，我哪还顾上吃饭？丢下手里的镰刀、肩上的背架，撒腿就跑。
一声呼喊，两杆红缨枪挡住了我的去路，才意识到到了刘吉素村的管界。心里光想着看演出节目，两条腿光顾急着赶路，别的全都没有留神。忘了带路条！
一个小姑娘迎了过来。她头戴一顶军帽，手里提着一根演节目用的霸王鞭。在太阳的斜照下，她那红扑扑的脸，黑黑的头发，薄薄的嘴唇，白白的牙齿，都好似镀了一层金光的边儿。她正在以一种趾高气扬的、愚弄嘲笑的神态盯着我。
这模样，这神态，都好像见识过。噢，想起来了，她是我们抓的那个“女特务”赵四儿！认出她是谁以后，我产生了惶恐。想起两个月前发生在王吉素村小五道庙庙台上的那场误会，想起那次并非有意而实际上已经形成的刁难，我不由得暗暗叫苦不迭，这回落在她手中了，我把一个最可利用的报复机会如此窝囊地交给了她，而且亲自送上门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有听凭她——一个尖酸刻薄丫头的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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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5）
似乎她也认出了我，点点头，对两个男孩子说，让他走吧，他是王吉素的儿童团长。
有人问，你能认准吗？赵四儿打个沉，似乎被叮问得没有了把握，重又把我打量一遍。我被她看得怪不自在，心里边又急又躁又憋气。
她开口说，王吉素的孩子都是睁眼瞎，只有他们的团长认字，一试就能考出真假。
一张白里透红的手掌心“摆”在我的面前。那五根手指是长长的、细细的，显得鲜鲜嫩嫩的，而且带着清晰好看的纹路。
我立即领悟了聪明人的聪明意图，首先抬起左手，攥住她那三四根软绵绵的、热乎乎的手指尖，为的是使这张纸不垂动摇摆。随后提起笔，让笔尖对准手心，写起“梁金广”三个字。写时我特别留意，不敢用太大的劲儿，怕画痛了她。写完，赵四儿点点头，说，小字还不赖，你走吧！
人山人海的演出现场，我一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高喊一声“砖头大哥”就扑向了他。
林南仓那边的车把式，这会儿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军人，显得特别英俊精神、威威武武，让人一看就从心里羡慕。
我抓紧时间问砖头，白大叔他们好吗？
他打个愣，哪个白大叔？噢，他呀！反对减租减息的家伙，让群众把他斗倒了！
为啥斗他呢？我听着砖头这一番让我意外的回答，还有他说这番话时咬牙切齿很生气的样子，都感到奇怪。
我望着砖头那矫健的身影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街头的一盘石碾子那边。不知为什么，心头好像压了块无形的石头，沉沉的、闷闷的，那股子别扭劲，道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
自打那天，我的心里别扭了好多日子，总是暗暗叨念林南仓那边的白大叔一家人。不论怎么掂量比较，我都没办法把白大叔跟反革命的敌人联系到一块儿，跟我参加斗争会亲眼看到的那些恶霸坏蛋们画个等号。报纸上的文章和上边工作人员的演讲，曾经在我耳朵里灌输了许多有关地主老财搞压迫、搞剥削、喝人血、害性命的罪恶事例。所有这些我都不仅相信，而且激起过无数次的愤怒之火，烧得我想跳起来跟那班恶人去拼杀。可惜，这些在白大叔一家人身上全然失去效力，激不起一点我对他们的仇恨。相反，我倒觉着白大叔一家都是好人，斗争他们是好人受了冤屈。砖头他们不该斗争白大叔，更不该把柔弱的大婶和小小的玉子给吓唬跑，将他们一家拆散，背井离乡。那娘儿俩跑出她们的家，在人地两生的北平，肯定不会有舒服的日子过。我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区干部黎明，他却说我被剥削阶级拉拢人的手段给骗了。
我听了这番话不禁委屈地摇摇头，说，黎明同志，你不知道我当时独自坐在漫荒野地里啥样呢，连肚子都是空的，饿得咕咕乱叫，他就算是那号剥削人的家伙，他能从我身上得到个啥呢？
他说，起码是假慈善，收买人心，麻痹人们对他的斗争意志。懂吗？你就被他给麻痹了，这就是个严重的教训呀！
对这一番劝导，我理都不想理，闭上眼睛不去看他。只是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沉重，才睁开眼。黎明那张脸变得通红通红，两只眼睛里流动着痛苦的光，捏着小烟袋的手哆哆嗦嗦地抖动。他的心里一定很难受，很痛苦。一个多么精明、多么有魄力的汉子，一个多么受我尊敬、让我爱戴的长者，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革命干部！他，竟然让我给惹得这样生气，这样地束手无策！
我猛地蹿起，扑到他的怀里，使劲儿搂住他的脖子，一连声地央告他，黎明同志，你别生气。谁的恩情，也没有你们给我的大，我一定听你的，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
有一串热乎乎的水珠滴到我仰望着的脸颊上。
休了东施古庄那个媳妇的事儿，全村人都知道了，邻村一些认识我的人也知道了。引得媒人往来不绝，好多家长想把闺女许配给我，乐意让我成为他们的女婿。我如此这般地备受青睐，倒不是由于他们预料到今后的我会有多大出息。庄稼院的庄稼人最讲究实际，从不异想天开，对别人的估计也大多恰如其分。我被他们看中，更证明他们讲究实际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小伙子五官端正，没伤没残，还识几个字儿，有房子有地，有果树园子，而且没有管辖媳妇的公婆，没有瓜分财产的弟兄，进门就当家，进门就过不愁吃穿的日子——到哪儿找这么可心的女婿去呀！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6）
不管媒人来多少，全由我姐姐应付。姐姐筛选过后再征求我的意见。一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摇脑袋，因为我有我的主意，我选中的媳妇是白大叔的闺女玉子。这样的选中，也并非是我跟玉子有了什么爱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懂得啥叫爱情呢！只是由于我的人生意识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人长大了都得成双配对儿，都是履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道手续。既然男的一定得娶个媳妇，当然不能要“三角眼”那样的，必须要个不让我讨厌的，玉子就没让我讨厌，仅此而已。后来，不太长的后来，又是生活这个老师谆谆教导，让我懂得了啥叫爱情，而且是一种只能体味到不能够说明白的非常非常奇妙的爱情。
忽然有一天，赵四儿出现在我家里。她说，我给你拿块布来，你给我画一对蝴蝶儿，两朵桃花，我得看看。
我胸脯子一挺，拿来吧，当场就画。
她朝我龇牙一笑：嘻嘻，你还挺勇敢，明儿个再说吧。这会儿得赶快让你姐给你做饭去，要不然给饿扁了，那该有多可怜！
夜晚躺在被窝里，入睡之前，加上早晨睡醒之后，我就把要画的那个花样，在脑海里构思、设计着图案：一对蝴蝶怎么飞，两朵桃花怎样开。我得生着法儿把画画得最新颖、最好看，让那个伶牙俐齿、对人不留情面的丫头无可挑剔。
终于，赵四儿来了。我捉住笔，照我事先想好的样子画起来。
不赖！赵四儿忍不住地夸了这么一句。姐姐观察着她的脸色问，真行吗？她又重复一句，实在不赖。我故意不吭声，心里美滋滋的。
赵四儿一把扯起那块被我画了图案的白布，一面叠着一面说，下面就瞧我的了。谢谢你啦！说罢，就又飘然地走出屋门，一阵风似的从我家院子里消失了。
我伸手一摸，脑门上是湿的。
傍晚我从树园子回来，一进家门，姐姐就对我说，快来看看，人家绣的这花儿，真叫棒！我的两眼为之一亮，嘿，两朵白色中套着粉色的花，几片绿得好像要滴露水珠儿的叶子，如同刚刚从树上采下来的，那么鲜亮，那么好看。两只金黄的蝴蝶，大红的点儿，斑马纹的脊背，蓝色的须子，乌黑的眼睛，栩栩如生，仿佛在振翅飞舞。绣花人那爽朗的笑语，那动听的歌声，那机敏，那才智，一切一切，都好似化进这一针一线之中。我越看越喜欢，越看越佩服赵四儿这手好针线。
此时，我真有几句话想当面赞美赵四儿。几年间，我给本村、外村无数的女人们画了无数个枕头面、兜肚面、门帘子、桌围子，画的时候我精心尽意，也听到她们连声夸好。等到她们用针线把我画的图案绣出来，让我一看，没有一个不让我感到遗憾，甚至大失所望的，以后害怕再看见被她们抹了黑的“杰作”摆在她们家的炕上，挂在她们家的门上，穿在她们的孩子身上，更怕摆上、挂上、穿上之后总对别人说是我给画的图样。每当这个时候，我除了不好意思，害臊，就想骂她们：笨娘儿们，两只拙手把花草都给我绣蔫了，把鸟兽都给我绣死了，还有脸显摆哪。你们就会养孩子、串门子、扯老婆舌头！比起赵四儿的花，她们那些简直不是绣花，是糟践人！往后，我决不再给那些笨娘儿们画花样子。
不久，国民党驻扎在榆公路线的地方民团，发高烧似的折腾起来。不是搜捕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是抢粮食、抢菜、抢牲口。一天早上，赵四儿走进我家，把小白包纎往炕上一扔，对我和姐姐说，我就住在你们这儿啦！
三个人一商量，决定赵四儿留在我们家住宿，我也不必离开家另找地方，三个人就伙睡一条并不大的土炕。一切都是这么自自然然、入情入理，谁也没有嫌疑什么，谁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尽管赵四儿那会儿已是个十八大九的姑娘，而我毕竟也是个正在长身体，成熟起来，而且朦胧懂得了一些男女间事情的小伙子，可是我们谁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邪念。当时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在许多世事方面显出古老和愚昧。但是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纯净而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