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变世界-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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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巨人沉睡着。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世界。”
　　——拿破仑
　　中国正在醒来，世界正在颤抖。
　　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由于它的硕大无朋、它不同寻常的胃口和手段，以及通过它所控制的超级资本主义，中央帝国破坏了石油、钢铁、黄金、小麦、技术、劳务等所有市场的稳定。中国的冲击影响着一切，从汽油价格到就业，甚至天气情况。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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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Erik　izraelewicz）生于1954年，经济学博士。
　　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
　　《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
　　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Ce　monde　qui　nous　attend；　1997），《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zinzin；　1999），《不先生——若斯潘与法国经济》（Monsieur　Ni　Ni；　Jospin　et　l'économie；　2001），等。
　　

引言（1）
“中国使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
　　——帕斯卡尔　《思想》
　　同往年一样，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积如山，全家团圆、欢庆节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都忙不迭地打开自己的礼品包。最小的拉斐尔发现了一辆色彩鲜艳、造型漂亮的木制玩具火车。格雷古瓦——他的表兄——从包装盒里拿出一把流行杂志正在介绍的超轻型网球拍。阿涅斯姑妈在专心研究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方法。爸爸正在尝试用新的DVD机播放节目。妈妈则高兴地裹着开司米披肩……这不是个与往年一样的圣诞节吗？并不完全一样。今年的圣诞节，如同其他许多法国家庭一样，是个非常“中国化”的圣诞节。从玩具、球拍，到个人电脑和披肩，无不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在这天晚上，不仅树下的礼品堆是中国的，树上悬挂的彩球、闪光的装饰品、小圣诞老人、甚至整个圣诞树都来自中国！
　　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已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HEC）的校园里，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在马赛，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中国城”。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潇洒的中国人正紧随来自亚洲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席卷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孔夫子和毛泽东所使用过的语言。而在许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
　　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吉佐的号召：“富起来吧！”1。1979年，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从英国开始，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罗纳德·里根——的家乡美国，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老欧洲”国家2。
　　

引言（2）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
　　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3。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
　　与上述的灾难性场景相反，一些支持“幸福的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件好事，对其他成员不会造成损害。他们还抛出了更令人放心的预测：以后的世界是《未来的天朝大国》。不要担心，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些乐观主义者制作的影片试图使公爵夫人放心，他们向她指出，中央帝国将使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摆脱过去的艰苦工作，摆脱那些肮脏的垃圾，它还会给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界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它将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创新，去发明和设计更健康、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究竟是《中央吸血鬼帝国》，还是《未来的天朝大国》？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是自己的工人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在边界上设置障碍，阻挡其产品的进入，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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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3）
今天，“中国制造”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制造”，50和60年代的“日本制造”，以及70和80年代的“台湾制造”，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驶出涡流区以后，新、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
　　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