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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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说：“有些战况我们也从京报中看到，但实在没有想到会败到这么惨。当年在福州马尾海战中，也是被法军突然袭击才致惨败的，这次北洋水师又遇这种情况，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吴应科说：“我们有人了解过，当年法军在马尾得手后，日本有一个军官立即登上了法舰，而且随舰到了台湾，对法军的作战方法进行了认真研究，听说，这次日本就是借鉴了法舰突袭马尾的战法。可是我们大清国的人不长记性，完全没有戒备。”
邝景阳说：“你还没有介绍我们那些兄弟呢。”
吴应科说：“我们留美幼童有多少人在北洋水师服役我并不清楚，但这次海战中至少有七个人参加了，他们是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广甲号帮带大副宋文岁羽、广丙号帮带大副黄祖莲、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我是定远舰参谋。”
詹天佑说“大家都平安吧？”话说出口，他又感到问得不是很妥当。
吴应科说：“当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位沉在了黄海里，他们是沈寿昌、黄祖连和陈金揆。”
大家都没有说话。
吴应科接着说：“我是死里逃生，当时定远舰和镇远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是日本战舰主要攻打的目标，好在定远舰甲板厚，虽然中弹很多，但没有被击沉。舰上有很多官兵中弹牺牲了，我是侥幸生存者中的一位。”
邝景阳说：“我们从京报中得知你还被李鸿章大人奏报军功呢。朝廷封给你‘巴鲁图’（勇士）的称号。你可为我们留美幼童们争光了。”
吴应科说：“其实，我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真正为我们留美幼童争光的应是那三位葬身黄海的同学啊。沈寿昌、黄祖连和陈金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名字。朝廷给我封赏的衣物和勋章我都扔进了黄海，这些对我没有用。我们的同学用生命如能换来教训，让那些王八官员醒悟过来，这才有意义啊。”
詹天佑说：“我们大清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训还少吗？鸦片战争两次失败，天津教案受辱，中法战争失败，现在又给日本搞成这样，哪还有天朝大国的颜面啊？”
邝景阳说：“当年我们在美国肄业，美国人对大清国还有神秘感，现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国际上丢脸，我看美国人不把我们大清国人看扁才怪呢。”
詹天佑说：“别人是否看扁并不重要，最主要还是要那些在朝中主事的大老爷们能有信心，为国为民，无私心才好办啊。国家积贫积弱并不可怕，日本不就是由一个弱小国家变强大的吗？关键要自强不息，沉痛的教训要能变成奋进的动力才是国家之幸啊。”
吴应科说：“天佑这话说得对，其实我在北洋水师服役就深感那些当官的都是私心在作怪，他们用人根本不是以德才作为标准，而是把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作为唯一的用人标准，用的都是那些吹牛拍马之徒，酒襄饭袋之辈。整天迎来送往，根本不干正事，水师尚且如此，朝政可想而知。他们这样争权夺利，自己图得一时之快意，却让整个国家失去了生机。一点也没有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心，不管大官小官，个个都在盘算着个人的小久久，从鸦片战争以来，多少次的丧权辱国都没有让这些王八羔子醒悟过来！真是国之不幸！想到那么多前线水师将士沉没在黄海里，有时候我对朝中那些些贪腐官员的愤恨甚至还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愤恨！与其说黄海之战是被日本人打败的，还不如说是大清中那些贪腐官员自败的！”
詹天佑说：“国无生机，个人利益又能维持多久呢？我们在修铁路时同样有这感觉，有些大清的官员，甚至连一些西洋人都不如，比如金达这个人，拿了清朝的奉禄，还认真干点事，我有时与地方官打交道，那些人一天到晚都不晓得想什么。整天都在考虑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用人方面根本不考虑才能与德操，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邝景阳说：“这个我知道，他们整天都在想两件事，一是想自己哪一天可以再升官，削尖脑袋算年头，自己在这个位置做了多少年了，怎么还不升呢，别人会如何看我，我应该去抱谁的大腿才不致以这么窝囊，二是想哪一个人对自己最忠诚，扮着手指数人头，这些大小喽罗，有哪些人是我照顾过的，会对我感恩，有机会还要继续提拔，有哪些人是我冷落和得罪过的，会记恨我，逮着辫子还要继续搞下去。”
吴应科说：“景阳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水师里真是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啊，我心恢意冷，深感作为大清国的国民而自悲，甚至不想再干了，回家做生意去算了。”
詹天佑说：“这个我可不赞成，其实这些问题我也思考过，国家问题越多，我们越不能逃避，古代陶渊明那种厌世逃世的方法现今行不通。有两点理由：一是如果我们想干想能干事的人逃避的话，就给那些无能而官隐重的人提供了机会和平台，那我们就辜负了当年曾文正公对我们留美幼童的一片血忱；二是当今世界发展一日千里，无人可置身事外，根本没有世外桃源。”
邝景阳说：“我们真是生不逢时，要是生活在康熙和乾隆爷时期多好啊！”
吴应科说：“实在没有想到大清国的官场会*到如此境地。我看这些人不把大清国老祖宗们创下的基业败光是不会甘心的。国家之败，不在国力，而在风气，更在人心！”
詹天佑说：“大清国问题这么多，也许正是我们有作为的环境呢。所谓时势造英雄，我们还是不能消极啊。对于大清国来说，也许有人可以怨恨，但作为我们来说，确实找不到怨恨的理由，当年国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送到美国，全包了费用，还派了监督督导我们的汉文学习，在美国，我们享受着贵族子弟一样的尊严，这都有赖于朝廷所赐啊！提前回来虽有遗憾，但朝廷并没有亏待我们。”
邝景阳说：“所以天佑不管是被安排做什么，总是一点怨言都没有。”
詹天佑说：“对于个人的得失可以无怨言，但对国家的前途之担心我与大家都是一样的。”
吴应科说：“是啊，我有时候也总是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常常矛盾，不晓得怎么想才好。”
这时，谭菊珍已做好饭菜，詹天佑帮忙把饭菜端上了桌，谭菊珍带着三个孩子在一边的小桌上吃饭，詹天佑则与邝景阳、吴应科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吃过中午饭，吴应科与邝景阳都走了。晚上，邻居们都热热闹闹地放了编炮，詹天佑和孩子们少不了也热闹了一番。
1895年春天，寒冷的天气继续笼罩在中国的北方，中日战争的硝烟仍在山东半岛的威海燃烧，詹天佑身在铁路工地，对前方的消息了解十分有限，主要靠当时京津地区的报纸了解情况。那时北方风气初开，报纸没有南方的上海发达，京城里只有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京报关于战报的消息每一天都不同，所刊载的基本上是有关朝廷政事和官员任免之类的消息，内容和以往邸报没有太大的区别，也经常登一些中日战争方面的消息，因为丰台离北京较近，一些报贩知道铁路上有一些读书人要读报，所以经常赶着骡车到铁路工地卖报，这种报纸外观很像一本薄薄的线装书，长宽为22×9公分，日出4至10页，以《京报》两个字或报房的字号作为报头。有的京报还在报头上加印了图案。由于多用黄纸作封面，所以又有黄皮京报之称。另外，天津刚刚创办的《直报》也有比较多的新闻消息，詹天佑这时在《直报》上经常看到一个人写一些时事评论文章，文笔流畅，言辞精辟入理，很有同感，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从1895年2月4日至5月1日，大声疾呼地在《直报》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从理论上对社会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和论证。正当中日海军在威海卫激战之际，严复于2月4日和5日首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在文中他讨论了中国的三纲、亲亲、尊君，表示了对西方的自由、平等、尚贤的肯定，大声疾呼要用西洋之术，以富民强国。他还警告国人，日本侵华可能是列强瓜分中国之始，如不奋起御侮，“亡国灭种，不可收拾”。对于严复的言论，詹天佑深有同感。每当读到严复的文章，詹天佑总要凝神静思半日，他感到，大清国不缺有真知灼见之人，就缺将这种见识行之于实践的人。他甚至曾经想过自己也写点东西谈些看法，但铁路上许多具体事务使他终究没有动笔。
在津卢线上修筑铁路的詹天佑每天心挂着前方的消息，他知道吴应科已经回到北洋水师，希望他与北洋水师将帅们在经历了黄海之战后，更能知道抗击日军的方法，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可是拱卫京师的海防要地，只要任何有军事知识的人都知道，更何况詹天佑做过水师学堂的教习，还测绘过广东海防图。他有时特地将京报的战报图带在身边，思考着应从哪一个方位加强防卫才更加可行。他当然知道前方战况不同，他这种思考只能是自我安慰，但一天没有看到前方的消息就似乎少了点什么，他找不到排解心中苦闷的办法，只能更加用功地投入到铁路的修筑工作中，有时候，有些工人也很气愤地咒骂几句“东洋鬼子”，这使他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心想只要有这么可爱的百姓在，国家总有一天会振兴的。
有一次，几个北方工人在钉道钉时，口里拼命地喊：“打东洋！打东洋！打死你，小东洋！”听到那几个工人发出那种质朴的仇恨怒吼，詹天佑实在目不忍睹，他转过身轻轻地擦拭着眼泪。一个工人发现了他，大家都停了下来，静静地望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詹天佑也没有讲什么，向大家拱了拱手，走开了。工人们钉道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响，他则继续向前察看着另一处工地。
这个春天，詹天佑身在铁路工地，但国家因中日之战引起的震荡始终没有让他平静过。农历三月（公历四月）的京郊，春寒料峭，先是传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使出使日本进行议和的消息，接着又是李鸿章在日本被日本浪人刺伤的消息，接下来的事情令詹天佑更觉屈辱，获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内容时，他甚至气愤得几天吃饭都没有味道，但他不是一个善于发泄的人，身边没有人可以讨论，他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内心的煎熬。有几次，谭菊珍看到他闷不作声，知道他心中有事，以为是为铁路上的事而烦心呢，她把文琮放到他手里，让他在与孩子的沟通中缓解一下情绪。两岁的文琮是不谙世事的，一到父亲手里，就要父亲带他去看铁路，有时正是傍晚时分，工人们都下班了，詹天佑就会让文琮到工地摸着铁轨玩耍。这时候，顺容与文珖总是要跟在身边的，詹天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打发着苦闷的时光，谭菊珍则在房里准备晚餐。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京城朝野的一片激愤之声，《京报》关于公车上书的消息让詹天佑多少看到了一些国家振兴的希望。全国各地到京城参加这年春天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的举人们，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各省举人纷纷上书反对，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集都察院门前请官员代奏。这代表了当时大清国的主流声音，詹天佑深感欣慰，尽管这次上书没有成功，但其对朝野的影响显然是积极的，也向国际显示，大清国的朝廷可欺，但百姓并不心服。由于旧时举人赴京考试多坐官府提供的车马，人们又称举人为“公车”，所以，这次京城举人们的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詹天佑深知，这些等待发榜的举人们是冒着很大风险上书的，可以说是置个人前途不顾，为国家发声。这比那些只顾自身官位而置国家利益于度外的官僚要高尚多少倍啊。有这样不计个人得失的知识分子在，大清国总是会有振兴的一天的。
铁路时代（1）
十九世纪中后期，铁路成为世界强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作为东方大国的大清王朝，至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全国铁路只有四百六十公里，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