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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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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您不担心被感染吗?
高耀洁:不可能。
子墨:万一有伤口呢?
高耀洁:我身上没有伤口,穿着衣服睡的。

第7节:“防艾”奶奶(7) 
子墨:他们为什么去找您?
高耀洁:更多的就是倾诉。他们被社会歧视,心里很压抑。有个死了女儿的妇女,见到我就说,哎呀,我的亲人啊,可看见你了,我找你几天了,俺孩不该死啊。
子墨:除此之外,您还能给他们什么帮助?
高耀洁:我管饭,给他们路费,一二百块钱,再多我也没有了。
因为不停地“揭盖子”,高耀洁一度成为地方政府不喜欢的人。然而她的工作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可是河南省政府拒绝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但也因为当地政府阻挠而未能出国领奖。此外,高耀洁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荣获“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这个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一系列国际荣誉的背后,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
高耀洁:2001年那个健康人权奖,领奖不让我去。安南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见着中国代表。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领奖就是不让我去。
子墨:怎么就不让您去呢?
高耀洁:怕我说有艾滋病,因为防治艾滋病得的奖嘛。它(河南省政府)说它没艾滋病。
子墨:您知道自己在当地官员心目中的形象吗?
高耀洁:对当官的来说,我像是烫手的红薯,现在是扔,扔不掉;搞,搞不掉。他们希望我少提反面意见,可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不能掩耳盗铃。我的态度是,到啥时候我都说实话,你杀了我算完。
子墨:政府现在对艾滋病工作越来越重视了,前后对您的态度有变
化吗?
高耀洁:有变化,比过去好多了,没有警察撵我,也没人跟我,没人追我回去。最开始我在前面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女儿问,你们老跟着高老师干吗?他们说,不知道,局里叫跟的。有时候两三辆车跟着我,去买个肥皂,他们也跟着。我要去取钱也不害怕,反正后边跟着保镖呢。

第8节:“防艾”奶奶(8) 
子墨:您和这些保镖说过话,聊过天吗?
高耀洁:我问,你们累不累,累的话来我家里喝点水吧,在那儿喝凉水多难受,来吧,来家喝热水。那人一听就跑,转一圈又回来,看着我。
子墨:被这么多人跟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高耀洁:没啥感觉,只是觉得当官的太无耻。你一点办法没有。
子墨:当年您到那些村县去调查,也有人跟着吗?
高耀洁:跟着,村干部也拽着我,最后谈判结果是:押回郑州。这都是他们干的事。
子墨:他们对您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高耀洁:从吴仪见我。吴仪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认不认识我?我说认识,在电视里见过你。第二句话,她说,你干啥呢,我5点就找你,找你找到7点多,吃饭了吗?我说,吃了。她说,你在这儿可以随便说话,这里没有河南人。等我们说了很多话之后,她一个秘书说,神志很清醒嘛,说话也有逻辑。我说,是不是他们跟你说我是神经病啊。她光笑,没说话。
子墨:很多人说您是疯婆子。
高耀洁:对,我不怕他们瞎说。骂我的人都在上层,拥护我的人无钱无权。
这个不受地方政府喜欢的老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2003年12月18日,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并与她在宾馆长谈三个小时,期间避开了所有的官员。在这次会面中,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则直言:“他们在骗你。”她说,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此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

第9节:“防艾”奶奶(9) 
除了打“黑洞”,高耀洁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她说,“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但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所以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底,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给孩子们写下了遗嘱:“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我死之后,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我死之后,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子墨:您这些年遇到的骗子多吗?
高耀洁:多,每星期都有,各种各样。骗我的,骗艾滋病人的。我不是老了嘛,许多人跑来要接我的班。有一个建筑工人摇身一变,成了专治艾滋病的医生,还说不要被西方人吓破胆,他有90。7%的几率能够治愈艾滋病。他要开医院,叫我当院长。我把他撵走了,说我不是当官儿的材料。
子墨:这些年来,您被骗走的钱财有多少,算得出来吗?
高耀洁:永远算不出来,最多一次三千,整个浪费的大概有十几万。
子墨:做了这么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但是一次又一次被人骗,您痛心吗?
高耀洁:我非常痛心,我活得很累。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去自杀啊。但我现在再说一次,我生不如死,确实生不如死。如果我糊涂了,有些人会利用我来诈骗人;如果我现在死了,起码留个清白在人间。现在我脑子还很清楚,往事还能想起来。我老伴到后来糊涂得要命。我要是糊涂了,那些人来骗我,我能知道吗?各式各样的骗子啊。
2006年4月,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因癌症去世。多年来他一直默默支持着高耀洁的“抗艾”斗争,家里的各种杂事,寄信、收信、买菜、做饭都由郭明久一人包下。老伴的离去让高耀洁悲伤不已。很快,一篇关于高耀洁病危的不实报道再次引发了许多人对她的关注。

第10节:“防艾”奶奶(10) 
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高耀洁:不得了,台湾也来募捐,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来募捐。香港的医生要来护理我,说他也姓高,要自费护理我。他说你可不敢出事,你是大陆说实话的人。我那个电话一天响到我要崩溃。河南的副省长也来了,是个女的,一进门,哎呀,咱家出这么大事,你都不跟我说。坐那儿就开始问我。我说,《郑州日报》说瞎话,我哪里病危?她说内参都出来了。一直闹到6月中旬,我在长沙电台上出现了,才平息。说高耀洁没有病危,还在电台上讲课呢。
子墨:您后悔吗?走进防治艾滋病这个领域。
高耀洁: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子墨:为什么站在个人立场上,您会说后悔呢?
高耀洁:太痛苦了。
在老伴去世后的一次采访中,高耀洁曾说:“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这几年,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一连编写了五本书,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一万封信》和《中国艾滋病调查》三本已出,《十年防艾路》和《艾滋殇》虽然已交付出版社,却又在某种压力之下出版不了。
2008年,高耀洁在境外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说:“写出十几年来我因揭露‘艾滋血祸真相’的遭遇,是为了让这起世界罕见的公共卫生灾难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从而为那些被视为‘草芥’的艾滋病受难者争得一线公正和安慰。年逾八十的我,怕是看不到这场‘血祸’的尽头了,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要给历史留下自己的证词。”
子墨:您想过吗,如果没有您的参与,今天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第11节:艾滋病医生(1) 
高耀洁:没有我的参与,起码河南不会这么“倒霉”。现在一提到艾滋病,先提河南。
子墨:您想过放弃吗?
高耀洁:想过,有时候病人来,找我一哭,我又不想放弃了。放弃以后,谁来替他们说话呀。
子墨:这些年给出去的钱有多少?
高耀洁:没算过。但我寄出的钱有数,专门记在一个本子上,有几万块钱。
子墨:花这么多时间,还要贴钱,您会觉得这是负担吗?
高耀洁:肯定是个负担。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了,奖金花完了,老头儿又不在了,等于我的经济收入去掉了一半。幸亏儿子还给我买点菜,闺女给我买点馒头啥的。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上不能像过去那么活跃了。
点评
采访高耀洁是趁她来北京开会的间隙。无论是谈到艾滋病还是谈到艾滋孤儿,老人的精神都特别矍铄。实际上那几天她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说来北京开会太匆忙,忘记了带药。而到了北京,她又舍不得花钱再去买药。听到这句话,大概很多人想不到,这些年来,老人在艾滋病的宣传和预防工作方面,已经花费了将近100万元。这位中国的“德兰修女”无意之间的一点感叹也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艾滋病医生张可
他是大城市里的主治医师,十年来,不断前往艾滋病最严重的农村地区。他直言艾滋病真相,却屡遭质疑和压力。
从1996年河南爆发大规模艾滋病疫情开始,就有一些医生投入到这场艰苦的战斗中,他们和艾滋病人一样不被社会理解,不被政府支持,甚至还要面临某些地方政府的阻挠和威胁。可以说,那段岁月之于艾滋病人和他们的救治医生而言是黑暗和无助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医生的不懈努力,心怀大爱,坚守医道,终使艾滋病剥除了道德外衣,让社会和民众逐渐弄清了艾滋病的由来,最终迫使政府直面危险,并采取挽救措施,防止艾滋病在中国的大面积扩散。
张可,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1999年8月的一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医院找他看艾滋病,这让他非常惊讶。他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居然有众多的艾滋病患者。从那时起,张可与艾滋病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开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无数次前往艾滋病村义务治病,到现在已逾十个年头了。

第12节:艾滋病医生(2) 
子墨:这些年您跑过多少个艾滋村?
张可:记不清楚了,几百个都不止,80%以上我都去过。
子墨:这些年来艾滋村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张可:最大变化是病人的情绪比较稳定了。以前由于病人对病情不了解,政府也没有救助,所以普遍很恐慌。通过这几年的救助政策,病人获得了一些治疗,对艾滋病也有了了解,情绪要比以前安定多了。目前整个的情况算是比较稳定。
2004年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管理范畴。政府出面开始挽救众多艾滋病患者的生命,中国的艾滋病治疗和防治现状有了好转。然而,下到乡村的张可在当地的一些卫生站走访时,却发现了另一些让人担忧的事实。
子墨:国家新政策出台之后,艾滋村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张可:最大变化是把死亡率控制住了,从10%下降到2%。死亡率降低了,恐慌也就减少了,人心稳定下来了。2005年实行“四免一关怀”一年以后,我下去回访,走到第一个村,刚进村口,看到很多病人围在一起打牌,一下子就感觉到变化。以前我去的时候,病人都会涌上来,现在大家平静地跟我打招呼。因此政府的救治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只要愿意去做,政府还是有办法的。
子墨:政府的救治中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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