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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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7）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平，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平，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个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民主还需要有鉴赏力，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1984·11·15香港《百姓》半月刊
12·1·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
12·8·台北《自立晚报》
12·13·洛杉矶《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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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自己的丑陋面（1）
柏杨先生于1984年8月访问美国，在纽约逗留期间，于11月12日，在时任《北美日报》总编辑俞国基先生寓所，与林樵清、李兆钦、黄仕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谈话。柏杨先生在谈话中，着重谈了中国人的丑陋面及劣根性。他说，他走到哪里都要讲这个问题，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他认为，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
问：我知道您十分关心中国人的苦难，是不是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些您的看法。
柏：你要看中国历史，五千年历史中，有几天是好日子？我们当然可以情绪化地高声呐喊：“我们很快乐，我们没有一天不快乐。”但是，如果仔细看古人歌颂的汉王朝、唐王朝是怎样记载，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早就如此悲惨。不断发生“改朝换代型”的战争，不断遭遇到“瓶颈时代”的屠杀。好不容易迈过这两关，朝代稳定时，又有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百般虐待。
问：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对世界也有贡献嘛。
柏：当然，我们有贡献，但只是过去有贡献。
问：不是很多外国人崇拜孔老夫子吗？
柏：中国人崇拜释迦牟尼的更多，崇拜耶稣的更多。现在还有很多人崇拜马克思，崇拜林肯。
问：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柏：洋大人去了一趟台北、北京，就被形容为崇拜中国文化。可是有这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不肯回去，以当美国人为荣，是谁崇拜谁的文化？
问：中国人有句话说：不要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但是实践上，偏偏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我们应该透视自己、认识自己民族的问题。
柏：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好话都是输出给别人用的，自己绝不沾染。
问：所以，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柏：是的。我十八岁就加入国民党，如果乖乖听话，现在起码可以有个小官可做。但是，为了这个民主理想，不但小官没做成，倒弄进牢房里去了。因此我想，为什么我们追求的一直追求不到？政权不好要它改革，它不改革怎么办？只好革命，只有这条路可走。可是，革不成功，头就革掉；革成功了，你又和他一样。
问：柏杨先生，你说你是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却开除了你。
柏：人的心路历程在不停地变。抗战初期，我曾参加战时工作干部训练，我们那时年轻，只知道国，不知道党。如果没有国，哪有党？流行的所谓“党国”，实在是天下最大的荒谬。我从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后来，他把国家治理成那个样子，使人痛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我想应该在中国文化中探本求源。
问：您是否做了这方面的探本求源工作？
柏：做了一些。目前，别的地区有什么，台湾立刻也有什么。你有宪法，我也有“宪法”。但是，台湾的“宪法”好像戏院门口的海报，谁上一次台，就变一次“宪法”，那又何必“宪法”？又如何使人相信“宪法”？这就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古时候的故事说，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我们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个美国苹果，只要搬到中国，就立刻变成了干屎橛！酱缸的侵蚀力很强，你们在美国留学，学会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当你们把这些带回国之后，恐怕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它就会被淹灭。
问：所以您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台湾的孙观汉先生写过几本书，他也是在抨击您所指的酱缸文化。请问，您所指的文化及您所说的民族性弱点（劣根性），是否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问题？
柏：我先要有个声明，我不是学院派，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我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到现在未写的原因，是没有时间。但我受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书的影响。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度丑陋面的一种感触，一种观察，一种检讨；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我也听过许多专家谈到民族性的问题，实在是术语太多，行话太多，而不是我原来的想法。但是我可以笼统地说，中国人的质量并不坏。例如在美国，学校考第一名的，很多都是华人，显示中国人智商并不低。而这种智商在单枪匹马时尤其显著，可是三个智商加在一起，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互相抵消。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至于酱缸如何形成？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但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成了一个模式。那个时候规定，凡是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可以超过“师承”。学生只可围绕着老师所说的话团团转。如果讲得太多，超过老师，那就无效，而且有罪。不过汉王朝时的罪并不严重，但是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规定用朱熹的话解释，就绝不可用王阳明的话解释，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他们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时间一久，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象能力；由于没有想象能力，因之也没有鉴赏能力。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2）
问：德国纳粹时代，希特勒对人民说：你们什么都不必想了，元首一切都为你们想好了。
柏：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制、封建愚民政策。专制封建头子都坚持一种想法：他比任何人都聪明。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是危险的，任何专制封建头子，都不准许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
问：回顾中国历来统治者的政策，很多都是愚民政策。
柏：可是，思考力、想象力是创造发明的渊源。没有这种能力，便无法创造发明。甚至时间一久，连模仿力也会跟着衰退。因为模仿力中多少也要有一点创造发明能力。
问：到底是中国的文化造成了这样的民族性呢，还是中国民族性造成了这样的文化？或两者是孪生兄弟？
柏：你这问题太大，我想这是鸡生蛋、蛋生鸡问题。
问：还是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合起来谈吧，它们是不可分的。我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希望获得解答：
一、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显现在哪些方面？
二、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三、民族性的劣根性，与中国不能产生民主政治是否有关系？我们如何面对这一问题而使之改变？
我有一种体会，认为中国人之缺少法治观念，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台湾，在美受过教育的朋友，曾对我讲过一段经历：一次，他驱车带他从台湾来的父亲外出游玩。回来时，天色已晚，车遇红灯，他就停车。他父亲说：“开过去算了，现在四周没车没人，何必等绿灯？”这反映了两种观念的不同。
按美国的思想，不论何时都该遵守红灯，但中国人认为破坏了它没有影响。中国人缺少法治观念。您刚才又提到中国人难以合作，仅从智商观点，一个中国人可以打败一个外国人，但三个人加起来就完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不能合作。
柏：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应是互相循环。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非理性的，就像电动玩具，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它就会自动转换。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你有力量踢石头，但是当它滚下去时，你无法阻止它不滚下去。中国人内心的复杂，恐怕举世无双。不要说政治问题各有主见，就连几个小流氓在一起，动不动就看不顺眼打起来，心胸狭窄，已到了可厌的程度。
问：美国总统候选人蒙代尔落选后，立刻表示里根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庆幸有如此的民主制度。
柏：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凡人都有错，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