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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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我想到一点。我提出来都是些病态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很难过，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抄别人的后路，最后更篡夺政权，完全为自己打算。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在中国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发现这件事之后，我是那么沮丧。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我们也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笑声）。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今天被张三欺负，明天被李四欺负，后天被王五欺负。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不要抱怨，不要总是专讲别人。在台北时，有对夫妇吵架，找我评理，做丈夫的凶巴巴地说，他太太不爱他。我就说，如果想叫人爱你，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笑声）。如果自己不可爱，怎么叫人家爱你？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叫人怎么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间去，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又叫人怎么尊重你？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通通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仅只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的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人生文学与历史（11）
听众Ｎ：请问柏杨先生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有一位专栏作家，名字叫包可华，台北《联合报》经常有他的译作，他的风格和您有点类似，您对他的观点如何？第二个问题，这种风格目前在台湾是不是允许存在？我相信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水平很高的文章，我已二十年没看过这样的文章了，不知道今天台湾的情形怎样？
柏杨：今天在台湾，人们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像包可华式的文章，在台湾非常流行。我想我的作品和他并不一样，有两位作家倒跟他很相像，那就是潘荣礼和可叵，他们用包可华的模式，写得很好，有些也很尖锐，也没有听说为他们带来什么困扰。
听众Ｏ：柏杨先生，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觉得您的人很可爱（笑声）。这是真话，现在有个要求，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西洋历史上，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将来有没有打算多写文章，发掘明王朝以后，中国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
柏杨：谢谢您的意见，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一部《中国冤狱史》，中国冤狱（包括文字狱）之多，真是举世无双（笑声）。
听众Ｐ：柏杨先生，我最赞成您写这部冤狱史，您是绿岛大学毕业的，我是岛外小学毕业的，我也像您一样。
柏杨：你坐过几年？
听众Ｐ：半年。
柏杨：幼儿园、幼儿园（听众大笑）。
听众Ｑ：您在《早起的虫儿》书中推崇科幻小说，叫人不要看武侠小说，原则上我非常同意，不过倪匡说过：不看柏杨的杂文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不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人生的另一大损失。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样？第二个问题是，听说您在绿岛时看了很多算命的书（笑声），我觉得算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神秘，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
柏杨：当我写那篇文章时，我还没有看到金庸的作品，因为那时他的小说还不能进入台湾（笑声）。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我看过王度庐、不肖生……很多武侠，但看了金庸的之后，别的都比下去。金庸的文字水平、意境水平，都非常够，尤其他的武侠小说在海外流行，意义更大。因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学作品很吃力，武侠小说无形之中，使人受到感染，使中文得到普及。他确实写得不错，我很佩服他，他用这样的笔法写出来，的确是空前的。我在坐牢时买了很多算命的书，因为十二年后出来，时局都变了，我可能没办法谋生，我预备在街上摆卦摊（笑声、掌声）。我研读了一年多，后来有人告诉我，###不准当算命先生，我就没有再研究了。谈到命运，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我年轻时也不相信。曾国藩有一次告诉刘次青说：“不信书，信运气。”刘次青说：“公之言，传万世。”人生有些事不能控制，你除了用命运解释外，还能用什么解释？这种不能控制的现象，我们就叫命运，你叫它“不命运”也可以，总要给它一个名字。就在昨天晚上，台北远东航空公司飞机爆炸，以前我常从台北坐飞机到高雄去看眼睛，我自己在《台湾时报》写稿，报馆老板吴基福、总编辑苏基，更常坐飞机来回台北高雄，所以我现在很为他们担心。这是一个例证，你有能力使飞机起飞，你没有能力使飞机不发生意外。
听众Ｒ：您赞成简体字，又赞成罗马拼音……
柏杨：不是罗马拼音，而是汉语拼音。
听众Ｒ：您提到金庸武侠，赞成他的词句优点，这是不是关系到字形的优点，或者仅是读音的优点？如果简化，甚至只剩下汉语拼音，那么字形优点和词藻优点是不是只能靠音的优点存在？
柏杨：我想你把音变成形之后，“形”“音”“义”，仍会结合一起，密不可分。中国人看到“笑”字觉得在笑，可是美国人看到laugh也会觉得在笑，人赋给“形”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人看到花固可觉得它在笑，也可觉得它在哭。改变后，“形”和“义”会重新结合。
人生文学与历史（12）
听众Ｒ：那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重新结合？
柏杨：顶多一个礼拜（听众大笑）。我的意思是说拼音很容易，一个礼拜就会了。方块字搞十年也搞不通。
听众Ｓ：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能够在国外看到您，在那么多年的牢狱之后。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您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有今天这样的心情出现在大家之前，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些苦难摆平？这是我希望自己学到的，能不能请您讲一点？
柏杨：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在牢房里该哭我就哭嘛，该快乐我就快乐嘛。有人说牢房里一定每天愁眉苦脸，这证明他没有坐过牢。十年愁眉苦脸那不是要愁死掉了？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笑声）。再一个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人生遇到像我这样的灾难，甚至严重到像我这样要被判死刑，后来判了十二年，十二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往往不能适应。家中发生变故，有的是妻子离开丈夫，有的是丈夫离开妻子，而这些夫妻当初都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现在都变了。另外一个现象是友情上的刺激，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有的你平时以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现在也突然变了。有些人没有什么交情，他反而可以交托。但这一切我都有一个观念，我认为这都是个案问题，不是普遍性的。好比说我坐牢才两个月，我的前妻就离开我，不到两年就跟我离婚，我就把离婚书寄给她，她说你的东西怎么办？我说什么我的东西？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告诉她我授权给她，把她认为是我的那些东西，全都扔到马路上，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寄放。我认为这是个案，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男人也是如此，丈夫变心了，也只是那个男人如此，并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笑声）。朋友一样，有的朋友怕你借钱，有的朋友落井下石，或者根本不理你，或者表现更强烈，要求把你枪决算了，这也是个案，只是某些人如此；还有另外的人愿意帮助你，事实上也是这样，我觉得我并没有落空，落空了，不当朋友就是了。
听众Ｔ：现在台湾政府有一条补偿法，柏杨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为冤狱要求赔偿。
柏杨：冤狱必须要政府自己承认是冤狱才行。像我，就不是冤狱（笑声）。
听众Ｔ：柏杨先生，你是爱情专家（笑声），美国有位妇女提出一个看法说，美国现在为什么通货膨胀？就是因为离婚率太高了。您有什么看法？
柏杨：这一类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好比，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是他们纸张太过于浪费的缘故（笑声）。台湾因没有纸张，所以报纸不能开禁，所以不能增加篇幅，就是因为美国浪费了太多的纸（笑声）。
……
主席：如果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因为今天晚上柏杨先生还要赶到柏克莱大学去做另一次演讲（掌声）。
——原载1982·2·14—3·7·洛杉矶《论坛报》
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1）
执笔者江舟峰先生
文载1984年10月8日爱荷华《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
柏杨先生9月24日晚上在OIES，以《丑陋的中国人》为讲题，吸引满堂的听众，是我少见的中国同学聚会盛况。
柏杨先生在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细数他所经历过的事实，中国人性的丑陋面，像没有自尊（只有自大或自卑）、缺乏团队精神（像日本人所有的）、天生恐惧感、太狭窄的胸襟、缺乏“鉴赏力”、内斗等等。我也特别注意到柏杨先生用“膨胀”（Swelling）的传神。
我们很感激有朋自故乡来，像父母般地给我们这群海外游子，耳提面命，给我们一个深深反省的机会（不是闭门思过），的确，我们听太多奉承的话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棒喝！
柏杨先生以他史学家的眼光，总结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经验说了几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归根究底，这些丑陋的中国人性，是因为中国文化里有一个根深的毛病，而这毛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从小奉为圭臬的儒家传统。我没读过多少史书，涉世不深，但与其说这样的论断太有革命性，不如说太过大胆！太过大胆！
柏杨先生的语调充满无奈的宿命观，认为身在这种环境的中国人，受到这种丑陋的文化侵蚀，身不由己，就好像我们不能选择谁当爸爸一样。是的，我们诚然不能不要一个丑陋的爸爸，但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
柏杨先生在9月24的演讲中，把整个中国人性的丑陋面，全归因于儒家传统，如果一般人这样讲，一点也不奇怪，反正《丑陋的中国人》总是喜欢人云亦云，然而以深研中国历史的柏杨发此议论，不得不令我讶异！
“打倒孔家店”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老调，在近些年来的知识界，已经不兴“这一套”了。我不是说不兴“这一套”就代表“这一套”不对，但是至少代表知识界在激情的“运动”“革命”行为之后，冷静理智思考的一种成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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