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照进现实:戏梦人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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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不凡的身手和敏捷的思维，如《龙虎风云》里的高秋、《龙在边缘》里的志成。同时，他们也要尝尽人间的苦涩、精神的折磨，甚至夹在黑白两道的缝隙中付出生命的代价。
卧底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必将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由此产生更加激烈的冲突。警匪争斗中卧底的出场越来越多，你卧我，我卧你，你我同卧却不相识，《无间道（系列）》将其发挥到极致。刘伟强谈及《无间道》时说：
“剧本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有个反卧底，不光是警察在黑社会中有个卧底，黑社会在警察内部也有一个卧底，这样的结构很吸引我，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拍出来应该会不错。”
《无间道》取得巨大成功后，卧底角色开始泛滥，但凡跟黑社会有点关系的电影都少不了安插卧底，乃至达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卧虎》设计1000个卧底参与的警方“卧虎计划”，剧情推进中对江湖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处境、情感交代较为流畅，产生足够的戏剧张力，揭开“真相”时突然打破此前构筑的所有情感关系，使得整个故事顷刻间倒塌崩溃。《门徒》同样遵循蔚然成风的卧底路线，“门徒”阿力的真正身份是警方卧底，在费尽心思取得毒枭昆哥的信任后，以履行“天职”为由将昆哥逼上自杀绝路。
当然，还有一些能够同时纵横于黑道和白道的风云人物。《野兽刑警》里的“问题警察”烂鬼东，他既是执法者，又与黑道头目、杀人犯阿辉称兄道弟，并为阿辉复仇大开杀戒。“兵”与“贼”身份的合二为一跳出了黑白分明的警匪片模式，人性的善与恶在“烂鬼东”身上已无法用传统道德标准来评判。导演试图在道德与法制的天平上衡量人性两极，使得戏剧化的娱乐故事蕴含深刻的思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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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考：命运诉求，社会隐喻（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小马哥放飞白鸽，双枪劲射，何等的豪气干云，终究还是血溅码头。江湖人角力于黑白战场，水火难容也好，惺惺相惜也罢，到头来总要拼个鱼死网破。纵然浩南胜者为王，山鸡猛龙过江，也不过是林怀乐力夺“龙头棍”的老路，占米仔那把挥向头颅的铁锤才是绿林秘笈：“踏马江湖行，英雄儿女情。笑看生死能几许，血染桃花又一枝。”
静观江湖风云际会，像令狐冲那样笑傲江湖者凤毛麟角，大多数人为宿命所摆布，归宿被冥冥中的命运之神所掌握。早在1988年，王家卫就以其天生的暧昧感为《旺角卡门》营造了香港黑帮片罕见的宿命氛围，在旺角街头华哥和乌蝇两个好兄弟双双毙命。同样是发生在旺角的故事，《旺角黑暗》里来福为了寻找未婚妻阿素，被同乡老六欺骗偷渡到香港做了杀手，不知不觉中卷入黑帮仇杀和警察追捕的漩涡。他不断地逃亡和躲避，却在拂晓时分到路旁商店买东西时被警察认出并被意外击毙，彰显了小人物命运的无常。叶伟信的作品多以关注角*感和命运为特点，《爆裂刑警》表面上是恶警题材的暴力电影，实际上借不相识的人组成的大家庭讲述一个共度时艰的故事，从反常混乱的悲剧世界里捕捉到正常的人间温情。《杀破狼》保持了《爆裂刑警》悲剧中的温馨，以警方不能将黑社会大佬绳之以法为基点，将警匪双方统统推上一条死路，不论是黑社会头目王宝还是高级督察陈国忠、马军，都无法摆脱黑色悲情的宿命。
香港的江湖永远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不论是大哥还是马仔，他们都深知“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道理。《人在江湖》里，阿七说：“我爸走的时候，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要在江湖生存是没有眼泪这两个字的……人在江湖，生死由命，早晚会轮到自己。”《濠江风云》里，身患鼻癌晚期的小廖说：“我们在道上混的，就没想过长命百岁，美食我吃过，美女也拥有过，还有什么可求呢？”《一个好爸爸》里，李天恩也说：“十个古惑仔，九个衰到底，出来混的，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年轻的时候，李天恩刀头舐血搏出一片天地，自女儿喜儿出生后，他竭力掩饰自己身上的污点，试图放弃歪门邪道走上仁爱之途，只可惜最终还是被帮会所累，倒在毒贩的乱枪之下。
《放逐》里，阿火、阿泰、阿波和阿猫都是帮会中的一等杀手，他们因违背大佬旨意而被追杀。十字路口，观音山上，面对无路可走的困境与渺茫前程，四个人让硬币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论怎么选择，最终还是在谢夫的酒店里含笑垂下了男儿头颅。《暗花》中光头的耀东收放自如地拍打着皮球，告诉大家他的沉稳与自负；凶残的阿深不相信一个从未露面的老人会主宰大局，以为自己掌握一切，实际一切都无法掌握，双眼隐藏不住渐渐增多的焦虑与恐慌。阿深和耀东不断地杀人，却逃不过被杀的命运。老人收回五百万元的“暗花”，留下了几条无人问津的尸体。
江湖的每一个堂口都是鱼龙混杂，暴力杀戮中有善有恶，善恶难辨。《困兽》描述了被警方围困在酒吧中的匪徒、人质慌不择路的心态，以及警察章法凌乱的办案局面，直白地介绍了匪徒之所以走上邪路的缘由：
人文思考：命运诉求，社会隐喻（2）
“穷不是借口，是个理由”；
“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没有保障，这一刻有的，不代表下一分钟有”；
“世界欠我的太多，我要一次讨回”。
最终，匪徒Rick混迹于人质中脱逃，记者滑稽地要对其采访，真正的人质也没有将Rick供出，一系列不合常理的情节设置，将影片的价值判断交给观众。《枪火边缘》以杀手的爱情为主线，女友为保护杀手引诱警察而中弹身亡，杀手逃过一劫含泪逃走，颠覆并亵渎了大众文化的审美心理，提供了因人而异的价值判断空间。
杜琪峰的早期作品描写江湖宿命，后期在此基础上开始描摹人性。《黑社会》、《以和为贵》致力于黑帮人性沦落的描写，从容地探讨“爱兄弟还是爱黄金”的主题，表现了*裸的权势争斗和人的无尽欲望。在斗争的漩涡里，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利益驱使，人的基本价值都在不断地被权力和欲望吞噬。郭子健导演的《青苔》围绕卑微的生命揭开了社会底层生活的面纱，用一个意外引发的血案将四个徘徊于社会边缘的过客推进残酷杀戮的泥潭。在警匪身份之外，无论是阿丈、斩妈还是堂哥、杀手，他们都像那些在阳光照不到的潮湿阴暗的角落里生存的青苔，在没有人关注的地方独自开谢，默默地过着卑贱的生活。“纪念关世豪先生”的《黑道之无悔今生》由黑道人物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导演梁锦华有意远离打打杀杀的江湖，以文艺片的方式讨论人生与生命。剧中，阿宏为救狼皮因气喘病而死，小豪当兵开始新的生活，狼皮重新在大街上砍人。在与围村里的老爸“二等兵”的交往中，这些乖癖反叛、崇尚暴力甚至杀人放火的年轻人慢慢地开始思考自己活着的价值：
“明明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怎么会有两个世界呢？”
“生命并没有分长短，在于有没有价值。”
“值不值得就要看你有没有改变，只要你改变，可以让他的死变得很有价值。”
《杀破狼》借一个警匪角力的简单故事，对当今香港社会的法律和正义进行了讨论，表明了导演坚守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的倾向。片中，王宝只要杀死证人毁灭证据就可以从法庭昂首走出。当法律不再能主持正义时，只有以个人行为讨回公道。此时的个人行动不可避免地存在对与错的判断。马督察目睹陈督察团队滥用私刑将凶手处死，于是怒不可遏大打出手，之后是一番尖锐的争论：
马督察质问：“你想坑王宝？”
陈督察答：“是！他不死，王宝就会脱身。”
马督察说：“我也想抓他，但一定不会像你们这么做。”
陈督察说：“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王宝坐牢。”
马督察再次质问：“你一个人担当得起吗？”
陈督察怒问：“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几个全部送进监狱，让那混蛋逍遥法外？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
马督察回答：“你们一定是错！”
陈督察反问：“你把一个疑犯打成白痴，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害了很多人，他该死，当天所有的警察都保你，你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段对话，几乎是法律程序与社会正义两方的一次碰撞，如果站在各自立场谁也无法肯定对方是对是错。王宝从事非法事务，但他的生意越做越旺，警察却越搞越乱。面对一切的不公，马督察交出警枪警证，闯入帮会“老巢”杀死王宝，价值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正义。
香港影人一向善于节省成本，社会事件变成了现成剧本。《濠江风云》直接取材尹国驹案件。《飞虎雄心II》来源于越南难民营的骚乱。《大事件》不仅展示了警匪的精彩博弈，还生动地表现了警察与媒体的关系。《监狱风云》、《火烧岛》大揭当时监狱黑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林岭东为此不得不拍摄《伴我闯天涯》暂避风头。《跛豪》的片头运用纪录片片断和字幕，再现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陆饥民逃港等沉重历史，并不时穿插香港天星小轮引发暴动、毒枭昆沙执掌金三角、香港廉政风暴等重大事件。《黑金》以警匪对峙的框架包容台湾解严以后发生的多起典型社会事件，对台湾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一次宏大的叙事阐述。《金钱帝国》取材于香港警史上一桩轰动性的真实案件，重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后警察与黑道的幕后交易。影片涉及当时极为复杂的警队贪污受贿题材，得到香港廉署有关部门的支持，首次向公众解密了诸多封存30年之久的机密档案。《新宿事件》传承了《极道追踪》等片的历史气韵，以小观大，从华人小群体管窥到近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导演尔东升将镜头对准海外漂泊的底层华人世界，中国农民铁头、阿杰等人偷渡日本后，被迫卷入黑社会争权与仇杀的漩涡，尽管曾经雄霸一方，终是无法抵挡本土社团的报复而惨死他乡，用华人曲折惊险的经历奏响一曲凝重辛酸的民族悲歌。
“银河映像”不单单描写黑社会，还直指整个香港社会，成为香港历史和现实（心态）的一面镜子。从《一个字头的诞生》到《放逐》，在一堆男人搏命打杀的过程中，总会悄然传递出潜藏的社会寓意：所谓的江湖人从来没有正邪区分，好人与坏人、真心与假义很难界定，而警察、卧底作为正义的化身、法律的代言人，往往沦为无关痛痒的角色，大多数时候还得与黑帮头目平起平坐、侃侃而谈，无形间产生了地上社会与地下社会的“对接效应”，终使黑社会这种隐秘的亚文化群体以不可阻挡的势力浮出水面。
龙争虎斗、风起云涌的江湖是香港电影中最华丽的部分，既包含了现实中的残酷和死亡气息，又将一种潇洒和从容的英雄气质凸显在枪火迸发的瞬间，寄托了中国人对侠义、人格、尊严和命运的解读。
童年与影结良缘
“我是基督徒，受爱、罪恶及救赎等宗教观念影响。古代侠士行侠仗义精神现已荡然无存，我们得独自面对邪恶。”
——吴宇森
流年碎影
1948年9月22日，吴宇森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51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吴宇森的童年在生活的艰辛中度过，父亲染上痨病，家里一贫如洗，一家大小居无定所。在教会的帮助下，吴宇森才得以读完小学和中学。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神学、哲学、历史学、美术学著作。基督教的仁爱、牺牲精神，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刺客列传》等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对吴宇森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学时代，吴宇森经常溜出课堂跑到电影院看电影，沉浸于好莱坞黑帮片、西部片和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营造的氛围中。他最为推崇法国暴力导演皮埃尔？梅尔维尔，从梅尔维尔的作品汲取了风格化的暴力和浓厚的人情味。《野人帮》的导演山姆？派金帕对吴宇森也有很大影响，慢镜运用、圣歌激战等都是对山姆电影语言的发扬光大。
吴宇森从小喜欢戏剧、电影，曾是“中国学生周报”话剧社成员，演出过《清宫怨》、《父母心》等话剧。他回忆童年时说：
“从孩童时候起，我已很喜欢电影了，不论西片、粤片、日本片，一概都喜欢看。那时，我并没有富余的钱买票入场。记得有一次，在大世界戏院，我抱着弟弟趁入场时混入戏院的楼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