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细节看清朝-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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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
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儒家“仁”的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资本主义民主观念和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用《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民族、种族这些分别全都已经自动消亡，人人享受民主，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甚至就连动物也不再遭受人类的奴役和宰杀，因为人类发明了一种食物，其味道比动物的肉还要鲜美，完全可以替代动物的肉……这些描述体现了康有为超凡的想象力和敢于打破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勇气，但是同时这些描述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人间永远不可能建成天国。凡是这样的尝试，最终都将走向其反面…地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康有为本人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他斟酌再三才发表了前两部，死后才由其弟子全部印刷发行。此书最初名为《人类公理》，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变法与政变（1）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为了变法图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然而，当慈禧的态度突然变化时，维新派才真正发现：变法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仅有良好的愿望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公车上书事件之后，康有为深感自己人微言轻，难以引起重视。为了宣传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采取了类似于现在舆论炒作的办法：康有为首先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为了吸引眼球，康有为率先挑起舆论口水战，批判保守派投降卖国，尤其是《马关条约》的替罪羊李鸿章，被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那时候中国可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惹怒了李鸿章等人，结果强学会被封闭了。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于是舆论环境变得对康有为有利起来。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维新变法思想在社会上一直不停地遭受保守势力的攻击，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句“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其实保守派们是中了康有为的计，康有为正愁自己吸引不了光绪皇帝的注意呢，这样一来可好，康有为这个人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算是留下印象了。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免费发放给在京官员，所以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这整个就是一个广告宣传的架势。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他们通过报纸，动员力量，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望。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和舆论宣传，终于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阻碍，未能成功。但是光绪皇帝还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光绪皇帝从此读了康有为的不少书…《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等等，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印象更深了，受康有为的影响也更大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开始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等等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同仁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但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太急于求成了。也难怪，这位4岁就穿上龙袍的皇帝，一直生活在他的姨妈…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19岁的时候好不容易亲政了，却还是有名无实。历年来洋人不断蚕食大清的各种权益，甲午战后，连东洋鬼子都欺上门来，对年轻气盛光绪皇帝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有了得力人才，能推行变法图强之策，一想到大清国势重振、扬眉吐气的日子指日可待，怎能不让人心急？于是在几个书生的簇拥鼓动下，年轻的光绪皇帝放胆行动，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谁敢阻挠变法，统统都要严惩，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就给自己和维新派的人物树立了太多敌人；而变法内容中废除科举一项，又令天下士子人心惶惶。所以刚刚开始的维新变法，难免就要处于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了：各地方大员大多对变法条令阳奉阴违，视作一纸空文；而且更有人上书慈禧太后，攻击变法，打算将变法扼杀在萌芽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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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与政变（2）
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既是保守派的头目，也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以他为首的保守派，多次向慈禧太后进言，说光绪皇帝和几个书生推行变法，实在是瞎胡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慈禧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为虽然有很多人跟她说变法如何不好，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变法的威胁，也就不打算干预。
但康有为等人却认为变法推行受到阻碍完全是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所导致，而要夺得人事任免和军事大权，就必须发动政变，除掉慈禧。保守派据此就得了口实，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们的打算，这一下慈禧太后可受不了了：这可真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啊。你们搞什么维新变法，弄得天下大乱，我不理你们也就罢了，现在竟然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于是准备重新夺权。当时盛传慈禧要废掉光绪，另立新帝。9月中旬，光绪皇帝几次秘密召集维新派商量对策，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个个都是白面书生，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再加上本来也没有实权，个个束手，只能向光绪建议，重用“同情”变法的将领袁世凯，对付荣禄，然后发动政变，逼迫慈禧太后交出权力。
于是，光绪皇帝在9月16、17日两天连续召见袁世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加以拉拢；18日夜，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截了当向其提出支持皇帝，推翻慈禧太后的要求。结果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称愿为皇上效死力，但是送走谭嗣同之后却没有真正打算帮助皇帝，而是采取了观望态度，直到最后政变发生。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至此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当中，谭嗣同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称“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1896年，谭嗣同在上海在一个洋人那里看到了一张清晰显示着自己手骨形状的X光照片和一个会算数的大木头箱子…机械计算机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就深深地种下了一个念头：中国必须改变。
这个念头是如此坚定，让他不惜为实现这个念头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谭嗣同努力学习接触西方近代知识，在中国开办报纸，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期间，正是他勇挑重担，上门去找袁世凯商谈政变一事，结果袁世凯有负重托，使得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他本来也可以去的。
可是他表示，各国变法莫不自流血开始，中国之所以变法不成，是因为还没有人为之付出生命，而他自己，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此后他的表现也一直符合自己的表态，被捕之后，他一直保持从容，在狱中还时时作诗，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一直到被砍头的前一刻，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是视死如归。可是谁又能理解谭嗣同心中那深深的绝望？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若谭嗣同能听到这句话，必定深有感触。谭嗣同把变法维新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最后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最终却发现自己的敌人是如此强大，变法维新，无异于手拿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他主动赴死，固然表现出一种壮烈，但同时未尝不表现出一种悲哀。砍头前的遗言，他说自己“有心无力”。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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