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语-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州、洞庭、法华等地的牡丹，“求之颇广”，为了扩大品种，他同各地许多植艺大家保持着联系，一到“花时每以新种投赠，秋时分接”。同为嘉庆时的上海人杨钟宝，景仰濂溪先生（周敦颐）之说，爱荷至深，成《瓨荷谱》一卷，被人称为“诗狂花癖，与俗殊酸咸”。（《瓨荷谱》陆秀农序）仁和人景亭北“性喜菊，花时连畦被畷，烂如霞锦，自称菊公”。杭州人陈杞，其先人爱菊，至杞嗜尤深，“凡贮土、留种、分秋、登盆、理缉、扩养之法，无不精究。闻有贵种，必百计以求……至老不倦，以菊叟自号。”（《清稗类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新学会社出版了一部《春晖堂花卉图说》，作者许衍灼在自序中亦自称爱花成癖，园中自种很多花草，因有感于古来许多培花书籍多有失之偏颇，故特采撷名家养花技艺，汇编成书。
一、为爱名花抵死狂……宋·陆游（3）
对于异乎寻常的执著，人多以“迷”、“痴”来加以形容。爱花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便可称之为“花迷”、“花痴”了。上面所列诸君，皆可以用“迷”、“痴”冠之。古又有“癖”字，原义是腹有积聚而成块的病；后又引申为指形成习惯的嗜好。人称酷爱山水为烟霞癖，五代前蜀诗人贯休诗句有“难医林薮烟霞癖”，烟霞癖便是自谓。同样，爱花成瘾者，人便称他有花癖。以上诸君，都属于有花癖之人。然而此癖不但不会致命，还颇为可爱，甚至可敬。原因何在呢？
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是一个洋溢着欣欣生意的机体，天地万物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一个“情”字，被当成了宇宙间万物沟通、联结的线索和桥梁。天地中一切之一切，都内蕴着生命和情感，而正是由这生命和情感的维系，天地中一切之一切，才能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和谐世界，而正是有了这“情”之种子，才使世界告别死气沉沉的混沌，萌发出开天辟地的生机。
人既为天地所生，自应秉赋天地之情意。天地陶成万物，人亦是天地所化育的，故天地对人是有情有义的；而人对天地万物亦应像对待父母兄弟一般，要有感戴和护爱之心，否则就是不仁不义，缺少善良心肠。
古人重情，尊情，视情为天地万物之至性。虽然儒学尤其是自宋以后的儒学提倡以“理”制“情”，佛家亦把“情”当作烦恼之根源而要求灭之，然而情在人们心中从未被彻底抹杀。特别是到了宋元理学影响势微的晚明时期，尊情之说有了最充分的表述。小说家冯梦龙在《情史》中说道，人之有情犹如草木须发芽一样，“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情史·情芽》）人之无情则形同僵尸，“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情史·情通》）人而无情，生不如死；情乃生命之源泉。他更是前无古人地提出设立“情教”，来“教诲诸众生”，公然表示要以情教来反对禁欲主义的理教，取代理教而来承担民众教化的职责。
晚明人士很重情感，每每自称是“有情人”，标榜至情至性，尊崇情圣情痴。在他们看来，爱物成癖，正是人情放佚、天性率真的表现，“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是人生一大快活。而花是世间美的集中体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只有爱花爱得至情至性，爱得如痴如醉，那才值得称道。中国文学史上强调独抒性灵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就是这祥主张的，他说：
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块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全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之负花癖者，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躄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鳞，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袱，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树其趣，或臭（嗅）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瓶史· 好事》）
感情专注，到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的份上，那才称得上是真有所癖。无癖之人，便是缺乏感情之人，那是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箭头直指世上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先生，用语极为辛辣。相比之下，有癖之人反而都是性情中人，怎不令人钦佩？
袁宏道本人就称得上是一个十足花迷的人。他撰有我国第一部插花专著《瓶史》，在这部论说瓶花水养的奇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爱花成嗜。无论是屈原、陶渊明、何逊、苏东坡，还是袁宏道、李渔，此等“花癖”、“花痴”在中国史上并不少见，乃是中国爱花人的缩影。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翠幄围娇不受尘……明·张淮（1）
花乃风雅之尤物，最经不得风尘。百般呵护，诸多禁忌，只因爱花……
著名文学家鲁迅二十岁那年作有《惜花四律》诗，其中最后一律写道：
繁英绕甸竞呈妍，叶底闲看蛱蝶眠。
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
文禽共惜春将去，秀野欣逢红欲然。
戏仿唐宫护佳种，金铃轻绾赤阑边。
鲁迅自小对花卉有浓厚兴趣，他在家乡绍兴读书及后来在绍兴府中学任教时，在家中天井和百草园中广植花木，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订正过清人陈淏子《花镜》一书中的某些错误。这首七律最后两句，提到了一个典故，见载于《开元天宝遗事》。据说，唐天宝初年，宁王喜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之中无人能及。春天的日子里，他在王宫后花园中，用红丝绳串上一溜的小金铃，挂在花枝梢上，吩咐园中掌事者，每当有鸟儿飞集在花丛中时，就掣动铃索，将鸟儿掠走。这个发明很快传到了其他王宫，宫人纷纷仿效，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惜花韵事。
在唐代，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另一护花方法，是为花（特指牡丹）搭棚，上下前后覆上油幕或锦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较多。如白居易长庆二年（822）初任杭州刺史，便打听杭州的牡丹花，得知只有开元寺刚从长安移植来的牡丹一丛，立即叩门拜访。只见寺僧惠澄“设油幕覆牡丹”，护理极为有心。（见唐·范攄《云溪友议》）而此法其实学自帝京长安。白居易曾有《买花》诗曰：“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上张帷幕庇，旁织笆篱护。……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可知“张幄幕庇”乃民间的惯常之法，为的是防暴雨，挡烈日，使牡丹生长良好。少见的则是所覆之物在权豪之家用的是绫罗绸缎。《玉麈集》说，唐穆宗时，宫中花开，以美缎做成的“重顶帐”，设置一个护花的官员叫惜春御史，将双重顶帐围护花草。此事美其名曰“护春”。《乾淳起居注》说，宋孝宗有一年邀太上皇去聚景园赏春，只见“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约千余丛，各有牙牌金字，上张碧油绢幕”。因各种俱有来历，故各花被系上牙牌，上烫金字，以示品目；又为遮风雨，用碧油丝绢做幄幕。不只皇家如此破费。据《剧谈录》说，朔方使李进贤“豪侈奉身，雅好宾客”，值牡丹盛开，“引众宾入内，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皆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对贫寒百姓来说，别提为了几朵花草了，便是裹身的衣裤，绢锦之物也是想都不敢想的。由于这种奢侈，常作为希罕事例被野史记录下来，得以流传。
由爱花而惜花，由惜花而护花，这是必然的行为。须知养花一年，看花十日。育花之不易，花时之短促，反过来又使人更加惜花爱花。比如看牡丹，瑰丽多姿，雍容华贵，色有黄、红、粉、蓝、白、黑、紫、绿等，万紫千红，五彩缤纷，型有荷花型、葵花型、玫瑰型、绣球型，千姿百态，风韵十足。然而牡丹花虽好，栽种起来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播种牡丹，要待七八年才能开花，分株栽种每年仅能在九十月间才容易成活，而嫁接繁殖技艺更难掌握。不仅如此，它性娇，畏严寒，怕酷暑，厌酸，恶碱，施肥、浇水都得特别精心，稍不得要领，便难以绽开花朵。再看那兰花，气清，色清， 姿清，韵清；其香，清芬蕴藉，其色，雅淡黄绿，其姿，端庄挺秀，其韵，比德君子。护养亦十分繁难，单说与气候的关系便须捏住几个要诀：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爱朝阳，避夕阳，喜南暖，畏北凉等等。又看那菊花，暮秋之月，金风飒飒，偏它争芳吐艳，够坚强的了吧，实得并不尽然。明人《菊谱》卷上“艺菊法”指出：“（菊）花虽傲霜，其实畏之。一为风所凌，便非向者标致。风雨犹然，何况于霜乎？”所以，不要以为凌霜而放之菊，就可以任风之烈，任雨之狂，而不加护惜了。而且菊有养花易、养叶难之说。据说，凡根有枯叶，不可摘去，摘去则气泄，其叶自下而上逐渐黄枯；浇粪时慎勿令粪着叶，一着随即黄落。要想菊花清茂，古人一法是，以韭汁浇根，能见大效。由此可见养育之不易。
二、翠幄围娇不受尘……明·张淮（2）
古人常将花草比作人家子女。如清人庄继光《翼谱丛谈》引陶歇庵的话说：“会稽多兰而闽产者贵。养之之法，喜润而忌湿，喜燥而畏日，喜风而避寒，如富家娇小儿女， 特多态难奉。”小儿女，年幼稚嫩，非得父母小心呵护才能养育成人，更何况这里说的是富家娇生贯养之小儿女，更是难加侍候。这一比喻，道出了人们对待花草就像对待人一样，必须善待如亲，育养有方。而这一思想，早在唐代已经出现。
唐代有一个著名的园艺家，姓郭，为长安西郊丰乐乡人，因为驼背，都称他郭橐驼，真名反倒被人们忘记了。凡经他种植或迁移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硕茂，能提早开花结果。后来广为流传具有多种版本的《种树书》，都说其法出之于郭橐驼，托名郭氏所著，足见其影响。文学家柳宗元与他大约是同一个时期的人，还在柳宗元年少时，他的父辈已定居长安，柳宗元经历中进士，在朝中做官，直到永贞元年因他参与王文教集团而遭迫害被贬，长年待在长安，故有机会了解郭橐驼，写下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从这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橐驼植艺之道的一些精华。照他看来，“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筑欲密”，然后“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让它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便是：“其莳也若子”，就是说，养植树木就要像养育亲生儿子一样；只有“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树木才能茁壮茂盛。这一思想是对传统的把花木看作是同人一样都是天地之子、同人一样都具有生命这样的观点的继承。这一思想为后世所重视，并被发展成为一整套“养植以人”的方法，又称“善养之道”或“爱养之法”。
宋代养兰大家赵时庚说：“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故凡盈穹壤者皆物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虫之细而必欲名遂其性者，则在乎人因其气侯以生命之者也。彼动植者非其物乎？及草木者非其人乎？……是以圣人之仁则顺天地以养万物，必须使万物得遂其本性而后已。”又说：“爱养之乖宜，又何异于人之饥饱，则燥湿干之，邪气乘间入其荣卫，则不免有所侵损。所谓向之寒暑适宜、肥瘦得时者，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成也？”（《金漳兰谱》卷上）明王象晋说，花草生命犹如“自家生意”一般，故而“培之植之，使乢茂条达，正以完自家只生意也。”（《群芳谱》）清初陈洖子：“浇灌之于花木，犹人之需饮食也：不可太饥，亦不可太饱；燥则润之，瘠则肥之。全赖治圃者，不时权衡之耳。”（《花镜》卷二《课花十八法》）他们都是深得郭橐驼植艺真髓的人。
植艺经验是人们长年累月与花木打交道积累起来的。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一些不当行为会造成对花卉的伤害。所以，古人很早就提出了“花祟”、“花忌”的说法。
袁宏道《瓶史》之七有专门章节讲“花祟”，他说：“花下不宜焚香，犹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夺香损，俗子之过；且香气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为花之剑刃。棒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脐故也。”他坚决反对前人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