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语-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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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至于饮用之茶，别称荼、荈、茗、槚，历来划归为另外一类，区辨甚明。
山茶原产我国南方，为常绿灌木或乔木，树姿优美，荫稠叶翠，花朵大如杯盏，娇艳富丽，被公认为名贵的花品。大约在隋唐时期，山茶已由野生进入人工栽培。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载：“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山茶花叶似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不仅在广西、四川已很知名，且东南沿海之地亦广泛种植，以致据有关资料说，唐代初年，日本便从我国温州等地引进了山茶的品种。山茶花多为红色，有浅红、深红、紫红等，唐人所见所赞不能越此范围，如司空图《红茶花》诗：“景物诗人见即夸，岂怜高韵说红茶。牡丹枉用三春力，开得方知不是花。”贯休《山茶花》诗：“风裁日染开仙圃，百花色死猩血谬。今朝一朵坠阶前，应有看人怨孙秀。”或比红牡丹，或比猩红血，大多如此。
自宋代起，栽培山茶之风更盛，品种日见繁多。钱塘吴自牧在《梦梁录》中透露了南宋临安（今杭州）的引种培育的山茶品种有“罄口茶”、“玉茶”、“千叶多心”、“秋茶”等名目：罄口茶，至今犹存。属云南山茶中的一品，花色银红，开放的形若罄口，因此得名。玉茶，大概即指“玉茗”。玉茗，黄心绿萼，瓣白如玉，为白山茶中的上品。北宋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中说：“钗头玉茗妙天下，琼花一树真虚名。”自注：“坐上见白山茶，格韵高绝。”又宋·陶弼《山茶》诗：“浅为玉茗深都胜，大曰山茶小海红。”千叶多心茶，不详，但与后来明人《群芳谱》所记“千叶红”、“千叶白”（“千叶”，今称“重瓣”）可能有渊源关系。
仅此数品察之，已见当时山茶不限于红紫之姿了。故从宋代起，吟颂白山茶花的诗文多了起来，如曾巩《以白山茶寄吴仲庶》、范成大《玉茗花》；黄庭坚《白山茶赋》等。物以希为贵，忽闻世有白山茶，遂尊崇有加，也是人之常情。正所谓“丽紫妖红，争春而取宠，然后知白山茶之韵胜也”。（黄庭坚《白山茶赋》）
山茶异品，宋吴自牧《梦梁录》尚有惊人的一笔。据他说，临安附近一处名叫马塍（今属浙江余杭县，在钱塘江西北）的地方，山茶花经艺匠之手的嫁接培育，竟然在一本上可花开十种颜色：“东西马塍色品颇盛，栽接一本有十色者，有早开，有晚发，大率变物之性；盗天之气，虽时亦可违。……顷有接花诗：‘花单可使十色黄，果夺天之造化忙。’”果然巧夺天工！按清《嘉庆一统志·二八四·杭州府》记云：“在钱塘县西，有东西马塍，在溜水桥北，以河分界。……吴越时为蓄马之所，故名。土细宜花，南宋时，都城花卉皆出于此。”马塍具有悠久的植艺传统，历历可查，不能不让人信服。足见当时我国的园艺技术已达到令人咋舌的水平。
二十五、山茶花开春末归……宋·曾巩（2）
宋元以来，山茶品种之多，难以胜计，品名之雅，竞呈风流。诸品以颜色论，艳红有月丹、一捻红、照殿红、千叶红；粉红有真珠茶、串珠茶、正宫粉、赛宫粉、杨妃茶。紫红有鹤项茶，产于云南，大如莲花，猩红如血，中心塞满，好似鹤顶；有宝珠茶，产于川蜀，花大心繁，千叶攒簇，其色殷紫。红白相间有玛瑙茶，产于温州，白粉为心，大红为盘。而纯白则有白菱茶、茉莉茶、千叶白。最希见的是黄色，即近年才发现的金花茶，花朵为金黄，产于广西，云南也有发现。诸品又各以形胜，如焦萼白宝珠，花为重瓣，白色之蕊聚成一寸大的小球，形似宝珠，有清香，九月开花；踯躅茶，花开如山踯躅，娇小可爱；南山茶，花大如碟，叶薄有毛，结实大如梨；石榴茶，花瓣排列三四轮，少数蕊瓣于花心汇成菊花状花冠；更有鹦鹉茶，形似一头鹦鹉，花中两瓣合而为腹，左右两瓣展而为翅，花须下垂似足，花蒂横生似首，且两面黑点各一，竟如同双目，此一品明代正德年间有人见于青山一寺院中，惜后世不传。
细辨起来，山茶中确实以云南山茶风韵最胜。云南山茶（又称云茶、滇茶、滇山茶）特产于云南，起源于滇西南的腾冲，花形之伟，海内称最，因而民间特呼为“大山茶”，以与色浅瓣单的野山茶和花朵偏小而呈灌木的华东山茶（古称中州山茶）相区别。人们曾归纳出“大茶花”的十大特点：花好、叶茂、干高、枝软、皮润、形奇、耐寒、寿长、花期经久、适于瓶插；并给予它“云南山茶，奇甲天下”（《云南府志》）的美名。明冯时《滇中茶花记》云：“茶花最甲海内，种类七十有二。冬末春初盛开，大于牡丹，一望若火齐云锦，烁日蒸霞。南城邓直指有茶花百韵诗，言茶有数绝：一、寿经三四百年，尚如新植；二、枝干高竦四五丈，大可合抱；三、肤纹苍润，黯若古云气樽罍；四、枝条黝纠，状如塵尾龙形；五、蟠根轮囷离奇，可凭而几，可藉而枕；六、丰叶森沉如幄；七、性耐霜雪，四时常青；八、次第开放，历二三月；九、水养瓶中，十余日颜色不变。”基本把它的优点概括了出来。
云南被认为是世界茶属植物的分布中心，在省境有广泛的露地栽培，尤其是滇中一带，无论是山水名胜、亭台寺庙还是公私庭园都栽植有滇茶。诸如昆明的西山、金殿、黑龙潭，晋宁的盘龙寺，宜良的宝洪寺和靖安哨，凤庆的群岳寺，近海的透山，武定的狮子山以及丽江、巍山等地都有三五百年的大茶花树，大理甚至有一棵树龄已上千年的茶树，老干粗壮，数人也搂抱不过来，开起花来，满树数也数不清，都叫“万朵茶”，十分珍贵。
山茶花始开于冬季，人们视它为冬花，但它又能延至春末不落，人们自又把它与春天紧密相联。在云南，山茶更是与春天须臾不可分离，我们甚至可以说，山茶是云南春天的灵魂，是云南春天的象征。隆冬时节，在滇池之滨、洱海之畔，滇茶已盈盈盛开，到了三春莅临，在春城昆明、花城大理，滇茶更是应景舒荣，占尽春光。对此，现代著名散文家杨朔就有着深切的体会。他曾于二月游历云南的昆明，后在一篇《茶花赋》中这样写道：迎春而开的如梅、白玉兰、迎春等，“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的廓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春深似海，以茶见性，真是一语中的，说得太好了。
山茶花大形胜，雍容华贵，有牡丹之姿，却始开于初冬，这与牡丹迥然有别。山茶并不是十分耐寒的花，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因气候严寒，都不适宜于它的生长，它能于冬季开放，不过是在南国相对温煦之地逞逞能罢了。只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冬花为少见之物，就算是江南之域，寒流一至，也是风雪交加，凛冽逼人。所以，人们仍然夸它说：“腊月冒寒开，楚梅犹不奈”（宋·梅尧臣），“散火冰雪中，能传岁寒姿”（宋·苏轼），“老叶经寒壮岁华，猩红点点雪中葩”（明·沈周）。然而山茶更能引以为贵的特点是，它的花期甚是漫长，能放廿余天，连开数个月，经冬不衰，历春而盛，令人啧啧称奇。大诗人陆游曾吟道：“东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题为《山茶一树自冬至清明后着花不已》，颇能说明问题。曾巩《山茶花》诗：“山茶花开着未归，春归正值花盛时”，将山茶花跨春而开的特征生动地揭示出来，尤见韵致。至于李笠翁，抓住这一点，更是大作文章：
花之最不耐开，一开辄尽者，桂与玉兰是也；花之最能持久，愈开愈盛者，山茶、石榴是也。然石榴之久，犹不及山茶。榴叶经霜即脱，山茶戴雪而荣，则是此花也者，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历春夏秋冬如一日，殆草木而神仙者乎？（清·李渔《闲情偶寄》）
单就花期长短来看，山茶称雄于诸花，所以，李笠翁赞它美艳胜似桃李，品格如同松柏，算得上形象内涵俱佳，秀外慧中了。
二十六、得水能仙天与奇……宋·刘邦直（1）
春节前后，桌案上的水仙清姿绽露，如同凌波仙子。
每至寒冬腊月，人们喜欢从市上买回水仙鳞茎球，置于盆盎中，加些清水，置于窗台、几案之上。只见它萌芽吐翠，春节前后即可观赏到绽开的花朵了。在古代的花历著录中，水仙被列为殿岁花之一，它“前接腊梅，后迎江梅”（《学圃杂疏·花疏》），其时万木萧瑟寂寥，唯松、竹、梅等数物可以为伴，因而被赞为“岁寒友”，是传统的岁朝清供之一。
水仙是石蒜科中的代表花卉。根似蒜头而大，叶似蒜叶而厚，中空的花茎于叶根间抽出，茎头具数花，六裂而色白，中有黄色副冠，状如浅杯，白冠黄心相映成趣，因此水仙在古代又有金盏银台的称呼，不过这是专指水仙中单瓣的一类。此外还有重瓣（古称千叶）的一类，花瓣卷皱，下部淡黄而上部淡白，无杯状副冠，又称玉玲珑。
明文震亨《长物志》说；“水仙，六朝人呼为雅蒜。”按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认识水仙了。然而这话尚未加以证实，姑且存而不论。较为可信的倒是同时代的著作《太平清话》（明陈继儒撰）中的讲法：“宝庆人呼水仙为雅蒜。”宝庆是南宋理宗的年号（1225～1227），宝庆元年朝廷升邵州为宝庆府，辖境相当今湖南邵阳市、新邵、邵东、新化等县，因而又是府名，《太平清话》所指当为后者。这就可以肯定，南宋水仙己有了雅蒜之名，其名出自湖南人之口。《太平清话》的记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情的，这里指的是，历史上，湖南与水仙确实有不同寻常的联系。
原来，我国的两湖（湖北湖南）在宋时是水仙的著名产地。宋刘邦直有诗云：“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荆州即禹贡九州之一，汉代起为十三刺史部之一，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两域。此前的黄庭坚，亦在逗留荆州（治所江陵）时，创作了三首水仙花诗，其诗篇篇俱佳，不妨移录如下：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奇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
坐时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王充道送水仙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
暗香已压酴釄倒，只比寒梅无好枝。（《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其一）
淤泥解作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
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同上题其二）
水仙别名凌波仙子，其典即出自黄诗。他总共写了四首水仙花诗，三首均作于荆州一地，显非偶然。而按宋人的考证，水仙原先就是荆州的土产，此说见《南洋诗注》，其云：“此花……本生武当山间，土人谓之天葱。”武当山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古代属荆州之域。既然如此，荆州盛产水仙，自是情理中的事了。
不过，说到水仙在我国的起源、问世，宋人的见解是值得商榷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一段话必须注意：“奈祇出拂林国，根大如鸡卵，叶长三四尺，似蒜，中心抽条，茎端开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籽，冬生夏死。”所述分明就是水仙。从词源上考，奈祇与水仙的波斯语Nargi，阿拉伯语Narkim，英语Narcissus及植物分类学上的属名Narcissus均相谐音，而水仙仅存一属，可见，奈祗非水仙莫属。今天，我们已知，水仙原产欧洲地中海沿岸，北非、西亚也有分布。中国水仙是西洋水仙的一个变种，这在现代植物学中已有定论。段氏文中的拂林国，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今土耳其境内），其国自唐贞观十七年（643）至开元十年（722）曾五次遣使访问长安，水仙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输入中土的。《花史》载：“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用这么贵重的花盆来供奉水仙，说明当时水仙在宫廷中尚属于希罕物。由此看来，宋人的水仙“本生武当山间”，不过是引进的水仙后来可能首先是在武当山落户而造成的误会罢了。水仙在武当山的引种和传布也许与宗教界人士的努力有关（武当山是道教名山，自东汉起就有道士在山中修炼），因为据考，历史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都有水仙的野花分布，而多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