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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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本来就与陈独秀打过交道，陈独秀之坚毅力和责任心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蔡元培对陈独秀求贤若渴，真有点儿像三顾茅庐，自从1916年12月26日第一次访晤陈独秀后，以后又多次往访，有一段时间甚至差不多天天要去看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有个小毛病，爱睡懒觉。有时蔡元培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只拿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这便又有点儿像程门立雪了。以至后来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原放都觉得过意不去，劝陈独秀以后晚上早睡，早上起来早些才好。陈独秀开始不想就任北大教职，以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并推荐胡适为文科学长。蔡元培便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学校里来办，陈独秀这才慨然应允。正是蔡元培的识才礼才，才使得恃才傲物的陈独秀能与之精诚合作，为北大的改革创新立下汗马功劳。
陈独秀对于北大革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不亚于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标志，但真正发生全国性影响，则是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往北京之后。正如时人所说，“新文化运动起源于上海而成就于北京。”
陈独秀带给北大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份刊物、一种锐气、一股革新精神。正是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在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吞天沃日的大波澜。
早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上，陈独秀就发表了宣言书式的《敬告青年》一文，以“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相号召。在该文开篇，作者就痛切地指出：“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youngwhilegrowing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陈独秀“一枝独秀”（2）
该文的主体部分，作者从6个方面对自觉和奋斗做了精到的阐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曰“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曰“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关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关于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他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关于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他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按：即泰戈尔，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关于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说：“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关于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他说：“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关于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1917年11月《新青年》编辑部正式由上海迁至北京，直到1920年9月随陈独秀复返上海止，其间《新青年》实现了和北大完美结合。自1918年1月起，北大的新派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到杂志编辑部中来，鲁迅兄弟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人员几乎清一色的为北大教授，实际上是北大的一个内部刊物。从此以《新青年》为核心和阵地，北大的新文科教员向封建文化思想发起猛烈攻击，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其影响之广泛深远，前所未有。这一点从杂志的销量也可看出，最初只有1000份，很快就猛增到最高时近16000份。
1。陈独秀“一枝独秀”（3）
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总司令，也是旗手和先锋，他以犀利的文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高高树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敬告青年》之外，《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辨》等文章，都鲜明地表示了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蔑视，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呼唤。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真所谓黄钟大吕敲金戛玉般振聋发聩。对此胡适就说过，由于他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当时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陈独秀在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虽可谓一枝独秀，但并不是说他就是个完人甚至圣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里不奢谈他后来和自己参与创立并做过最高领袖的党的矛盾，也不再说他身上诸多毛病，只忙里偷闲将他的另一件趣事捎带在此，以博一笑。
当时北大曾流传这样一篇戏谑文字，题目叫《乳赋》。其全文如下：
“乳者，奶也。妇人胸前之物，其数为二，左右称之。发于豆蔻，成于二八。白昼伏蜇，夜展光华。曰咪咪，曰波波，曰双峰，曰花房。从来美人必争地，自古英雄温柔乡。其色若何？深冬冰雪。其质若何？初夏新棉。其味若何？三春桃李。其态若何？秋波滟滟。动时如兢兢玉兔，静时如慵慵白鸽。高颠颠，肉颤颤，粉嫩嫩，水灵灵。夺男人魂魄，发女子骚情。俯我憔悴首，探你双玉峰，一如船入港，犹如老还乡。除却一身寒风冷雨，投入万丈温暖海洋。深含，浅荡，沉醉，飞翔。”
这样文字在开放裸露若今人者看来也够黄够色，道学先生见了更会大惊失色。据传，该文即为独秀陈学长手笔。有人称其为100年前最色而不淫的文章，能把色文写得如此优美，且不让人生浮荡之心，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不像现在的某些作家，用身体写作，恨不得替你宽衣解带，让你面红耳赤，使你心旌摇荡。
一笑之后，笔者自忖：关于“色”，本来无可厚非，连咱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都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君子好色而不淫”。老夫子还由此发出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也说过：“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如果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再反复品读此文，也许不难悟出，它哪里是一段色而不淫的戏谑文字，简直就是一篇率性而为挑战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封建假道学、歌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女性美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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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1）
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没有其他同仁鼎力，陈独秀一枝独秀，很难撑起新文化运动百花齐放的大局面。蔡元培和北大为新文化闯将们提供了萃聚的条件；而北大的新派教授们，又各有各的绝招和本事，各自都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别人难以作出的贡献。而其中几可与陈独秀相颉颃且比之学术寿命更长、影响更深远的要算是胡适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一科由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出题，其中一题是传统的题写对联，给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结果一多半考生交了白卷。有个别考生对“祖冲之”，令阅卷老师拍案叫绝。有一个叫周祖谟的考生对以“胡适之”，惹得出题人不禁喜出望外，“对得这么好，考任何系都该录取。”虽为小事一桩，也可见此公确有鼎鼎大名。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原名嗣贰轶U，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当取自其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典故。
1910年，年仅19岁的胡洪骍远离家乡，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师从于赫赫有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时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一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别人都看不懂，所以他的论文被搁置下来。胡适当时急着回国，未能进行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胡适的这篇论文，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蔡元培作序，署名为胡适博士著，学术界为之轰动一时。当时有人对胡适的“博士”身份提出质疑，说他是“假博士”。胡适对此可谓耿耿于怀。1927年3月，他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止，又先后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果以一人获得最多博士学位申请吉尼斯记录，怕是非胡博士莫属了。这35个博士学位，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当初到美国留学4年后的胡适，在一般留学生尚徜徉沉醉于美利坚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中时，却写出了一篇充满忧患意识的《非留学篇》。在这篇长文开首，作者就大声疾呼：“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作者认为，中国“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是我国的大耻。但是这又是落后之国从先进之国汲取新文明的唯一办法，“留学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的一日不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他还认为，中国派遣留学生数十年，而不能达以上目的之万一，实际上是留学政策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教育方针的失误，不知振兴国内教育，只知派遣留学；之二是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