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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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子不可教也。”说完，刘大发感慨，说他感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语多伤感。黄便问：“那您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着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了，第二天便对刘行磕头拜师之礼，正式拜刘为师。此为北大当时一大新闻，因为其时黄侃仅比刘师培小1岁零3个月，又皆为北大教授，在学术界名气也不相上下，何况黄侃平时是极其狂傲之人，怎么会一下子谦卑地拜刘为师呢？其实，这正是黄对做学问执着的一种表现。后来，因为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是磕了头的，认为普天之下拜师必磕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就要求拜他为师的人也都要磕头。比如1932年春黄侃收杨伯峻为弟子时，就是磕了头的。待杨磕完头，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解释为什么要弟子磕头的原因时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能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一次申叔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由于得章、刘两位国学大师指导，黄侃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如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音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提出互训（直训）、义界（界说）、推音的概念等。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自创了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把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同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集古韵之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的承前启后人”等。黄侃在经学上成就也很大。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著作。在这方面，黄也颇为自负，他后来带出的弟子如杨伯峻、陆宗达等，均为大家。
黄侃因为学问大，加上性激口直，不容于物，表现出来便是脾气暴躁，狂狷不羁，甚至玩世不恭。据周作人回忆，大概是1908年前后在东京民报社，陈独秀找章太炎聊天，聊着聊着不知怎么说到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说是啊是啊。这时正在隔壁看书的湖北佬黄侃听见后不干了，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这不就是区区在下，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也未必就是足下”，弄得客人索然扫兴而去。10年以后，黄侃、陈独秀先后均到了北大，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主持新文化运动，黄侃乃旧派中坚，尤其反对新派不要古文古书，并常在讲堂上攻击新派，但似乎陈、黄之间并无正面交锋。有好事者作诗咏校内名人，写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写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很得陈、黄二人当时主张的要领和精神。“八部书外皆狗屁”是黄的名言，意即平生信奉8部经典，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可不论，更不用说白话文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4）
“五四”前后，黄侃因对新文化运动很不以为然，尤其对于写白话文、作白话诗而享有大名的胡适看不顺眼，便常常与他作对。一次他对胡适说：“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未必出于真心。”胡适听了不解，问道：“黄先生此话怎讲？”黄说：“如果胡先生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呀！”胡适听了一时竟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上课，话题讲到白话、文言的问题，黄侃又以胡适为调侃对象，对学生说其实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用不着多费笔墨官司，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说胡适的妻子去世了，家里要发电报通知胡适，如用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共11个字，电报费要比文言文贵两倍还多呢！学生听了，哄堂大笑。
有一段时间，京剧名伶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追星粉丝。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作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治学之外，黄侃立身行事更有诸多怪异，连章太炎的同门对他都颇有微词，嫌他经常无端惹事生非，称他为“文人无行的典型”。说他“无行”，是因他生平的最大爱好就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也无可厚非，但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便不免有点儿过分。据说，他一生结婚达9次之多。当年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黄侃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因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
实际上在玩世不恭这一点上，黄侃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如对于学术，他虽自视甚高，但从不苟且，治学一向严谨，决不轻易著书立说。他说过：“学问之道有五，曰：不欺人；不知者不道；不背所本；负责后世；不窃。”他坚决反对臆说、迂断、急于求解、急于著书的轻浮现象。他还认为学者要能阙疑，能服善。他十分赞同古人著书忌早之说，大半生述而不作，立志“五十当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寿诞，老师章太炎以诗贺之，诗中提醒他“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不料天不假年，这年10月8日，黄侃竟酒醉中风而死（一说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一肚子学问，也许还有牢骚，也都随之赶赴黄泉。对此章太炎深以为憾，他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北大从传统大学向近代大学过渡的代表。他们多从传统学术里熏陶出来，为人处事、治学育人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一套。他们的古怪，并不是矫揉造作刻意为之，大多都是性格率真使然。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写诗作文的最后一代人了，他们的“怪”，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们怀旧情结的自然流露和外在表现。
第五章 概述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罗致了一大批以学问文章见长的青年学者，加上北大原有的少壮革新人士，组成了公主府里的新儒者教授群体。他们治学为人，与辜鸿铭、黄季刚等大不一样。他们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经历了中国社会及学术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他们国学根底深厚，但又受西方新方法影响，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学术承前启后的一批人物。
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以昭示当代并垂范后世。从学术上讲，这些人的著作，闪烁着时代理性的光辉，知识结构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和开创意义。这一批大师、学人，就学养而言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时代的赐与，他们大多在学术观念上受西方新方法和新理论的影响，这是传统学人所不具备的，因而空前；同时在传统学问的根基方面，这些人又受到了极为严格的训练，其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因而绝后。这一代人多是兼通古今中外的饱学之士，称之为一代大师，当之无愧。
学可以为人师，行可以为世范，这就是大师，这就是大师的价值所在。以道德学术论，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胡适，可以毫无愧色地坐在公主府里这群新儒者的第一把交椅上，因前文对胡先生已有专述，此章不再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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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茶庵主——周作人（1）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周作人曾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幼年和乃兄一起在家乡的私塾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为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读了6年，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兄长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当初，周作人是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名目出国留学的，而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读福音书的希腊原文。留日期间，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深厚的友谊。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回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任教，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该系首任主任。
周作人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