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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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从此，在蔡元培的提携支持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并进入他一生中的创作旺盛期。他的主要作品，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引自吴海勇著《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郭沫若也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既有知遇之恩，鲁迅对蔡元培当然也投桃报李，感戴有加。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他总是恭敬地称先生，敬问安，末尾署“晚周树人谨上”。所以，当蔡元培到北大上任后，向鲁迅提出要他代为北大设计校徽时，他是欣然应允，并很快完成任务。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校徽图样交蔡元培后即得到了充分肯定，并未加任何修改就被决定采用了。
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热切期望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的。该北大校徽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瓦当造型。“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像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纯由三个人字组成的图案，给人以北大以人为本、肩负着开启民智重任的整体印象。再看“北大”两个字又形似一副脊梁骨，象征北大人应成为中华民族民主与进步的脊梁。从三个人的上下叠加，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大科学家牛顿的话：“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整个徽章用中国传统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均匀合理，排列整齐划一，线条流畅，结构紧凑，简洁明快，蕴涵丰富，透出一种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这样一枚北大校徽，我们还可视作五四前夜先他人而觉醒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张扬人的个性与尊严、肯定人的价值与创造精神的充分体现。它以简洁有力、大气磅礴的形式诠释了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堪称现代标识史的一枚经典作品。
鲁迅是北京大学文化营垒的一员健将。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还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并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他虽在1920年8月才正式受聘为北大讲师（北大规定，凡兼职教师一律只聘为讲师，不得为教授），授中国小说史略，但他与北大的交往，却肇始于1912年，当时如朱希祖、马幼鱼、沈尹默、马叙伦等北大名师，常常跟鲁迅聚在一起，交换意见，高谈阔论，月旦人物，评议时局。1918年5月起，鲁迅开始为《新青年》撰稿。《狂人日记》一炮打响，之后孔乙己（《孔乙己》）、华老栓（《药》）、九斤老太（《风波》）、闰土（《故乡》），尤其是阿Q（《阿Q正传》）等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的经典人物相继粉墨登场，凸显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被蔡元培誉为“新文学开山”之作。同时他更以其匕首投枪之笔，写出了句句犀利、针针见血的一篇篇杂文，在嬉笑怒骂中将吃人的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等所谓“国粹”的华丽外衣撕了个粉碎，使之在光天化日下都现了原形。
在北大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还有周作人、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也都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新青年》之外，还有《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重要刊物，作为《新青年》的外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新潮》月刊是新潮社主办的刊物。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秋，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响应《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潮社的发起人主要是北大的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康白情、顾颉刚、李小峰、谭平山、杨振声、俞平伯、毛子水、张崧年、何思源、孙伏园、朱自清、冯友兰、成舍我、高君宇等风云人物都是它的成员。北大每月拨出2000元作《新潮》的经费，李大钊还在红楼一层图书馆给腾出一间房子。1919年1月，《新潮》创刊，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其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使用新式标点。《新潮》一出，便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其第1卷第1期发行不到一月，就接连三版达10000多份，以后各期也多在15000份左右。新潮社还出版有《新潮丛书》。新潮社和《新潮》杂志在各大中学校中深受学生欢迎，浙江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甚至也模仿办起《浙江新潮》，同样掀起了新旧斗争的大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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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1）
辜鸿铭可谓蔡元培掌校北大后请到的一个大牌明星。他的同事周作人对之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地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黄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
辜鸿铭何许人也？又为什么会如此有趣和怪异？据说辜鸿铭名头最响的时候，连外国人都慨叹说：“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简直成了中国的一个标签。
辜鸿铭（1856—1928），祖籍福建厦门，1857年7月18日生于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他初名汤生，取字鸿铭，以字行，别号很多，先有“慵人”，后有“汉滨读易者”，晚年署“读易老人”，据说还自号“东西南北老人”，取意于自己生在南方的槟榔屿，学在西方的英、法等国，结婚于东方的日本，居住于北方的北京（一说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住在北洋）。早年，辜鸿铭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父亲辜紫云做英国人橡胶园总管，既操流利的闽南话，又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耳濡目染，辜鸿铭自幼就对多种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指导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0岁那年，辜鸿铭随养父布朗前往英国读书。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临行，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到英国之后，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读、背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该校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当年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人物；40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读书，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这之后他又到欧洲多国游学，据说曾获得十几个学位。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饱受西方近代教育的人，后来却垂青于中国古代文化。他的这一转变其实也是很偶然的。1880年他学成回到槟榔屿，在英属新加坡政府任职。这时恰好中国近代第一位留法博士马建忠学成回国，路过新加坡，辜与马会晤，相见恨晚，畅谈三日，辜第一次从这位中西文化兼通的学者口中知道了《易经》、《论语》、《春秋》等经典名著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从此开始学汉语，读古书，并很快易服换靴，以一个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丝绸长袍缎马褂、脚蹬双鼻梁绣鞋的典型中国老学究形象，走上了终生守护旧中国传统文化的旅程。
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2）
1885年辜鸿铭回国后，经晚清名士赵凤昌推荐，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1901年，辜鸿铭与严复、伍光建等被清廷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授予文科进士称号，时人称之为“洋进士”。这种土洋结合的名称授予亦中亦西的辜鸿铭再恰当不过，辜也十分珍视。进士到手后，辜便弃官南下，到上海任南洋公学校长。
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5次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的。
清室灭亡后，辜鸿铭仍表示要效忠清廷。但也许是囊中羞涩，当鼓吹新学的蔡元培请他到北大任教时，他也就不推辞了。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辜鸿铭到北大后，复古守旧的思想根底却无丝毫改变。他坚决反对新文学和白话，反对新道德，满口“春秋大义”。也许是北大这时鼓吹新思潮正猛，给辜鸿铭表现的机会究竟不太多，于是他随时随地抓住时机发表他的观点，在课堂上竭力鼓吹保皇，鼓吹旧文化，大骂白话文和新文化鼓吹者，就连讲英诗也不忘模仿《诗经》，将其分为“外国国风”、“外国大雅”、“外国小雅”。
辜鸿铭一生有两个嗜好，一是忠君，一是风流。“忠君”仅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至多体现在保留辫子上。1920年辫子大帅、复辟狂张勋过生日时，他赠对联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风流”却是付诸实际的：他痴迷“三寸金莲”，纳妾娶姨太太，逛窑子玩妓女，甚至收集春宫画，无所不好。
辜鸿铭的行为有时是不能以平常人的思维来揣度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他来中国旅行并在北京专门拜访辜鸿铭的情形。毛姆慕名想见辜，他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邀请辜到毛的寓所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只好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极为尴尬。后来，当毛姆问辜是否研究过美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时，辜鸿铭发表了以下妙论：“你可是说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的人的最后的逃避所。我用美国汽油比用美国哲学还要多”，“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No，当你们穴居野外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历史上唯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可要我来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