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亲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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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说过他那次负伤的经过？
　　贺陵生：1935年11月，那次他中弹的时候，是完全打在右臂上，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粉碎性的，但是筋连着，还没有断。我父亲说，他下来的时候，人家说贺炳炎你挂花了，我父亲一看，哟，这时才发现胳膊打成那样子了。
　　记者：那这个胳膊是不是当时就保不住了？您父亲当时的反应怎么样？一个指挥作战的将领要失去一条胳膊肯定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贺陵生：当时贺彪是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贺彪说要截肢，我爸就骂人，就不让锯，所有人都来劝他，他都不让锯，说谁给我锯这个胳膊我枪毙他。贺龙就问，能不能胳膊不锯？医生说不锯就要威胁到生命。实际上骨头都打碎了，不可能再保留了，接也接不住了，而且打得比较高位，那胳膊后来剩了很少一点。
　　贺龙说，贺炳炎，你不想活了？你锯了胳膊，你还可以再打仗嘛。我爸说还能打仗吗？贺龙说还能打。后来就让锯了。
　　记者：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是个什么状况？据说那时候做手术的麻药是非常紧缺的药品，那么截肢就意味着您父亲要忍受更大的痛苦。
　　贺陵生：因为部队转移，后勤机关都转移了，只剩下掩护部队在那儿掩护。手术的器械没有了，贺彪亲自做，拿了一个钢锯子，消消毒，拿火烧了烧，就活活地把我爸的胳膊锯下来了。锯掉的时候因为当时接的皮非常少，而且组织也都打烂了，所以当时在包扎这个残端的时候就非常费劲。最后就把剩下的那点皮给他勉强对合上。所以在他的残端就一层皮包着，本来应该是软组织包着，合不上了，这样勉强给我爸缝上了。缝上以后当时也没有什么药，就给他敷了一层南瓜瓤子。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4）
当时他咬在嘴里的铅笔和毛巾都成泥了，全部都咬碎了。所以妈妈讲那次手术给爸爸精神和身体造成很大损害，爸爸以后经常头痛，不舒服。
　　记者：父亲在世的时候您有没有看到过那个伤口？
　　贺陵生：这个伤口我们都看到了，他的右臂只剩下一小截，有10多公分。现在动手术，一般是把骨头锯得长一点，肉留得多一点。当时锯的时候，就是这么平着锯下去的，所以伤口愈合的时候，肉跟骨头只是一个很薄的片片，就是薄薄的一层皮。
　　胳膊就这么锯了下来。贺龙拣了块骨头，拿毛巾包好，装在兜里，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独臂也英雄
　　贺炳炎锯掉一个胳膊，他只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下来跟普通战士一起行军。不久，他率部首战雁门关，再次威震敌胆。
　　记者：雁门关伏击战是抗战之初八路军有代表性的一个大胜仗，您父亲作为一二○师七一六团的团长，他是这场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把他描绘得异常神勇。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雁门关大捷的经过？
　　贺陵生：我父亲当时和政委廖汉生是搭档，根据侦察知道敌人经常在雁门关附近运送物资，车队来往比较频繁。日本人也怕游击队整他们，所以他们的车队基本上都串在一起走，这样互相之间有个照应。当时零星的一些抵抗部队打不了这种战争，部队多了，运动又不方便。他们在雁门关多次侦察敌情以后，就确定要到雁门关来打这次伏击战。大概前前后后准备了十来天时间，侦察敌情，我父亲亲自到现场去看，把部队都布置好了。正好那天先过来了大概有300余辆日本人的军车，战士们都很兴奋，这时候可以打一仗。可是正赶上从对面的方向又过来100多辆日本的军车，400多辆军车交会在一起了。这时候打还是不打就有点犹豫了。你要打，万一吃不掉，咱们一个团不过几百人，也没有什么多少真正的重火器。尽管这样，还是坚决打，部队就冲上去了。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断臂之前，一打仗常常不顾自己高级指挥员的身份冲在队伍的最前面。那么断臂之后，他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贺陵生：包括他断臂之后，我父亲从来都是身先士卒。那次他也冲上去了，三个日本人拿着枪过来，一看我父亲就一个胳膊，就想过来整我父亲。我父亲左手拿了把长刀，一个人对着三个人砍。后来他的警卫员还有炊事班都来了，把这三个日本鬼子给干掉了。
　　记者：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可以说让抗战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对日军的打击非常大，甚至有人说它打破了当时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贺陵生：当时确实国民党也觉得不可思议，你们就这么一个号称“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一下子把日本人几百辆车搞掉了。我母亲给我讲，国民党还给我父亲奖了200块大洋，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一块儿抗日嘛，蒋介石还专门颁布嘉奖令，嘉奖我父亲。当然这大洋肯定是充公了。后来，日本人在那个地方专门立了个牌子：“此地殉国七十六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毛主席说：“这个礼你就免了吧！”
　　断了右臂的贺炳炎，挥舞着他有力的左臂驰骋沙场，成为军中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
　　有一次，毛主席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贺炳炎举着左手，向主席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拉住贺炳炎空空的袖管说：“你是独臂将军，往后这个礼就免了吧！”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5）
记者：您有没有听说过在部队中与父亲的独臂有关的一些故事，据说，您父亲一度跟余秋里共事，余秋里只有右臂，他只有左臂，当地群众管他们领导的部队叫“一把手的部队”。
　　贺陵生：他们配合比较默契，性格上、感情上配合都很默契。余秋里是我爸爸的政委，余秋里没有左臂，我爸爸没有右臂，所以他们俩的衬衣，余秋里容易坏的是右手衬衣边上，我爸爸就是左手的衬衣，因为摩擦，容易坏。他们俩一看衣袖破了，就把衬衣换过来穿，这样余秋里那个衬衣袖子还是好的，我爸爸那个衬衣袖子也是好的。还有就是他们两个领手套，人家那是一人一副手套，他们俩领一副手套，正好我爸爸左手用得着，余秋里右手用得着。
　　记者：您父亲性情豪爽，从不肯服输，也喜欢运动。断臂之后，他从前的那些脾气秉性，甚至是业余爱好是不是有所改变？
　　贺陵生：他还是那样。我父亲特别爱摔跤，他的右胳膊失去以后，他依然爱跟人摔跤。我听说除了廖汉生，因为廖汉生比较文一点，此外，差不多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没跟他摔过跤的。但赢他的人也很少，包括个子比他大的人，一般都摔不过他，就一个左胳膊，还是那么厉害。
　　记者：他真是个性情中人。听说在战争年代他就经常跟彭德怀“顶牛”，有一次两个人因为在战术上各执一词，他一气之下摔了彭德怀的电话。
　　贺陵生：还有下棋也这样，在战争年代，他经常跟彭德怀下棋。跟彭德怀下棋，他们谁也不让谁，有人偷偷跟他讲，说你让让彭老总，你别那么认真。他们下起棋来，喊着往下砸子儿，也砸得很响。吃就真吃，“当”一下子砸在棋上，砸出声音来才把那棋拿走。输了不服气，拉着不让走，我小时候看到过。我妈有时候也下棋，为了陪着我爸爸，我妈要赢了，我爸好大不高兴，那不行，再下一盘，一定要赢我妈。平常礼拜天，有时让警卫员陪着他。他甩着个袖子去公园，成都有个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有很多老人在那儿喝茶、下棋。他在那儿也跟人去下棋，刚开始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一个胳膊的人是谁，后来来的次数多了，说，这是成都军区的司令员。他也跟群众下棋，不让人家让他，只要让他，他就不高兴，但你不让他，你赢了他，他还要跟你下第二盘，他要赢回来。
　　喜欢养猪的司令员
　　贺炳炎是一个从贫苦农民成长起来的将军。在孩子们眼中，他们的父亲骨子里总离不开土地。孩子们十分怀念在成都的日子。那时候，作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在院子的一角养了一头猪，偶尔，他还会让孩子们端一端猪食。
　　记者：解放后您父亲做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和四川省体委主任，据说他在当地最出名的一个是“独臂”，另一个就是“养猪”。一个司令员养猪，听起来都很新鲜，当时他养猪是为了自家吃吗？
　　贺北生：养猪，我爸爸只留猪头、猪心和猪蹄，然后把猪肉给了招待所，说招待所经常要接待军区首长或者中央的同志，这些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任何一个副司令家都没有养过猪，只有我们家，过大节小节的时候，我爸就把警卫班的战士叫过来一起吃。我父亲一生当中喜欢种地、养鸡、养猪。其实作为一个司令员来讲，他的业余时间非常少，但他从小培养我们这种劳动观念，不能不劳而获。　。。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6）
记者：您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将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十分纯朴的感情。这一点是不是在他的生活中经常能够流露出来？
　　贺北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就是理发的、种花的、搞清洁的工人。我记得是在1960年前后，那时候很苦。有一次，他散步时碰到一个花匠，就问，你有什么最大的愿望？花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我父亲说，好。第二天，有一个警卫员去找他，说贺司令员找你。他以为有什么事，是花不对了，还是怎么了？军区大院的那个花匠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他端了一大碗红烧肉，说你把它吃了。那个花匠含着泪吃了。好多年以后，我们回到成都军区，那个花匠知道贺炳炎的孩子回来了，还专门跑来看我们。
　　父亲教导我们，比我们官大的人，我们绝不去巴结；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家，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做的事情不要去记着它。父亲短短的一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死都要死在7月1号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因病早逝，终年47岁。
　　那天，他正在布置工作，突然“啊”的一声，手里的碗就掉了……
　　记者：我在书上见到过一组数字，说您父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您是不是亲眼见过他身上的那些疤痕？
　　贺雷生：到处都是，除了打掉右胳膊以外，头上、屁股上基本上都是，像筛子一样。小时候我看父亲洗澡，浑身都是疤。洗澡的时候经常得很轻地搓洗，那时候没有海绵什么的，就拿个丝瓜瓤子，把丝瓜皮去掉，拿丝瓜瓤子轻轻给他擦。有时我看我母亲或者警卫员给他擦身体，他伤疤太多，稍不小心就碰他伤疤上，太多了。
　　记者：那些伤疤是不是给他日常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可我们从很多照片中看到的贺将军依然神采奕奕。
　　贺雷生：尽管他在外面谈笑风生，实际上一到刮风下雨，他就非常难受。我父亲头顶上全都是弹片，脑袋上和身上，这些弹片是不好取的，所以就留在身体里头了。一到天气不好，我父亲就浑身关节痛。这个时候只有我妈妈照顾他，每次到洗澡的时候，我妈妈给他去洗。洗完澡以后，因为关节疼，我妈妈把他背出来，背到床上。
　　记者：在外面您父亲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硬朗、乐观，那些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贺雷生：从外表看，他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三天两头就有病，白天撑着出去，晚上回来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他头痛，伤口疼，哮喘，空气不好，他就哮喘，天气热了喘，天气冷了也喘。那时没有空调，给安暖气他又不让安，还是后来才安上。给他安装暖气的东西，他送给医院，送给幼儿园，他不让安，最后实在没办法，每年取暖的时候，就生了个大炉子，他老在炉子旁边，炉子冒烟，他又是呛，咳嗽。后来他到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妈说你们在家把暖气给安了。等他回来以后大发脾气，把管理局长骂了一顿。当时我还在场，他说：“你们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害我，群众都没安，就给我一个人安。我得哮喘，治疗的费用很高，这都是一笔账。”就是安了暖气，他也不让烧，不到很冷，他不让点火。
　　他也常说，我要不当这个司令员，我能多活20年。因为他在成都，病特别多，肺气肿、高血压，他喘不上气，成都气压比较低。
　　记者：那为什么还要老待在成都呢，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高的位置，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外地疗养？
　　贺雷生：我父亲是有这个条件的，在北京可以找一套房子，因为我父亲常常到北京开会。有时候开会到北京，一测量血压，还有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比较好，就劝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时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