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亲历-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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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箭：当时我父亲考上武汉黄埔分校，分校里头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党决定让这部分力量从武汉沿着长江下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南昌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部队撤回来往广东那边走，所以这个武汉分校到了九江，就被张发奎解散了。
　　黄埔军校，那时候哪些是进步学生，哪些不是进步学生，都知道。像他们这些人也都难以生存，就散了。武汉分校从四川来了很多学生，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张发奎要抓这些人，而这些人中从四川来的很多，所以他们就抓这些有四川口音的，在黄埔军校有四川口音的都抓，所以他们当时在湖北那个地方很难立足，很容易就暴露身份了。我父亲他们跑回武汉去，到处去找关系，接不上头，他那个时候又大病了一场，病好了以后，他就继续找党，非要找到党的组织。
　　中间经过了很多周折，听说哪个同学是共产党，他就去找人家，跑到湖南，最后听一个同学说党中央在上海，他们俩就跑到上海，几个从四川来的人就挤在一间屋子里。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找各种关系他们在上海待着，后来有一天他们跑到外滩公园，当时外滩公园门前立着一个牌子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们几个年轻人看了很气愤，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华人不能进去？所以就偷偷跑进去，结果被巡捕发现了，被关在班房里头，最后是熟人凑了点钱才把他们赎出来。这个故事我父亲经常给我讲，特别是到了外滩的时候。
　　后来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了，“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那个时候革命处于最低潮，很多党内的人都发表声明脱党，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好多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像他这样还要去找党的关系，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其实他当时只是加入了共青团，他几次提出入党的要求，当时党组织没回答他，所以确切地说他应该是共青团员。当然后来有一段时期，团员自动地转成党员，但是没有履行手续也还是不行。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他那个同乡任伯芳给他出了主意，说你是个团员，又不是党员，用这种办法跟党接头不会有效果的，你干脆就说你在分校已经入了党，你用党员的身份与党接头。后来因为他很急切，就这么办了。“*”时翻他这段历史，江青特别高兴，说罗瑞卿是个假党员。当时他们一个劲儿地让他交待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因为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后来他用一辈子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把一生都交给了党。
　　“箭”“宇”“原”
　　“父亲给我们解释，‘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5）
——罗箭
　　记者：罗瑞卿有8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很特别，他把三个男孩子取名叫“箭”“宇”“原”，“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您兄弟几个的名字很有意思，应该寄托了您父亲的某种期望吧？
　　罗箭：我的名字取得有意思。我父亲跟任伯戈很熟，他来表示祝贺，我父亲说你给起个名字吧，任伯戈说你叫罗瑞卿，他就叫罗小卿，所以我一直就叫小卿。因为这个字不好写，我就老写“青”。从101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我和你母亲革命一辈子，你们的任务就是建设中国，学理工科吧，学一门自然科学，将来好建设国家。”我记得1958年的时候，核电站、原子能都是尖端科学，父亲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我父亲就说你就学原子能吧。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么一个信念，我一定学原子能。因为我高中功课比较好，当时北京工业学院到我们学校来挑学生，保送，我一打听，北京工业学院是以机械为主，没有原子能系，我说不去。中国科技大学有，后来我就考到那里。
　　到了1961年，我听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招一批插班生，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对“两弹一星”很关心，就抓这个事情，要是从大学一年级培养，5年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就要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这些好的大学里招三年级学生。为这事，我就征求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说好啊，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父亲就是管“两弹一星”的，具体抓这个事情。我就从科大到了哈军工，他说改个名吧，当时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就写了三个字，“箭”“宇”“原”，他说你们兄弟三个人，这三个字，你们自己挑。我小弟挑了“原”字，这是什么意思？三个字从字面上没什么联系，后来父亲就给我们解释，“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兄弟姐妹8个。大妹妹叫罗峪田，其他的峪书、罗宇、峪治、峪平、罗原，名字都有来历。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小名，很有意思。生点点时早产，就那么一点，所以叫点点。生了了时，不想生了，林巧稚（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说是个男孩，要吧，母亲说可以要，但这是最后一个了，所以叫了了。
　　记者：您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您父亲是不是特别喜欢孩子？
　　罗箭：那时候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毛主席也讲不能生得太多，所以爸爸回来就给我们讲：“主席今天又讲不能生太多了，主席一这么说我脑袋就低下来，我家里可是一大堆孩子。”
　　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从小对我们都很溺爱，罗宇1944年生，朵朵1949年生，所以无形中我们四个算大孩子，那三个是小孩子，我父亲对那三个小的特别疼爱。每次下班回来以后，三个小的弟弟妹妹都扑上去，他个子特别高，孩子又小，每次他都蹲在地上，有时孩子一上去，都把他弄得坐在地上。
　　记者：您记得你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罗箭：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吃晚饭时，那是全家一天中唯一团聚的时候。父亲非常忙，想见他，只有在那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家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只要父亲有空，他晚上一定要回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常常一家老小都在那儿等他，有时候等到七八点，只要父亲一回来，我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大家一起吃饭，那是我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父亲母亲就听我们讲学校里的事，社会上的事，那时候看刘三姐，嘲笑那三个秀才，我父亲说得高兴了也跟我们一起讲，爸爸四川口音，语序和普通话不一样。他说“我借你的钱还你不起”，我们就哈哈地笑，“什么还你不起，是还不起”。“*”前从我到我的小弟弟都是长身体的时期，比较能吃。等他一回来，我们很快都吃光了，父亲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和母亲相视一笑，就说：“哎呀，你们这些蝗虫。”然后就给我们念普希金的诗，老念老念，我们都会了，他一念，我们全家都一块儿念，“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去无音信”。高兴得很，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6）
记者：您记得您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吗？
　　罗箭：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美国人也支持，经常派U…2飞机跑到大陆来拍照，当时主席给父亲讲，光抗议不行，要打下来一架，我父亲就具体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地对空导弹都是苏联给的，那几个阵地别人都知道，它就绕开你，雷达一有动作，它就跑了，几次都抓不着。这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什么导弹打游击。就是导弹游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样你摸不着我的规律，果然有一次把飞机打下来了。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从来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记者：您父亲有特别的爱好吗？
　　罗箭：父亲是四川人，喜欢川剧。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各个地方戏曲都到北京来表演，四川也来了几个川剧班子，当时他们四川这几个老头儿都特别高兴。我记得陈毅伯伯、*伯伯还有朱老总，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特别喜欢川剧，然后川剧团就把所有汇演的票给他一打儿。父亲特别高兴，给我们讲，全家都得去，母亲带着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到长安剧院去看川剧。川剧有一种高腔，没有伴奏，母亲说你们高腔真怪，不好听。她在后边小声说，前边小平伯伯听见了，马上回过头说，这里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说四川人的坏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爱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赛他都去观看。而且他还喜欢篮球，曾经组织了抗大篮球队与战斗篮球队。
　　在“*”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罗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绝不可能与顶头上司*同流合污，他成为“*”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记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您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罗箭：1965年我们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变化，父亲也不出去了，也没有电话找他，突然一下安静下来，当时没多想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时间了，要跟我们打扑克，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偶尔有个星期天在家陪我们一会儿，他也不会别的，就跟我们打打扑克。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较简单，父亲玩游戏也比较认真，谁出什么牌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老怪母亲出错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县研究所，本来已经让我参加新疆第三次核试验。去的头一晚，让我去搞“四清”，我告诉他们，父亲母亲相视一笑，淡淡的。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们的笑有点儿惨然，我脑子转了一下，没想那么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来，我领导跟我谈话，说我父亲反*。
　　那个时候已经不让我回家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最小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即使父亲犯了错误，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你也应该回家。我什么也不管了，就骑自行车回去。家里的景象很不好，父亲又住院了。
　　到了1968年，母亲也被抓走了，我把两个小妹妹送到延安插队，弟弟也到了一个小地方插队，相当于在北京就没家了。后来研究所就让我复员回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6年。
　　记者：这么说你们一家人离散的时间相当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您相信您的父亲是冤枉的吗？等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7）
罗箭：我们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父亲，就像毛主席身边一个大警卫员。父亲从小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主席，到50岁学游泳。他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矛盾，也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父亲。*死后，我们就坚信父亲没有犯错误。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北京慢慢开始传一些消息，说有的家里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们只知道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样我们几个都跑回来，住在朋友和同学家里，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说给总理写信，给叶帅写信，就说要求看父亲母亲。后来小弟和小妹就写信，写信以后就批下来，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记着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个驻地，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中左腿致残，“*”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