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亲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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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彭梅魁：是很长时间没再见面，因为伯伯去了朝鲜。再到后来大概又叫过我两三次吧，要我去见他，我想我一个人去不好，就去找了彭爱莲、彭秀兰、彭康跟我去了。去了以后伯伯问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啊。还嘱咐我们，你们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不要去找别人。要是真有困难克服不了的话，就去找帅妈妈，就是中组部帅孟奇。但是我们姐妹从来都没有找过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能吃苦的。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4）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记者：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为了不连累你们，他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你们，那您后来是怎么找到彭老总的新住处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号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举办*，厂里没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卫员不让我进，说彭德怀搬走了。我就打听到颐和园、清华大学怎么走。有人告诉我说坐31路车。上了31路车，我看见有一块儿地方有学校，是钢铁学院，就下车了。下车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就问警察，警察说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车，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车，再问，一共下来有三四次吧。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就下车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问，后来走到101中学附近，看到一个警察就问他，知道彭德怀住在哪儿吗？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侄女，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了以后，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从这儿往西走，走几步，有一条小马路，往南拐，拐到尽头有一堵墙，再沿着墙向西走，有一个冲北的大门，那就是。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5）
记者：您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彭老总当时住的吴家花园吧？
　　彭梅魁：对。我是早上5点走的，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不过问到住址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刚刚还觉得渴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这时候反而好了。
　　记者：彭老总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他的新住址，就是怕你们去看他，影响了你们的前途，当他突然看到您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老人家是不是很激动？毕竟再坚强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也抵不住亲情的温暖。
　　彭梅魁：我找到地方进去的时候，伯伯正在院子里。看见了我，就问，梅魁，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来的？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我是边走边问来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了吗？我说，这事我都跟党委汇报了，我是你的侄女，我要来看你。但在政治上也跟你划清界限了。他笑了。他就说，人啦，就要做老实人。他就带我在吴家花园的院内遛了一圈，那天我在他那里吃了饭。
　　记者：您后来是不是经常去看彭老总？
　　彭梅魁：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在朝阳门里大方家胡同，到他那儿去是相当远的，但我至少一个礼拜去一次。周末就带着我老伴还有三个孩子去。到那儿去玩一玩，让伯伯也散散心，这样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伯伯也盼着我们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们都上大学了，没有多少人到他那儿去。我去了就跟伯伯说说话，问问他有什么事。再就帮他扫扫院子，干点简单的活。有时候我妈妈从湖南来，带点茶叶、苦竹子，我就给他拿去。伯伯倒也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就是玩玩，散散心。
　　记者：您是医生，经常去吴家花园，是不是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彭老总的身体？
　　彭梅魁：对，确实有这个便利。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看见伯伯一个衬衣的袖子撕破了，我问伯伯你这衬衣怎么破了？伯伯一边笑一边说，我掉到井里了。我问伯伯怎么掉进去的，他说他拿了桶去打水，晕倒掉到里面去了，要不是警卫员把他拉上来，我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他了。我说，伯伯以后你别干了，你血压低，很容易晕倒，这样很危险。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说劳动是他现在需要的。
　　记者：我们曾经看到过彭老总秘书的回忆，说当时他在院子里种了一分地。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很厉害，他想试一试庄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了解这件事吗？
　　彭梅魁：是，伯伯种了一分地，我觉得那块地里的麦子长得相当漂亮，比周围的麦子长得都好。伯伯跟我说，这是一分试验田。还让我猜猜它能产多少斤？我说我猜不出来。他问我，你不是种过地吗？我说，地我种过，但我种的是稻子，这是麦子。他就问我，你说我这能产多少斤吧。我说可能会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还说了我一顿：“七八十斤，你怎么不说一万斤哪？”当时我冲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说伯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里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直接批评我。伯伯说，我委屈你了，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我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这一亩地能产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又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万字的材料，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条进行申诉。这份材料被称做“八万言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6）
这封八万言书，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知道，这里面饱含着伯伯对屈辱的呐喊和抗争，饱含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了伯伯这份沉重的嘱托，彭梅魁费尽了周折。
　　记者：彭老总曾经把一份手稿交给您保存，这份手稿就是后来被称做“八万言书”的材料，他交给您时，有没有特别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给我一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说，梅魁啊，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包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千万要保存好，不能弄丢；千万不能给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要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那我就真的里通外国了。后来我就搁在家里，用布包了几层，放到我的柜子底下，柜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这件事我跟我爱人都没讲过。在我家里搁了一段时间，伯伯又跟我说，搁你那儿不太合适，不妥。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又给伯伯了。
　　记者：后来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带回了乡下保管，这是谁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让我妈妈带，就问伯伯这材料我给他带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来就安全多了。伯伯说那当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搁在一个书包里背着，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这个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一生，还有什么*这些问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她懂这个，我就全部和她讲了。然后妈妈就找出一个瓷坛，把材料放进去，封了石灰和蜡，埋在做饭的灶下。回北京以后我就把这些都和伯伯讲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里不怕潮湿，也不怕虫子咬，万无一失了，伯伯挺高兴。
　　记者：那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饭的灶下，直到最后回到北京吗？
　　彭梅魁：“*”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妈写过信，妈妈也给我回过信。后来到了1967年，我给我妈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没有回信。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材料，没有消息，我就和老伴请假回了老家。
　　妈妈说现在太乱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让人家把门封了，或者是占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们家里来抄家，搬东西。她说那些材料埋得那么浅，怕不行。妈妈就告诉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