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亲历-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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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的父母也都是陈赓的战友或朋友。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远离父母的时候，先后走进了这个他们都称之为家的地方。
　　陆放：整天上房、掏鸟、给猫灌酒，这地方可以造反，什么都干。
　　宋勤：我们喜欢他，就叫胡子爸爸，傅涯阿姨没胡子，但是是他夫人，我们就叫她胡子妈妈。
　　孩子们口中的胡子爸爸陈赓与胡子妈妈傅涯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撑起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再加上战友和朋友们的孩子，灵境胡同41号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陈赓无论到哪儿，心中总是挂念着妻儿，他与妻子相约，每到一地或每隔半月都要写信，他从来没有让妻子失望过。
　　卢国梅：他像一个慈父，但又比慈父更容易沟通，我特别怀念他。（声音哽咽）
　　1961年3月16日，年仅58岁的陈赓因病逝世。说到陈赓的离去，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他们常回来聚一聚，因为这里曾是童年肆无忌惮地释放快乐的地方，他们精心收藏起的记忆，在这儿又有了生命。
　　陈知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没了，搬迁了、改造了，现在让我哥哥（陈知非）把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的样子画出来了，我们的感情就寄托在那幅画上，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我都记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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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1）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
　　采访时间　2002年5月
　　采访地点　北　京
　　采访对象　罗　箭（时年64岁）　罗瑞卿之子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装备部副政委
　　采访记者　董雅丽
　　黄土高坡——我的家乡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那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
　　——罗箭
　　记者：您父亲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四川南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他一直在外漂泊。在您记忆中延安就是老家，对真正的故乡——南充老家是否还有什么印象？
　　罗箭：南充应该说是我父亲的老家，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父亲特别忙，很少有时间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只是到了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他“*”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这些子女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所以父亲在福州养病稍微有点空闲，就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儿时的回忆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兄弟姐妹比较多，但在一起玩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人，“*”*时都被拆散了。
　　在延安，我大妹、二弟也有了。我们一家住在王家坪，大礼堂后边有一排平房。那时候我父亲母亲工作很忙，我大妹比较小，两岁，有一个小战士带她。父母下班后，我们全家也就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在一起，那时候父亲常带我们玩，跟我们说话。
　　记者：您是1938年出生的，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当时您父亲在太行山作战，您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很多这样的孩子，都是父亲母亲在前方打仗，您还记得与您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吗？
　　罗箭：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跟我差10年，我是1938年出生的，是第一个男孩，我父亲当然很高兴了。我一生下来，父亲就到太行山去了。那个时候前方很艰苦，基本上不带孩子，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我记忆中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保育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父亲1943年从太行山回来，那个时候延安的条件都比较艰苦，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部大卡车，很大，他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到保育院去接我。阿姨告诉我，你爸爸从前方回来了，接你回家。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个子高高的，噢，这就是我的爸爸。当时我们在延安很土的，没有见过车，那个大卡车来了以后，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大一个东西。然后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抱着我，我特别紧张，那汽车开起来一按喇叭，都吓得我一哆嗦。那时，我是五六岁的样子。
　　因为父亲受过伤，那是在红军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下巴底下打进去，从颧骨穿出，把关节打碎了，愈合得不好，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咬牙切齿的，再加上他个子高，比较瘦，显得很严肃。对他不熟悉的人老觉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经常开玩笑。而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哪个说怕父亲母亲的。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2）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见不到父亲的情况多不多？
　　罗箭：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记得哪个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父亲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从前方回来个亲人，把我们都接过去。我父母在前方没回来的时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妈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过年过节她就让警卫员骑着马，4个警卫员一个人抱着一个，把我们都接回枣园（朱德的住处）去，过一个周末再回来。我们小时候，康妈妈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
　　我父亲到太行山一去好几年，中间基本上不通音信，当然他觉得把我们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我们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们当时也小，不懂得挂念亲人，但我觉得父亲母亲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因为每次前方有回来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们，说我看看你们长多大了，你爸爸还是老想着你们的，经常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亲在前方，没有时间来看我……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灵魂——罗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把抗大带到前线去要通过封锁线，很危险……所以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
　　——罗箭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当时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负责的。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您父亲时常给学生们演讲，他的演讲很有特色，您听别人讲过他当时的工作吗？
　　罗箭：红军到达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时间，相对稳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红军组织上的问题，思想上还未统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后来听叔叔阿姨讲，那时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亲搞的，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职务，学校日常事务都归他管。后来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通过种种途径，大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像天津“一二·九”运动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地下党也有意做这方面工作，把他们引导到延安，所以那时候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特别多，这样一来，抗大的教育对象才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像我的母亲和好多阿姨们，都是这样的青年学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就找八路军，要抗日也找八路军，要救国还是找八路军，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来，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
　　当时父亲在黄埔军校时，比较崇拜邓演达。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负责人，经常给学生演讲，当时他们那些人演讲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动性。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习、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学演讲的时候，我发现父亲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我现在理解，他的演讲一个是内容精彩，再一个就是声调手势，都要配合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毛主席讲话那个动作都是很大，他经常叉着腰，我父亲也是，激动时动作也很大，那个时候是抗日啊。以前父亲说起这些事也是感慨万千。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3）
记者：当时您父亲作为抗大校长，听说毛主席还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
　　罗箭：我父亲担任抗大校长的时候，毛主席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抗大带到前线去。一方面在前线继续办校，另一方面这是一支很强大的干部队伍。一般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分到各个解放区担任领导职务。这么一个几千人的队伍，要把他们安安全全地带到太行山，是一个非常重的担子。
　　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与第一期、第二期前期的军事干部情况不一样，那些军事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军事素质都非常高，应付各种情况都是驾轻就熟的，但是这批年轻的学生都没经历过战斗的考验，他们通过封锁线、过铁路，容易出问题。当时中间除了晋绥根据地以外，其他都是游击区，所以敌人的巡逻队也经常来来回回地走，敌人把铁路线作为他们的巡逻线，有铁甲列车来回走，所以要通过铁路线，就要趁这个空当通过，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要组织得非常严密，不能有一个人出现问题。大家都非常紧张，只要有一个人暴露目标，那就等于大家都暴露，因为那些学生也没什么武器，碰上全副武装的敌人，没有什么战斗力，牺牲会很大，因此我父亲很不放心。于是他就站在铁路线上，大家有安全感，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
　　一直往前，永不回头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
　　毛泽东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记者：您父亲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要求也这样。毛主席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您认为父亲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罗箭：其实毛主席送他这两句话，很难说是批评，也很难说是赞扬，只能说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对人要求比较严格，这是他一生做人的标准，也是对工作的标准。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最后受苦也是因为这个。他这个人容不得一点邪恶，容不得一点污七八糟的事情，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要求也这样。“*”前他是军委秘书长，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也觉得自己有些太过直露。“*”后，他又出来工作，还是以前的处事原则。我觉得他一生就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个结论，他不能委曲求全，只有一直往前，永不回头。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都是急急忙忙的，工作太多，事情太多。当初一进城，他在公安部，我们家住在缎库，下班有时候走回来，还到派出所检查一下工作，民警都认识他。后来到了部队就更忙了，担任军委秘书长，在我们的印象里，爸爸永远都是忙忙碌碌。我记得有一次国庆焰火表演，有一个记者本来想找我父亲，但没找着，问我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我母亲随口说了一句：“忙，你看你见不着他，我也见不着他，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还有就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达到目标，从不会退缩。举个例子，当时黄埔军校被解散，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党组织。当时他的很多同学，走了各种各样的道路，但是他就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果为了找一个生活出路，他不会那样选择的。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4）
“假党员”的经历
　　“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他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罗箭
　　记者：当时您父亲考的是武汉黄埔军校，那时候他只是一名共青团员，“四一二”政变以后，就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曾经到湖南、上海寻找党组织，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听说您父亲有过“假党员”的经历，有这回事吗？
　　罗箭：当时我父亲考上武汉黄埔分校，分校里头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党决定让这部分力量从武汉沿着长江下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南昌起义很快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