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亲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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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亲历　序（王光美生前为本书而作）
翻阅案头的一大叠书稿，我能感到它的温热。领袖先辈和元帅将军的故事已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亲历者，书中的人物或是我的师长与战友，或是我的后辈与朋友，我大都熟悉与了解，却仍被打动。
　　就一般读者或观众而言，我们对领袖人物及开国元勋们一生的业绩，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也许并不陌生。他们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或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并分别以不同形式走进了历史教科书及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财富。与此同时，人们怀着差不多同样的热情和好奇，想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家庭，关心他们子女生活的近况，也是自然的。《真情见证——开国领袖的亲情家事》和《往事亲历——开国将帅的亲情家事》这两本书，正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愿望和需求。我也是看了有关的章节，才知道有些孩子们的近况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章节，唤起了我最清晰的记忆与感慨。
　　就如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然，历史也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讲述的。这些被讲述的历史落实在书本上，在后人看来，也许不过是一页两页的文字，但对于曾身处其间的人来说，那字里行间，是一个个或喜悦或伤怀，或温馨或惨烈，真真切切的生命记忆。
　　说到书里记述的人物和史实，我应该有一点发言权。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目睹过时间的推移，更主要的是，我知道什么才是那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才是读到这些历史的人应该思索和借鉴的。
　　书里的许多篇章在我看来，是温情脉脉的，它记录了领袖人物和开国元勋们的胸怀和情操，更记下了他们作为一名普通的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带给儿女们的温馨与安慰。这些文字一定会激起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先辈们更深的尊敬与缅怀。
　　不能不提及的是，历史一旦被记录下来，难免会触痛人们的心灵，仔细审视，人们就会知道哪些是应该珍视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历史往往以它独特的方式，为人们作出奇异的命运安排。人们注意到，这些领袖人物及开国元勋们在献身革命、叱咤风云的同时，无一例外地都作出了巨大牺牲。而首当其冲被牺牲的，便是他们的家庭、亲人及子女。颠沛流离、身陷囹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因各异，遭遇却大都相同。许多的往事，我之所以不愿提起，也是因为我个人的经历和遭遇并不例外，我更愿意自己在心底轻轻抚摸擦拭它们。
　　让我欣慰的是，已不年轻的晚辈们，说起儿时的记忆，无论有多少艰辛与痛苦，都是那样的如数家珍、津津乐道，没有半点的牢骚或怨恨。而当他们无一例外地走出红墙、汇入民间的时候，又是那样的自然而然、适得其所。他们同样无一例外地对父辈们当初的严厉乃至苛刻，永志不忘、心存感激。基于这样的信仰与磨炼，我敢说，他们是可以告慰父辈的让人放心的一代。
　　不能不说说这两本书本身及《数*人物》电视栏目。山东电视台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而细致的采访和编辑工作，从影像和文字的结合上挖掘并记录了历史。一个以人生记忆为题材的书及影像，能让人感念前人到潸然落泪，无疑是成功的，更不用说它还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那些永驻心头的名字或许会像潮水一样悄然退去。忽然有一天，这些看似已经消逝的情感记忆，会再度暴露于悠悠天地之间，而且经过了时间的积淀，它们愈发比先前更加珍贵，更让人不舍。
　　说到这些让我魂牵梦萦的名字，我总不自觉地想起李白诗中的两句：“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而今，回首望去，你们已化为天上的星辰，却继续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是为序。
　　2005年5月26日
　　此序言为王光美生前为本书而作，本书也是她生前作序的最后一本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1）
采访时间　2001年7月
　　采访地点　北京　彭梅魁家中
　　采访对象　彭梅魁　彭德怀侄女
　　采访记者　赵　曦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毛泽东为彭德怀写下的一首诗。在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南征北战，为革命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彭大将军”的美名。在他的带领下，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投身革命，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革命家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戎马一生的彭德怀没有一个子女，他最亲近的孩子就是两个烈士弟弟的儿女。
　　回忆我的革命家庭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彭京华是彭德怀二弟，1937年在兄长的影响下奔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40年，彭京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女儿彭梅魁成了烈士遗孤。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父亲也是一位革命烈士，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当初，您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您伯伯彭德怀的影响？
　　彭梅魁：对。1937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因为我们听说当时您还是他们的小哨兵？
　　彭梅魁：1938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开会，他们一开会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实我就成了给他们站岗放哨的。要是有人来了，我就在外面大声地唱歌。他们在里面就会知道有人来了，就不开会了。
　　记者：当时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1929年出生的，那时*岁。
　　记者：您当时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彭梅魁：开始的时候还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年龄大一些就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的家乡还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生命，您父亲就是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杀害的，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彭梅魁：我父亲他们兄弟4个，我父亲叫彭京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我叔叔叫彭荣华，他们都被敌人杀害了。那是1940年农历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里。我叔叔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两岁多，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她看到外面有人，还以为是大哥，后来人越来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对方就开枪了。
　　我的叔叔婶婶听到我姐姐喊就都起来了。我叔叔从厨房往外走，刚一迈脚，就倒下了，子弹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几枪，肠子都出来了。他一个脚在外边，一个脚还在屋里。我婶婶的手也受伤了。姐姐喊我父亲：“伯伯，你快来啊，我爸爸死了。”我父亲就和我、还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
　　后来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争了起来，说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走吧，他们硬拉着我父亲走。他们那么多人，我父亲能辩得过谁啊，他们就把我父亲带走了。从我家里走出20多里地，他们给父亲戴上手铐，后来我父亲就被关到了湘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2）
记者：您父亲在当地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群众基础很深厚，听说当时群众也自发组织了多次营救，但因为找不到关押地点而没有行动。直到您父亲被敌人枪杀之后，大家才从乱尸堆里找到他的尸体，运回老家。
　　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父亲被抓走后，梅魁的母亲一度精神崩溃，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幼小的梅魁用稚嫩的双肩撑起家庭的重担。
　　记者：自古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父亲的牺牲对您家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您是不是早早地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彭梅魁：我父亲被拖走了以后，妈妈整天站在大门口，往北看，谁喊她她都不理，也不跟人说话。家里的事情她也都不管了，后来我爸爸的尸体被找回来了，她就跑到山上，到坟前去哭。再后来我妈妈得了精神病，你喊她，她不知道，你哭她也不知道。我那时挺懂事的，妈妈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得管。家里种菜、浇水、做饭，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做。
　　我们家乡人也很好，当时是九月份吧，湖南正是种白菜的时候。我们对门那一家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门两位老人就搬到我们家来住，跟我妈妈和婶婶做伴，还帮我们家把白菜都种好了。大概他们是出于对革命者遗孤的一种同情。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1945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3）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时，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有没有害怕？
　　彭梅魁：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害怕，就是很想见伯伯，我们父亲没有了，母亲也得了病，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但是见面后还是很紧张。我们几个孩子，见了伯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家要哭也哭不出来。后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