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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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个现象：越是好的大学，就越是云里雾里地教一些“没用”的科目。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最流行的专业经常是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越是排名低的学校，越是实际。比如什么财会专业等，在这种学校就非常流行。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3）
这里的道理，我在前面一节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作了一番解释：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生存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方面的需求。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精神需求。我即使在萨福克大学这种普通院校教书，也经常能感觉到那些学文学历史专业的学生更聪明一些。学商的学生素质最差。我最头痛的是那些商学院的本科生来听我的历史课。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对历史毫无兴趣，只是为了完成课程的要求才来学历史，而且还自以为聪明地发明一套理论：学校逼着他们学历史，不过是找借口收他们的学费而已。有一次，一位歪戴着帽子的学生四仰八叉地坐在前排椅子上问：“我就对钱感兴趣。你这门课怎么帮我搞到钱？”
我总是对这些学生说：“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只关心自己下个月的工资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会为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社会公正，你就更可能成为领袖。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谁会选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单的人当你们的领袖？你们更会选一个关心、理解你们的利益的人。这个领袖要理解你的利益，自然会理解许多人的利益。他不是仅仅和你交朋友。他甚至根本不认识你。但是，他研究社会，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样他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许许多多人建立强有力的纽带。”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世界顶尖的企业领袖，本科是学人文的出身。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再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个专攻。主持SAT等“美国高考”的“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对于那些立志读MBA的学生有明确的建议：第一，商学院招募的学生可以来自任何专业。商业院固然对你本科所学的课程有若干要求，但这些要求全可以在工商管理专业以外完成。第二，商学院一般喜欢接受那种完成了广泛的、多面的、有挑战性的课程（a broad，well…rounded，and challenging curriculum）的学生，并不会以某个专业优先。甚至对于那些本科学工商管理的学生，“大学委员会”也鼓励他们在头两年主要选修微积分、心理学、社会研究、经济学、计算机、统计学、写作等课程。要记住，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英语。良好的写作能力被认为是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成功的关键。第三，大学的成绩、成就、标准化考试的成绩都要比具体学什么专业更重要。“大学委员会”所讲的仅仅是一般的商学院的要求。越是精英的商学院，对学生广泛的人文背景就越看重。
北大在中国的地位，恐怕比哈佛在美国还重要。我并不是说北大绝对不能给本科生办个管理学院。但是，如果全国各地五分之一的“第一”都跑到管理学院学什么市场营销之类，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就有了问题。按说，这些“第一”是他们这代人中的精英，是未来的领袖。他们越是第一，越应该关心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在美国，你很难想象这样层级的精英高中生会想到大学里学市场营销。这样下去，北大还能为未来的中国培养领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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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1）
上节谈了中国最精英的学生一头钻进市场营销这类鸡毛蒜皮的专业中的悲哀，但是我并没有讲人文教育究竟有什么用。其实，这个题目我也没有能力讲。因为人文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太复杂，远非我这么一个见识狭隘的人所能理解。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孔之见。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历史。这一经验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是“没用”，也就是非常不实际。历史不能吃不能喝，为什么要学？第二，美国的法学院据说很喜欢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历史专业中有不少想进法学院的学生。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为什么法学院喜欢历史学的训练并不太理解。
美国的大学是自由竞争的。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许多大学的录取通知，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必要时到有关大学再访问一下以作出最后决定。从大学方面看，大家为了竞争，经常在发完录取通知后设一个接待日，欢迎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和家长来参观，并让本校各系派代表介绍自己系里的情况、回答各种问题，以求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良好印象，吸引被录取的学生前来就读。每个系的代表，实际就是本系的推销员，责任是说服大家为什么要来这个系读书。我代表历史系充当过这样的推销员，除了回答关于本系的具体问题外，还特别要解释为什么要学历史。而且，考虑到许多孩子可能瞄准着法学院，我在解释学习历史的价值时，不免经常要讨论历史和法学院的关系。今年我的推销特别成功。教室里挤满了人。其中我解答一位黑人女士的问题很能综合地表达我对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看法，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黑人女士年纪偏大，陪着一位男孩来，我也不知道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她的穿着很“土”，显得挺下层，而且问话总是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当时我正在讲大家对历史的偏见：“看看，许多人都觉得历史没有用。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时候，家长们更要问：‘让我的孩子学历史以后能找到工作吗？’另一部分家长则不知哪里听到法学院很喜欢录取历史专业的学生，就督促孩子学历史，但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
“真的吗？”那位黑人妇女显出好奇的样子，“那你给我讲讲，历史和法学院有什么关系？”
我马上把从一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刑事律师那里听来的话告诉她。当我刚认识这位律师时曾开玩笑地说：“你们这种审判律师，我只在电影里见过。你们的生活一定很有戏剧性吧？”他马上说：“我并不出庭，我干的事情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他显然是了解历史学家的工作。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系里研究美国史的同事。我马上讨教何以会如此。以下是他的解释：
我主要的工作是审阅法庭记录。公诉人、被告律师，乃至各种证人在法庭上讲的话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我在阅读中，要从各方的话的字里行间找破绽。大的破绽可以导致法庭推翻原判。你恐怕难以相信，我阅读的一半以上的案子有很大的破绽，都被推翻了。许多人从监狱中被我救了出来。这些人一般是穷人，自己没有钱雇律师，法庭给指定一个，有时案子审理得非常潦草，所以我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看看，干这种事情，和你们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你们不就是通过阅读档案，在字里行间挖掘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甚至推翻前人根据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吗？说到底，这还是批判性的阅读，是历史的基本训练。 。。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2）
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这是分析史料的基本技巧。刚被奥巴马提名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顿本科时学的就是历史专业。她大一时遇到了历史系的教授Nancy Weiss Malkiel，后者手把手教她怎么分析地阅读文献史料，使她的思维能力有脱胎换骨的跃进。这大概也是她日后能最终登上司法界顶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证了上面那位哈佛法学院出身的律师的话，读史料的功夫和律师的基本训练非常一致。
其实，不仅是历史，文学的训练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有时恐怕更加精深。我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上的全是满堂灌的大课，基本没有讨论。老师讲的，也多是些思想性、艺术性之类的陈词滥调。现在中文系的课也许新潮一些，但估计还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于文学而言，这种形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只有一个人在叙述，没有人挑战老师所垄断的叙述特权。我们夫妻正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耶鲁读博士。我读历史，妻子读文学。我们经常在家里讨论彼此的阅读，我进而也从她那里补了许多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所没有接受的文学训练。比如，她每读小说几乎首先要分析“叙述者的声音”，分析不同的叙述者看到的不同的现实，或者被叙述者有意无意忽略的现实，而不是把小说中的描写都当作“客观描写”。小说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个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目的，因而“事实”也随着这些目的的不同而变化。读者必须意识到哪段话究竟是谁的叙述，是否应该相信这个叙述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经常和我讲，每位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你要从文本分析中发现这种不可靠性。她举出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整个小说就是几个人对一桩凶杀案的截然不同的叙述，解构了事实的客观性。这活像是法庭上律师或公诉人各向对方的证人所进行的反诘问（cross…examination），引出的经常是各说各的“事实”，大家的目标也多是要破解对方的叙述。她以为《罗生门》写得太生硬机械，好像是在套用法庭反诘问的模式。更高超的小说，则微妙得多，破解其中的叙述模式时需要更精微的敏感力和洞察力。在许多场景中，一个人的叙述实际上有着双重叙述者。透过这双重叙述者来观察现实，比透过一个单纯叙述者的偏见更困难。比如，小说中经常写到一位老人回忆年轻时的事情。这时一个人嘴里就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年轻时的他，呈现的是那时他看世界的眼光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现在”的他，即几十年后“看”自己当年“看”到的事实。一个人在两个时空中的利益、情感、理智以及目的可以非常不一样。作为一个读者，你怎么破解这些？这是文学的问题，也可以是法学上的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3）
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叙述的复杂性，文学课最好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大概是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了。妻子特地去旁听过他给本科生讲的莎士比亚课。上课形式非常简单，从来不摆理论，就是大家围绕着作品讨论。即使是布鲁姆这么一位半神式的权威，也绝对不垄断课堂的叙述权利，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们参与讨论，让他们有机会从自己的角度破解文本中的各种叙述。妻子回来对我转述课堂的精彩之处时，也绝不是只讲布鲁姆的话，而是把许多本科生的洞见告诉我。有的时候，一堂课最精彩的“眼位”就是被一位十*岁的女孩子点出来的，是她自己的叙述。布鲁姆如果只顾自己讲、沉浸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这个女孩子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神采就没有人看得到。这样上课，多大的权威也会从学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也不可能垄断叙述。课堂只有变成一个多重叙述的场所，才能反映世界的复杂性。
简单地说，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很像个侦探，和律师读法庭审判记录非常相似。法庭就是不同的叙述者的叙述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指涉的是一个现实。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