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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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试作弊并非没有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只是政治课作弊，其他课不管怎么不喜欢，从来是只逃课不作弊。记得中学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学建筑系，考试作弊被抓住，挨了处分，记入档案，我还写信骂他怎么这么糊涂。我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毕竟他正经学的是建筑学。我这里则要背政治课本。在我看来，强迫我们这样的青年用人生最好的时光背政治教条那才是不道德。这样作弊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2）
我逃课的最大优胜记略是*党史。那堂课我基本没有去过，考试前有些慌张，最后决定盯着同屋老吴。他是我们班最大的一位，进校时32岁，虽然对政治课总是嘲弄，但上课大体还是去的。何况他不仅年纪大、稳重一些，对我这位小老弟有责任，而且马列确实读过不少，水平一定是有的。我在去考场的路上一直缠着他，嘴里念念叨叨：“老吴，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呀！”他不停地摇头：“你可别连累我呀！你坐我边上可以，我把卷子摆在那里，要看随你的便。被抓住是你自己的。我可不是要故意给你看的呀！”我赶紧千恩万谢，依计而行。真考起来，比想象的容易得多。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里都讲了不少。用大家事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战略，要尽可能把相关的“点”写进去。判卷总是按点计分，有一点没有写会扣分，但多写了一点不相关的东西甚至错的东西一般也不扣分。可是，一道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题把我难住了。我看看老吴，他也在那里犯虚。我只好把别的题做完，等着他。等他下笔后，我往他卷子上一瞟，但见他写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一看心里就暗笑：这课扯淡是扯淡，但不会这么便宜你吧。光讲“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肯定不够，总要有几条具体的政策。看来他是靠不住的。我定下神来自己想：那时共产党要团结谁、孤立谁？这么一分析，真还记起不少内容，于是独立完成了这道题。
后来考试成绩下来了，老吴拿了个良，我竟然拿了个优。老吴那几天一直在宿舍里仰天发牢骚：“党呵，我可是一直很信任你的呀！我可是老老实实地上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这小子一学期没有上课，考试抄我的，怎么能让他拿优我拿良呢？”我则反唇相讥：“哈哈，党冤枉你当反革命，下农村那么多年，看来你还是不觉悟呀。仅仅相信党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理解党。看看，我理解党，所以党给我了一个优。你光相信有什么用？”老吴还是气不过，他到毕业时还在说：在所有老师中，就是那个党史老师最没有水平。
其实那个党史老师不错，至少是有自知之明。她知道上政治课是难为大家，从来不会和谁过不去。但另一位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似乎把不来上课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执意要惩罚一下。我一个学期没有上他的课。一进考场，就觉得他认出我来：“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那年头过来的人都知道，政治经济学也是从中学就学，不上课不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一般还是能混过去的。要避免的就是被他盯上。对我最大的危险是：我交卷子时他认出我，然后在我卷子上做个记号，那我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做完题，一直在等待。等到五六个同学都去交卷子时，我迅速跟上去，把自己的卷子和其他同学的一起递过去。我感觉到当时他确实要抓住我，但眼前五六张卷子晃动，他看花了，几乎不可能不搞混。我心情紧张地走出教室，算定自己大概会过这一关。后来听说，我们班的一个和我一起交卷的女生不及格。老师肯定把人和卷子对错号了。当时几乎考试没有不及格的。这实在是件很大的事情。那女生一直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事发后心里非常难过委屈，还给老师写信澄清。老师大概也终于明白自己的“阶级敌人”抓错了。后来那女生顺利通过补考，我则一直不清楚她倒霉是否是因为我，心里多少有些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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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和清华
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资格讲。我只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并没有上过清华。虽然毕业后频频去清华，和不少清华学生有过接触，但那毕竟是隔一层。以下讲的，不过是北大的偏见，望清华的同学见谅。
刚刚考上北大，就跑到中学的语文老师叶向忠那里报喜。那时才知道他是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后来被整到了中学。其实我们准备高考时他已经恢复名誉，可以高就了。但他说我们班上有三个有出息的学生他不能放下不管。等我们一考上大学，他也就从中学出来了。
听到我上了北大，他先是恭喜了我，然后就如数家珍地讲北大和清华的区别：北大松，清华严；北大讲自由，清华讲纪律。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不管你才分如何，大体都要上学校的课。而这些课不仅时间很多，要求也很高，对付功课会耗尽你的精力，自然也就很少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过另一个结果是：“清华产品”质量比较整齐，即使最差的清华学生，只要能毕业，那就是靠得住的。北大则没谱儿了。有非常天才的学生，但也有些学生，上了四年白混过去，照样毕业，什么也干不了。
中学教师一般对人一生影响最大，何况叶老师这样一位非凡的老师。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到了北大有机会还问老师是否如此。一位老师说：哈哈，北大清华的对比是有名的。咱们北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自由散漫”。当年青年节北京高校去天安门*，北大学生如同遛马路一样，大大咧咧，有说有笑，一完事队伍全散了，闹得喇叭里组织者直叫：“北大同学，请你们遵守纪律、保持秩序！”再看清华，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绿球鞋，队伍严整，一丝不乱。这也怪不得为什么北大能折腾了。
我一听心中大喜。因为我上中学时，每次总结优缺点，我的缺点都是“自由散漫”。我当时还挺得意，觉得这样挺“资产阶级”的，有些优越感。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批资产阶级、“小资情调”，这些东西在孩子心目中就越“酷”。我由此相信，在北大，我接受的是自由教育，进而很有些优越感。
北大清华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实在很难说清。大概又需要一个博士论文来讲清楚了。记得当年在北外主编了最通行的英语专业教材的许国璋教授来做过一次讲座。他当年是清华的学生。据他说，1949年以前现在北大的地方是燕京大学，那是洋味十足的私立学校，多是富家子弟，做派自然很潇洒。当时燕京女生的旗袍，领导着时装潮流。清华则以公派生为主力，学生用功，生活简单严谨。可见，北大的精英传统，实在也不全值得那么自豪。
不过，1949年以后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走向极端专业化的道路。清华的文科被取消，变成了一个纯理工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不是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了。没有文科的存在，清华就变得非常枯燥乏味。特别是理工科基本是男生的领地，社会也有女孩子不宜学理工的偏见。结果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来清华男生向我抱怨：为了追某个寝室里的一个女孩子，男生有时不得不每天为那个寝室六个女生打热水！我当时还很奇怪：难道另外五位稀缺的女孩子就没人追吗？如今在美国，女孩子读书超过男孩子一头，结果大学也男女比例失调，许多大学不得不降低对男生的录取标准。有些女权主义者抗议，说女性刚有成就就被压制。但她们很快也哑了：如果一个学校男生太少、女生太多，男生女生就都不报那个学校。毕竟大学不仅仅是读书，也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必须考虑这一面向。特别是一对男女在大学恋爱最后结婚，就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感情故乡，或自己的家，以后拼命捐款回来。美国的大学，自然非常注意学生们的感情环境。中国大学则基本不考虑这些。大学是培养工具的地方。当时清华在这方面，自然也走得比北大更极端了。看看美国的几所理工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有良好的文科课程。几年前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抗议学校的一个描绘甲午战争日本版画展览，说人家辱华。那些版画当然是辱华的，但展览的目的是展示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建立的，展览者对这些版画当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可惜，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乃至能上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理解，无理取闹，自取其辱。也可见我们那种培养工具或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理工教育，有时培养出来的人竟是精神残疾。也正是如此，我对清华恢复文科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校方不要觉得文科仅是几个专业而已，而是把文科当成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话说回来，虽然我自己觉得接受北大的教育更优越，我从北大的“自由”中，还是有得有失。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下篇再谈。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1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1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吴是32岁，另外同是我室友的“二老吴”，乃至班长老贺、高考状元王友琴，大致都和他是同龄人。他和这几个同学，基本是平等相处，不会摆老师的架子。对我们全班，他也明言：“我作为班主任，职责就是上传下达。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上面有什么事情，也通过我向你们传达一下。除此以外，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必管。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能自己管理自己。”可见，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政治学习的大学，我们是够逍遥的了。这种环境虽然离西方大学中那种学生自治还差很远，但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北大学生大概是最有自主权利的。
另一点就是文科课松，比较好混。我这个“逃课大王”，自然也比较容易生存。如果换在清华，我的大学时代肯定就是另外一种过法了。如前文所述，我本来是按自己的第一志愿上了中文系文学专业，但一年后就转念想学历史。再后来，则开始挑战整个专业教育的概念，宣布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
达成这样的认识，是源于自己对教育哲学不断的思考。当过了高考关、进了大学门后，我对自己最大的庆贺是：此生不必再为考试而读书、不必再为别人而读书了！以后读书，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可是，读了一年多，发现即使在北大也并非如此，必须对付许多自己觉得很无聊的课。而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又没有机会去学。为什么“自由教育”并不自由呢？我开始对这种教育背后的哲学进行思索。
我的发现是：即使在最开明的北大，教育还是追求专业的目标。各系老师对教育都有一套见解，许多见解在当时还是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基本是以本专业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这种专业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离了人的目标。我渐渐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专业教育就是对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决定国家需要100名计算机人才，50名笔杆子，于是就在计算机系招100人，在文学专业招50人。这些人的培养目标，全是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只懂得上面让你做的那点事情，甚至只对上面需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你越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越丧失了自我。最后，“理想”的计算机人才，几乎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别人给他输入什么程序他就按什么运行，不懂得喜悦，不懂得哭泣。搞文学的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上面需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就被训练出来去书写这种情感。最可笑的事情还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陈贻煟淌诟嫠呶业摹Ｋ担晃桓愎诺湮难У闹д撸涫蹈径敛怀瞿氖坠攀美础Ｎ椅仕阍趺此的呈资谩Ｋ碇逼车鼗卮穑骸拔也欢馐呛纹浞纪靖嫠呶业摹！彼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