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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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反思精英白领危机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话几乎成了“真理”，没有人会反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开始闹人荒，而且并不是限于某个特殊部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找不到人干活的现象。
　　前一段的“民工荒”，实际上证实了笔者在此之前对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预言，只是预言兑现得比笔者预料得快而已。如今另一个领域又出现严重缺人的现象：高级管理层。这一领域的精英白领供给严重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一
　　不久前，英国的《经济学人》从外资的角度就中国的经济人才问题进行了报道。目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每周高达10亿美元。外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么大笔的资金，谁来经营？外企纷纷抱怨找不到人。
　　Oracle中国南方及香港分部的执行经理Arics　Poon最近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力强、有职业精神的经理，否则就无法维持我们在中国的增长。”著名的会计公司Ernst＆Young中国与香港部分的总裁Anthony　Wu也承认：“我们已经决定不接一些主要客户，因为我们没有人手向他们提供服务。”
　　外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本土化”，用当地的人才替代从本国派来的高薪管理人员，减少费用，否则就无优势可言。如今，给外企服务的中国精英白领已经收入不菲。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在京沪两大城市，外企中层的中方经理，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年终红利）可达万～万美元，大致20多万元人民币；高级经理则收入高达万～万美元，相当于三四十万人民币；企业总裁则岁入8万～9万美元，即六七十万人民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般经营消费品和医药的公司，在美国一个有MBA的雇员可以挣到万～万美元的年薪，在亚洲的职位只有这个数的一半。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白领的收入还是给外企省了一些钱。但是，如今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2％。这些精英白领的工资上涨率则为6％～10％，甚至有过50％这样神话般的加薪。可见这些人的价码正在急剧看涨。以这样的速度，再过几年，中国的白领就会变得太贵了。
　　更重要的是，即使如此高薪，公司还是留不住人。去年在深圳，10个企业总裁中就有一个换了工作；在北京，12个中有一个跳槽。在全国范围内，跳槽率从2001年的％上涨到2004年的％。有些小公司的跳槽率高达30％。像L’Oreal这样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3000名雇员，跳槽率也接近15％。其人事经理称他们在3年内几乎把所有最初雇来的人丢光了。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6）
企业雇用一个高级白领，招募费用非常昂贵；人员不停地换，企业的正常运营就无法维持，大大影响了效率。再加上工资不断地上涨，这些企业很快在中国就没有赚头。一些外企已经开始想后路，希望到别的国家找机会。
　　这一状况，为中国经济提出了严重的警报。中国能否像现在这样持续地、大量地吸引外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提供足够的、称职的管理人员来经营这些资本。否则，外资就不会再来。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费用在上升，中国必须不断提高产业层次，摆脱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才有出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吸引高技术的尖端产业，而不仅仅是那些有很少技术要求的服装业。但是，越是尖端的产业，越需要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管理人员，就会阻碍中国企业的升级。
　　二
　　高级白领的高薪，与民工的低薪甚至拿不到工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说明中国高级白领的严重短缺。外商的普遍抱怨是，在中国找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实在太难。好的就那么几个，谁都在抢，结果这些人在哪家都待不长。GE的一位培训主管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第一代，他们的父母是在国有企业效力，他们没有榜样可学。Asimco　Technologies的一位总裁也说，中国的人才常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官僚习气太重；一部分来自私营企业，又实在有些太无法无天。更多的外商则抱怨，中国的雇员缺乏创意、冒险精神和管理才能，同时对自己的估价又太高。中国的教育太强调死记硬背。许多人才履历很好，英语不错，但总是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在一个部门按部就班还可以，一旦需要跨部门协调，主动和其他人合作，就无所适从。
　　这些对中国刚刚开始了解的外商，当然只是看到现象，并不一定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源。不过，他们的意见，到底属于“用人单位”的反馈。我们必须据此进行反省。这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可雇人才的现象，在如今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严重，许多“海归”也纷纷成了“海待”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令人震惊。精英白领层毕竟属于一个比较小的群体，空缺有限。我们只有提供足够的人才供给量，这些精英白领才不会这样炙手可热，价码才不会过高，乃至吓走外商。但是，我们的大学年年扩招，守着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竟不能为这么几个位置供应称职的人才。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三
　　笔者在近作《谁的大学》一书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教育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体制。大学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并由“上面”定出档次，按级“领赏”、拨经费。这样，大学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竞争，只有让学生在一套僵化的考试制度下竞争。学生从小就围绕着高考，被老师家长高度看护，毫无独立精神，而且背景越来越单一，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学生在大学里泡在一起，对社会的见识就越来越狭窄，开创精神越来越差，而且总是抱着一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状元心态”，眼高手低。笔者在美国见过一些名校的中国学生，一毕业就回国。问他们为什么不在美国闯一闯，回答是，太累了，还是回去的日子容易过。结果他们连试也不肯试一下，留学多年，在外面就没有竞争过。这样的态度，“海归”不“海归”有什么用？
　　我们的文化，更有走向封闭保守之势。比如去年掀起的读经运动，公开提倡死记硬背。最近连、宋访问大陆，一些人不注意分析其政治上的创意，反而盯着宋楚瑜那篇《祭黄帝文》，称其中“订律设制，立五千年不拔之根基。造车指南，辨兆万民不易之方向”之语“有点骈体文的味道”。论者一边指出，“这样的文字，搁在晚清，随便哪个年轻秀才，恐怕都能写出来”，一边不停地赞叹人家的国学根底令大陆同代人汗颜。其实，连、宋来访，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何必拿这个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能够写出来的句子说事？我们应该为讲不出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而羞愧。如果仅仅是重复“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讲得出来的话”，又有什么可汗颜的？可见，我们的社会文化，崇拜的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复前人的能力。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的毕业生进了现代企业中找不到北，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一位朋友，有位号称是不争气的儿子。当年他在美国找到教职，告诉这位在国内还没有上高中的儿子：“好好学英语！”但他儿子一句英语也没有学，收集一堆“*”纪念章，要到美国做买卖。买卖当然是没有做成，学也上得不怎么样。高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后来到社区大学（相当于我们的大专、夜大之类）读书，再跳到一个小大学完成学业，如今跑到上海，成了高薪白领，手下有一群清华、北大的MBA。我这朋友说，我这孩子要是在国内，什么机会也不会有，最差的大学也上不了。但就是能折腾。结果七折腾八折腾，如今比我挣得多多了。
　　中国的教育还鼓励学生折腾吗？连学生开餐馆都成了不务正业，毕业后除了照本宣科还会什么呢？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需要多元的教育体制，要鼓励小的民办大学的成长，要把学生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录取标准，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半工半读地完成学业，要号召年轻人到国外闯天下。单靠国家投资，自以为是地创几个“一流”，培养出来的人，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这个部门不改革，教育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1）
一转眼就30年了。30年前我上北大时还没满18岁。如今已经是奔半百的人了。我曾经反复地说，大学是一个人的心灵故乡，一生的精神账户。北大四年，塑造着我的一生，想忘也忘不了，讲起来话也长。30年后，应该作个反省：从北大得到了什么，从北大没有得到什么？北大的好处在哪里，北大的坏处在哪里？我是散漫惯了的人，无法系统地整理思绪，索性把随时想到的分开来慢慢讲了。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对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六、七岁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住时，偶然跑到家后面的农地，看到了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有人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被埋到深深的地下，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时是否父母正在下干校已经记不清了。其实即使他们在，也是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我在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独实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做恶梦，甚至从床上滚下来……由此开始了一场面对死亡的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记得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晚报》当记者，跑去采访李泽厚。李先生不是个很健谈的人，不过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当人意识到死的时候，才感到真正在活着”。我听了浑身一振，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全回想起来了。确实，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来让世界记住。这种劲头，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觉醒。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之：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其实后来考不上的也没有插队）。刚刚“觉醒”的我，什么事情都要思考。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其实这话是“*”前“17年”留下的。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和家长都对之深信不疑，觉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学就学数理化。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一想到一辈子搞技术，就觉得灵魂里空荡荡的，寒冷得浑身发抖，喜欢的就是文史。说实在的，这种心情，实在也说明了我们的教育的问题。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内心最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哪里管这一套？教育就是让你成为干某件事情的工具。这也是当时越是“有用”的专业越让我感到空虚的原因。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2）
这一举动，首先惹急了家长。父母连续彻夜开家庭会议，要求我学理科。在他们看来，文科一是没用，二是危险。这是那代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的普遍心态。当然还有另一层面，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当时，好学生都上了理科班，学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国家机关干部，同事彼此之间其实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来比去，竞争激烈。说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