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余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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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广为普及之前，就已作为住在中国的西域人的宗教而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佛教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6世纪左右的洛阳已经呈现出一派佛教都市的景象。伽蓝处处，其中有不少是像永宁寺、景明寺那样的大型寺院。不论在建筑的规模上，还是从寺院的历史来看，仍然以白马寺最为出类拔萃。
《洛阳伽蓝记》第四卷有关于白马寺的记述。
据说白马寺的浮图（塔）处，种植着荼林与葡萄。荼林也作“涂林”，传说因张骞自涂林国得石榴，故以国名转而指石榴。在由西域人最初建立的寺院塔前，种植与西域有渊源的石榴和葡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些石榴和葡萄
——异于余处。
它们跟常见的石榴和葡萄不一样。书中还说，葡萄的颗粒大于枣，石榴的果实重达七斤。
度量衡的单位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现在的一斤为五百克的标准大致形成于唐代以后，此前的一斤约为二百二十二克。即使按汉代的一斤等于二百二十二克来计算，北魏时的七斤也重达一点五公斤以上，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大得出奇。
到了白马寺的石榴和葡萄成熟的时候，皇帝必定亲临白马寺。有时也把果实分赐给宫女们，得到这些硕大味美的珍果之后，宫女们又将之分送给亲属，大概是想请亲人们也品尝一下这天下闻名的“奇味”。而接受赠送的人也舍不得吃下这难得的天下绝品，于是又将它转送给平日对自己有恩的亲友。那得到转送的亲友也一样觉得吃了可惜，便将果实又送给自己敬重的人。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转送下去。
当时洛阳人有一句话
——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白马寺的石榴，一个就抵得一头牛的价值。可见其珍奇程度。
较北魏稍前，曾由出身的前赵和后赵两个短命王朝统治中原。后赵王名叫石虎，在史书中被描述为典型的暴君。他建都于洛阳附近的邺，有一本记述这段历史的书叫《邺中记》。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碗，其味不酸。
原来不时也出现过特大号的石榴。
盂和碗都是盛饭的容器，想是海碗一般大小。重达一点五公斤的果实有海碗那么大，倒也不足为奇。这样的话，形容它比拳头大似乎远远不够，说是有小孩的头那么大，也不为过。
说到小孩的头，我不禁想起鬼子母神的传说。
鬼子母神是保护幼儿和保佑安产的神，直到今天日本各地仍有供奉。不过此神在印度叫做诃梨帝，原是鬼神之妻，生了五百个子女。她是个极其邪恶残忍的夜叉，专以他人的幼儿为食。佛陀为了惩戒她，故意把她的一个孩子藏起来。鬼子母神痛失一子，哀叹不已。佛陀告诫她说
——只不过是五百个之中的一个，你就悲哀至此，那些被你吃掉了孩子的父母又如何呢？
鬼子母神翻然醒悟，从此变为善神。
鬼子母神为寻找那个失踪的孩子，动员眷族魔神展开翻天覆地的搜寻。这幅图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画的一个常见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石涛（17世纪画家）的作品，这幅画几年前曾在日本展出。
转变为幼儿保护神以及安产之神的鬼子母神像大多左手抱婴儿，右手持吉祥果。这吉祥果就是石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3）
传说佛陀曾说
——想吃幼儿的时候，就吃石榴吧。
不过手持吉祥果的神像不仅有鬼子母神，比如持世观音以及孔雀明王手里拿的也是石榴。
石榴的大小，以及吃的时候流出的红色果汁容易让人联想到血液，所以才有人把它和幼儿的头联系在一起吧。
吉祥果即代表吉庆祥和的果实。而石榴果多籽，所以被当做多子多福、子孙繁荣的象征。也有人用石榴图作为庆贺新婚的礼物。反之，无花果的字面含义即无花之果，因此一直被看做不吉祥的果物。祝贺新婚的时候，如果送一幅无花果图，一定为被认为是心怀恶意。
以上说的都是大石榴的事，其实也有小巧可爱的石榴。
在北京紫禁城内，地面多铺石板，很少看到裸露的土地。通常都是用大型花盆盛土，种以树木置于各处。花盆再大，也难种出繁茂的大树。紫禁城内的盆栽树木中有很多石榴树，在满眼的白色大理石壁间，淡红的石榴果实显得非常醒目。
中国宫廷，特别是后宫御苑中，自古多植石榴树。也许石榴的娇艳正适合于后宫的色彩。
传说唐朝代国公主化妆时爱用石榴果实来代替胭脂，至于她是把石榴用作腮红还是口红，却不得而知。当时已经有了染红指甲这样类似现代指甲油一类的化妆法，石榴的应用范围也相当广泛吧。如果石榴的果实被用作化妆品的话，石榴的种子自然会被丢弃于后宫的庭院中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据说代国公主的红妆法招来许多效仿者，以至在当时的后宫中长出了成片的石榴林。
过去形容宫女的衣裙为“石榴裙”，这个名字好像是源于裙裾的石榴色。
鬼子母神手掌中托着被称为吉祥果的石榴，所以有向鬼子母神贡石榴的习俗。人们大概以为她爱吃的是石榴吧。
并非如前所述，石榴是用于代替幼儿的头。传说总是越传越离奇，甚至产生石榴与人的滋味相似的说法，这更是无稽之谈。
一茶一边轻拂着自己的破棉袄，一边咏道：
石榴跟我是一个味儿的。虱子，你爬去吧。
这俳句的意思是说，既然人和石榴的滋味是一样的，那么我身上的虱子，你还是去吃石榴吧。
对于神像所持的吉祥果其实没有必要牵强附会，但石榴自古就可作药用，保护幼儿的鬼子母神手里拿着它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石榴皮可作止痢药，还可抑制胃肠内的异常发酵；据说也是驱除蛔虫的良药。有的家庭用石榴果汁治疗咽喉炎、扁桃腺炎。寺院内多种植石榴树大概也是为了作舍药。
日本人忌讳在庭院中种植果树，但石榴、梅树之类来自中国的“唐样”树种，则被当作例外。也许因为不是日本原产，不依照日本的风俗习惯也不碍事。在后宫的庭院中，石榴因其色彩娇艳而与环境相得益彰。在寺院和私人家中，石榴因其药用价值和外观美丽而备受青睐。
说到忌讳，同样是来自西域的植物，葡萄在日本却不能被随便种在庭院中。葡萄一类蔓生植物长势自上而下，与“零落”相通，所以被视为不吉利之物。
前面引用的一茶的俳句虽然幽默，但日常生活气息却过于浓郁。在日本，石榴很少入诗，在中国则比较常见。也许因其色彩艳丽，大多数作品都把石榴与女性及其娇艳形象联系在一起。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中有一句：
断无消息石榴红。
大意是一个女子思念杳无音信的心上人，连身上穿的石榴红裙都叫人伤感。关于“石榴红”三个字，有人认为所指并非衣裙而是石榴酒。这句之前描述的是室内的景象，所以这句的“石榴红”也应当指室内之物，故而产生石榴裙和石榴酒两种说法。石榴酒不但颜色鲜红，也是一种合欢酒。以更直观的理解，也可说是把眼光移向窗外，映入眼帘的是庭中颜色正红的石榴。因为接下来的一句描写的是室外的景象。
在诗歌中让石榴登场，可以令人联想到女性，也可渲染出浓厚的色彩氛围。
东汉的大学者蔡邕（133—192）有一首《翠鸟诗》：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
翠鸟时来集，振翅修形容。
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
这是一首色彩之歌。石榴作为一种西域植物被引进东方，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这色彩不单渲染了风景，也渲染了诗歌文学。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由西域的陆路，还有一条是经由南海的海路。关于传入年代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一般说来，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期。
6世纪的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前文已谈论过。关于白马寺塔前种植石榴和葡萄一段，即出自这部书。在同一段中，有如下记述：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
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这是一段著名的传说。汉明帝梦见光彩熠熠的金神，于是派遣使节前往西域，求得佛经和佛像。经文由白马背负而来，因此把寺院命名为白马寺。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前往西域的使者是郎中（顾问官）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两位使者陪伴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佛教东传的最初路线就应当是经由西域的陆路。
佛教正式传入之前，已有西域商人到洛阳来做买卖。当时的西域诸国，几乎都信奉佛教。他们来到洛阳，意味着包容他们精神世界的佛教也一同到来。他们一定在洛阳某处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场所，我想很可能就是白马寺。
西域人的佛教信仰展示在洛阳人面前。当地人起初一定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他们，但并未接受这种信仰。语言不通，自然也无法理解教义，并且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还没有想要理解的期求。直到三国时代的乱世来临，人们才开始有了人生究竟为何之类的烦恼，西域人的信仰因此日渐受到关注。
如果汉明帝确实曾向西域或天竺派遣使者的话，多半也是出于他的异国趣味以及管理西域人的实际需要。祭拜金光灿烂的佛像，在当时一定是件荣耀的事。
据说东汉时期，是将佛像置于宫廷之中祭拜。宫廷贵族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优越，并借以向周围夸示这种优越感。与前文提及的白马寺种植的巨大葡萄和石榴被宫廷贵族独占的状况相同，佛像以及沉浸于佛像庄严氛围之中的行为本身对于庶民来说，也是高高在上，或者应当说是近在眼前的别样世界。
中国人在引进佛教之前，对佛教的预备知识虽说止于表面，但已有相当水平的认识。
白马寺内虽有西域僧侣，但他们大概忙于指导当地西域人的信仰，对于向中国人传播佛教并不积极。
待到三国时代的战乱时期，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苦恼原是人间共有，发现原来西域人也与自己是同样的人。直到这时，佛教之门才开始面向中国敞开。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在中国未曾超出异国趣味的领域。
东汉明帝时期，天竺沙门来到洛阳。相关记载见于《魏书·释老志》。
《魏书》完成于554年，编纂者是北齐的魏收。容易混淆的是，《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个部分。为避免同名异书的不便，世人把《三国志》的“魏书”称为《魏志》。近来在日本议论频发的《魏志·倭人传》就来自《三国志》中的“魏书”。就成书先后而言，《三国志》早于《魏书》，却被以别名代之。
以魏为国号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出现，难免容易混淆不清。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东汉之后正式建立魏国是在220年，而北魏道武帝以386年为登国元年，通常把这一年看做北魏建国元年。北魏这个称呼其实也是后世采用的代称，北魏人所用的只是“魏”这个国号。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2）
《释老志》是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的最末一卷，是有关释（佛教）与老（道教）的记述。其中谈到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的情况，但成书当时距东汉已有五百年，很难断定其记述是否准确。
关键是《后汉书》的明帝本纪里不但没有记载天竺沙门来朝一事，连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一事也没有提及。
关于佛教传入初期的情况，中国历史上的记述非常模糊。
此前在中国人看来，佛教是西域人的信仰，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他们渐渐感觉到，佛教似乎具有使灵魂得到救赎的某种力量。这时候，向中国人传授佛教基础的，应该是西域的僧侣们。
《三国志》中有倭人传却无西域传，大概是因为那条名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因战乱而阻塞。住在中国的西域人被断绝了回乡之路，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不由己地受到汉化。而身为佛教徒的西域人的汉化，同时也意味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
在三国以后群雄割据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愈加广泛。各路英雄之中，有的人为祈愿胜利而把佛僧当作法师并让其与军队同行。
随着佛教的推广，对于西域僧人教授的有关佛教的初浅知识，有人开始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