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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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认识了沈端先（夏衍）、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许多人。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边开会，一边写文章，有时停下来针对别人的谈话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督促我写作，但我根本没有写作的才能，后来勉力写了一些，你为了鼓励我，拿到革命互济会的小报发表了。
你带我到沈启予和郑伯奇办的日语夜校上学，你时刻在牵着我往前走……
这一年，我参加了纪念“五卅”示威游行被捕，蹲了六个多月的监狱。在狱里，我受到一位难友的教育，懂得第一件事是如何甩掉尾巴——盯梢的特务。出狱后，我没有直接去西门书店和“左联”，而是送一封信匆匆交给光华书店的店员，等他翻过信封时，我已出门无踪了。你赞赏我这一手和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你让尹五为我处理一些事，租了一个亭子间，我在那里收东西，到时间，总有人来取走。
我和你没有直接联系，你不到我住的地方，但你总能和我在街上碰见。柔石被捕的那天，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弄堂内，张瑛（安娥）在弄堂###给我一包东西。你知道了，叫我立刻搬家，屋里如果没有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回去了。我说我刚买了一条新被窝。你说：“我另送一条给你。”那时我每月有五元钱的生活费，由于安全的关系，时常要搬家，每搬一次，总要损失一些东西，我只好分别在余庆坊、洗衣店、当铺寄存衣物。你又时常给我送一束束材料、一包包新书，以及冬衣、夏衣、日用品。
九、手足情
一九三一年夏，你叫我准备去苏区，我非常高兴，你就带我到提篮桥一个“夜校”，做一些准备工作。那时我在旧书店买了一本美共的刊物《新群众》，我告诉你其中有一种群众剧的方法可以参考，你看到封面上有镰刀铁锤，叫我把本文翻译出来带走。后来你说暂时不能去了。
“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我们中断了联系，“七七”事变不久，你又像早就知道我的情况，一下就找到了我。
你约了夏衍、师毅和我在法租界“洁而精”吃饭，之后夏交五百元给我们办了一张四开的《早报》，郭老为报纸编副刊。
演剧队、战地服务队纷纷组成出发，你和夏又分配我参加服务队。上海周围沦陷，服务队随军后撤，并作了新的部署。杜国庠叫我带信去武汉，你又在那里。我们去郭老家，你又为我安排新的工作。
从我走进社会的一天起，你伸手给我指引路向，你手把手教我描绘画图，你对我嘘寒问暖，你一直是我的良师、挚友、同志、手足啊！
我们曾经踏着碎月漫步在上海法国公园外梧桐树下，我们坐在香港浅水湾咖啡座的窗口眺望雨丝垂落在迷蒙的浴场海水中，我们彳亍在山顶小径遥观海湾的落日，我聆听着你缓慢有力的教诲。我们也有偷闲的时刻，我们共倚在Kings戏院阁楼的栏杆上，品评下面匆匆来去的男男女女。
你从不炫耀自己地谈党的机密，你从不作自我吹嘘。那时，我感到我没有学到你的丝毫优良的东西。但而今，我是庆幸呢，还是悲伤？
半个世纪，是多么悠长的岁月，又像是瞬间即逝；像隔世，又像昨天。
十、阴阳界
我们分别之后，许久，许久；终于，有一天，大地上刮起了另一场大风暴，人们就像在欢庆一九四九年那样，举国欢腾。但是，你们夫妇呢，你们在哪里？
大风暴过后，大批绝代才华昨天还是等同垃圾，一夜之间，变成国家的财宝。连丁玲、胡风也解放了。潘，你究竟是什么！
前年，我去过上海，我经过你的故居，园角的那株玉兰树的白花绿叶依旧伸向竹篱外，可如今，却是物在人已非。
有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说：说有人在王府井见到阿董；有说阿董已在上海安居；有说阿董回香港娘家。——多少好心人的愿望呵！我否定了第一个传闻，但却天天在期待出现一个奇迹。其后，有人告诉我在某个会议上已宣布给你平了反，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材料一看，是简报。有人提出来，这总是好事。终于，你平反了。
此刻，我才知道你是千真万确被彻底推倒了，你的生命，你的陪葬的妻子，你的……
我们毕竟是相隔在阴阳之界了。
有谁知道你是怎样被推倒的吗？ 为什么去小温泉却死在湘西？是双双共患难、同生死的吗？
你们的尸骨如今飘零何处？古时有托梦之说，事虽荒唐，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能给我托个梦吗，你能吗？让我去捡拾几根骨殖，安厝在那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那里曾有你辛劳的足迹；有你的友人可以去探视你；那里一九九七年以后，就要回归祖国；那里还有一个朋友——我的哥哥，他的普通话可以和你畅叙往事了；将来我也会时常去和你们凑一桌桥牌，但我不愿有葬身之地，我将魂游四海。
阴间真有上天与地府吗？ 那些地方想来不是我们去得的。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在这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游荡吧。
。。
哀思和忆念（5）
对你的诬陷不实之词，也推倒了，因为它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因此，它的被推倒，声音自然也是微弱的。
夜深沉，周遭静寂，我们都该安睡了，我将等待你来入梦。
一九八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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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孙师毅（1）
夏衍给孙师毅起了一个诨号叫“辣面书生”，这一诨号确切地概括了他的耿直不阿，不善逢迎，不弄虚假，才高气盛，还有一张小生面孔，然而有时是“铁青”的。
我初次见他是在上海，那天我和潘汉年走在一起，他在和潘打招呼时瞟了我一眼，那是一双男性很妩媚的眼，却带着一丝凶光。再一次是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上，他拉我到天井里，问我在干什么，有没有空，我点了点头，他约我到三马路口跑马厅旁的爵禄旅馆会面。
从此，我在工作、生活习惯方面都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只是没有传授到他的横溢的才气。
我跟着他以夜当日，不停地抄写、填表格，没有朋友、外人来探望我们。旅馆的茶房敲门送饭时，我们就躺在鸦片烟铺两边。他心里可能在痛骂这两个洋场恶少——那时一位不到三十岁，一位只是二十刚出头。
孙师毅大概是在这时期和周恩来有所来往。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这“抄写”工作，有一天，他介绍一位叫周了因的朋友给我，他已经为我安排在《中华日报》编副刊《电影新地》，并交给我一卷稿子。他说，以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你就放胆编起来吧。
当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受到进步电影报刊的批评时，本来他正准备开拍一部新片《摩登夫人》。这部《摩登夫人》说的乃是这位辣面小生孙师毅的恋爱故事。
蔡丢下了《摩登夫人》的剧本，夜以继日赶写《都会的早晨》。接着他又导演了《渔光曲》，《渔光曲》的摄制时间拉长了，为了不使工作脱节，他邀请孙为他编写了《新女性》。
“文如其人”，有谁在电影、戏剧里面讽刺奚落过号称“无冕帝王” 的黄色新闻记者吗？ 孙师毅这样做了。《新女性》公映时，影片和编剧受到黄色记者的猛烈围攻。恰在这时，女主角阮玲玉也卷进去了。阮在初进电影界时，影片公司老板的弟弟诱奸她后，和她同居过的小流氓穷途末路也想敲诈她而兴风作浪，两股浊流汇合在一起了。于是黄色记者在记述法官的肮脏语言之后，用奚落轻佻的笔法，描写阮玲玉羞答答地：“是的，是的！”法官宣布：“退庭！”
阮玲玉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以“人言可畏”的遗言自杀。孙师毅在阮的灵堂两边写了一副挽联，最后的一句是：“群犬吠声杀弱者”。
孙师毅在各个领域涉猎颇广。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早已是山东实验艺术剧院的老师，蓝苹那时曾是他的学生。二十年代后期，他在商务电影部、在神州与汪煦昌、郑应时等合作，他编剧，导演，又当演员。有声电影兴起后，他又创作了大量响彻遐迩的著名歌词如：《开路先锋歌》、《新女性歌》等。除了以上与戏剧电影、音乐、教育等关系之外，他和新闻、出版，以至井冈山的枪炮声，曾经轰动上海的大陆大厦共产国际事件，潘汉年与夏衍失去联系以后在良友出版公司的会面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都有一丝半缕的牵连。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交了一笔钱给孙师毅办了一份《早报》，郭老为《早报》编副刊，我为副刊划样。不久我被安排到张发奎部队的“战地服务队”。上海沦陷，张后撤时把服务队移交给黄绍。我和一部分人转移到武汉。
孙师毅带领了他在无锡江苏省教育学院的电影广播教育专修科的一批学生撤退到武汉（这批学生后来都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精英），他参加到筹组第三厅的工作中去了。
一九三九年秋，他找我去他的重庆住处，告诉我潘汉年托人叫我去香港，他问我已经知道了没有。那天恰巧遇到空袭，我们到他附近的七星岩下一个天然的山洞中躲避。我们都大夸这个山洞是避空袭的好去处。但是，第二天日寇的炸弹炸中了洞口附近的一堆汽油筒，洞中百余人无一生还。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由香港经重庆返缅甸时，潘汉年叫我先找孙。重庆正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夜幕降临后，他带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在挤公共汽车时，他从车门上摔下来，浑身泥泞，使我心中惴惴不安。
日寇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庆。“二流堂”名称的玩笑传到他耳里时，他特地来劝我：“在此时此地，在国民党统治下，以至将来形势变迁，这种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 （现在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手抱小女儿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此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那时，他的离居的妻子兰兰也从台湾来到香港。潘汉年看着我大笑一通：“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件事只好由你来斡旋了。”然而，费了好多唇舌，这对破裂的夫妻终是无法弥缝。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像窗外一串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追忆孙师毅（2）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那时我知道他在策反国民党一个单位起义。
这个策划没有成功；接着因言论问题，他被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地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一九五七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渡过这个可怕的灾难。
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 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一九五八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