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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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就很清楚，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里面，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东”，只是“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官渡之战以后，赤壁之战以前。如果把政权这个“上层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权比做“盖房子”，那么，这时能够在中原大地上“盖新房子”的“开发商”兼“建筑师”，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则好比取得了资质。一个原本就有这方面能耐的人，获得了这样两个条件还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复废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准备动手的信号。��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图纸吗？没有。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个政权用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的话说，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坟！如果用人制度当真照此改革，士族还能垄断做官的权利吗？甚至就连曹操父子喜欢文学，也和士族不对劲。因为士族重视的是修身治国的“经义”，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辞”。��
　　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尽了名士的讥讽。曹操对此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很清楚自己会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会和士族同声相应。他的办法是有选择地杀人。他曾经想杀杨彪，但没有杀成，杀成了的是孔融。杨家（杨彪）和袁家（袁绍）一样，也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而且比袁绍还牛，五世三公。孔融则是名士中顶尖级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孙。曹操想杀杨彪，敢杀孔融，说明他对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则不必杀），却不在乎（否则不敢杀）。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对，不是他最大的困难。��
　　曹操的困难就是他的资本。曹操的资本是什么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着这一资本，他才征得了土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盖一栋新的。相反，他还必须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旧房子的样子，就像一个尽心尽职的老管家，而不是强行拆迁的开发商。显然，曹操的房子并不好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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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4）
好在曹操是一个有理想无蓝图的人，他可以边干边摸索。曹操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搞装修”。或者说，用“搞装修”的办法，一点一点进行改造，最后再把别人的房子变成自己的。这种办法好是好，却有一个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里面烂透了，框架还得留着。东汉王朝这个“老房子”的框架是什么样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顶就是大汉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屋顶就有了，但那支柱却三根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再也扶不起来。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会塌下来。��
　　这就是曹操的难题，也是士族的难题。曹操的难处在于，他不能拆房子，因此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装修，而且说白了就是要偷梁换柱，这根柱子又不能不动。士族的难处则在于，柱子是用来支撑屋顶的，它也只能跟着屋顶走。现在屋顶跑到曹操那里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于变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则等于没有了屋顶。屋顶没了，要柱子干什么？这真是难死人了。��
　　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曹操实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线”，他那里出身士族或追随士族的名士还是比别人多。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很清楚，没有这些人，他连“装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跟着曹操一条道走到黑。也就是说，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一来，曹操与士族、名士，就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关系之中。因此，他身边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杀掉的也比别人多。因为他不能不小心防范，甚至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滥杀无辜。比方说，逼死荀彧，杀崔琰，杀杨修。这几个案子常常让人费解，觉得曹操是没事找事小题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
　　曹操的滥杀必须批判，曹操的怀疑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另有想法的各类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种人值得一说。第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也不让他搞装修，孔融就是。第二种是认屋顶也认装修工，还帮一些忙，但希望他装修成原样，再还给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种是你搞装修我也搞装修。表面上帮你搞，实际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诉你房子其实应该像我说的那样盖，陈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位成为魏王。没过多久，陈群就“及时”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官人法”，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官职。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下令实施。又没过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拥戴下当了皇帝，帝国这栋房子（这时只有大半栋）从姓刘的手上正式“过户”给了姓曹的。��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要知道，为了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政权，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杀了多少人，最后逼得他只能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换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装修好，就要办“产权证”时，却发现他要换的“柱子”变成了“地基”，甚至变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你说，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
　　

殊途同归（5）
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范文澜先生所说：“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然而，曹魏毕竟是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权”。一旦改变性质，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终于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孙吴和蜀汉又如何？��
　　孙吴和蜀汉原本没有资格建国。孙权的父兄靠着武力抢了一块地盘，但那在理论上只是帝国大厦里面的一套公寓，孙权自己没有房产证的。刘备就更可怜，不要说房子，连房间都没有，只能借别人的住。他们能够自己盖房子，还得感谢曹操开了一个头，也得感谢曹操为他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权和刘备采取了与曹操不同的建国路线和战略方针。如果说，曹操是逆流而上，那么，孙权和刘备，则一个是顺势而为，一个是绕道而行。顺势而为的是孙权。这就是“江东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讲过，东吴政权的主体，原本是以周瑜为代表的淮泗将领，和以张昭为代表的流亡北士。这些人都是外来力量，党羽不多，势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为如此，孙权不能单靠他们来建国。单单依靠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东吴就永远是一个飘忽的政权。因此，孙权只能“江东化”，也必须“江东化”。于是，他毅然将一部分政权和一部分兵权，分别交给了顾雍和陆逊。在孙权那里做官的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子弟，更是数以千计。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和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这正是孙吴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双刃剑。“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孙吴政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孙权害怕的。这就使得孙权内心分裂，心理变态，作风刚愎，作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讲的几个案子那样令人费解，恐怕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孙权临终时指定的顾命大臣，一个大将军诸葛恪，一个会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孙权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东士族的。因此，孙权淫威独擅，用刑严峻；东吴言路不通，离心离德。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北方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晋。��
　　如果说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就是“计划外单列”。按理说，刘备原本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将军、豫州牧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武士强谋士弱”（范文澜语），成不了气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时候，没什么人把他看作竞争对手。鲁肃的“东吴版《隆中对》”，也只说与曹操、刘表三分天下。蜀汉，实在是“计划外”冒出来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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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6）
刘备居然成功，一半归于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则要算他运气好。运气好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武士强谋士弱”变成了武士谋士都强；二是他的两个同族——刘表和刘璋，武士、谋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谋士虽强而不能用，结果被刘备夺了地盘。当然，刘备能够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贤如渴。但一个人再思贤如渴，也得有贤人让他思、让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运气的成分。至于刘表、刘璋的弱，就完全是刘备的运气了。��
　　蜀汉政权既然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刘备心里恐怕并没有底。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好在刘备聪明。他一直盯着曹操，然后反着来（刘备曾经对庞统说“每与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刘备就来个绕道而行，尽量避免与士族发生正面冲突。《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说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都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皆处之显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
　　诸葛亮治国，就更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在《情天恨海》和《无力回天》两集讲过，诸葛亮执政后，实行依法治国，依法用人，结果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个人都勤奋向上（人怀自厉）。他又非常注意选拔使用本土人才，结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这也是有证据的。比如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对诸葛亮赞不绝口。据《三国志·张裔传》，张裔经常对人说，亮公颁发奖赏不会漏掉疏远的人（赏不遗远），执行惩罚不会偏袒亲近的人（罚不阿近）；没有功劳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无功取），虽有权势也免不掉惩罚（刑不可以贵势免）。这就是我们蜀国无论什么人都会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可见，诸葛亮确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蜀汉也成为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那么，三国当中，蜀汉为什么又最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