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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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古代读书人的生计问题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的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的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夑郑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
在郑板桥还在做官的时候,给孩子写信,劝其多背诵唐诗,不说大道理,只说是可以跟大人骗点糖果吃。每每大放厥词,说士农工商,其实秩序应该倒过来,把士排在最尾,因为士什么都不做。一个进士出身做过地方官的人,地皮不刮,买过几十亩薄田,大概不足以坐地主,收田租过活,也不屑于谋个地方书院的山长,做回大官的幕僚,却自食其力,卖字画为生,跟他先前的境界,不无关系。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需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那时候就流传着很多故事,说是某某大官,某某富商,求画不得,只好用计。知道郑板桥嗜狗肉,就化装成一个老人,烹一锅香气四溢的狗肉,备上好酒,专候在郑板桥经过的地方,待其酒足饭饱,画就赚到手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无官一身轻的郑板桥,不止是个可人,而且是个牛人,不大受权势金钱奴役的牛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为屋,两对才子佳人的事迹出了大名。 一对是侯朝宗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尊称)”。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领袖文坛。而侯朝宗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20许人,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40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的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份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于死后文集遭到查禁*,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的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文昌帝君的联宗故事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传说他名叫张恶子,又被称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个星宿,据说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运的,但是由于有个文字当头,变来变去,成了负责文人科场命运的神。而梓潼神张恶子,原本是梓潼一带的地方神,其来历和身世颇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这两种神怎么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大儒余樾说,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但道士们说,没错,本为星宿化成人,历朝显灵。神鬼之事,难言之,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元朝以后,就这样了,读书人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对其来路有所怀疑,也得向这个本姓张的神叩头礼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来,每个县都有一个文昌宫或者文昌阁,里面必定供着张恶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营,约定俗成,还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主管文运的庙宇以